《经济学通识》就是薛兆丰教授的一部自选集，他从自己10多年写作的文章中，精选出98篇。就像他所说的：“想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或真正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你绕不开这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
　　读这本书，你会产生一种随时烧脑毁三观的冲击感。
　　◆ 你将逐渐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衡量；
　　◆ 你知道不仅要看“局部”，而且还要看“全部”；
　　◆ 你不仅能看见“别人看得见的”，还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
　　◆ 你会发现“事实是什么”比“别人怎么形容”更重要；
　　◆ 你还会觉得不少过去看来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原来颠倒过来才对。
　　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阅读本书的后果，就是“世界观”的转变。
　　薛兆丰教授特别强调，这本书并不适合所有人。他出了一套测试题，看看你是否需要这本《经济学通识》。
　　你认同吗？
　　1.高峰期打车难的根本原因是出租车不够
　　2. 要减少失业，就必须创造更多的职位
　　3.掌握价格规律有助于预测价格波动
　　4.商人实行“价格歧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5.政府拍卖土地推高了房屋价格
　　6.实施“同工同酬”法有利于保护弱者的权益
　　7.基尼系数越高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
　　8.商人乱提价会引起通货膨胀
　　9.冗长的销售链条和贪婪的中间商抬高了药价
　　10.遏制投机需求有助于降低房价
　　11. 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
　　12.成功的企业家应该回报社会
　　13.罢工能抵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14.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
　　15.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正确的
　　如果你从没有认可过这些说法，那恭喜你，不必读这本书了。
　　如果你认同过其中一些，那么还是推荐你读一下它吧。
　　世界并不复杂，只是你需要重塑一双慧眼。

作者简介

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薛兆丰长期关注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文章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精彩书评

当有人呼吁“打到微软的霸权”时，他支持维护知识产权和打击盗版；党人们责备黄牛党造成了买票难时，他替春运黄牛党辩护并提出春运火车票应该涨价；当人们把反垄断法称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时，他对反垄断法作了细致的剖析和批评，并坚持只有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才是需要反对的；当人们因为申奥而鼓劲的时候，他指出了“体育经济”的凯恩斯式谬误；当人们因为中国“入世”做了太多让步而感到忧心忡忡时，他以“愈让步，愈进步”为题写文章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人们高举“民主”旗帜时，他冷静地提醒大家“民主”和“自由”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薛兆丰的文章耐读，读了引人思考，思考后能学会运用。
——搜狐财经《di一访谈》

精彩书摘

论堵

北京也以“堵”扬名。事实上，治堵不算难，“按时间路段收费”即可收立竿见影之效；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人们都在试图抗拒有效的方法，转而求助于适得其反的下策。

道路的作用是疏导交通；被疏导的交通的价值越高，道路的价值就越高，这是机场跑道与乡间小路之间的区别。严重的拥堵，可以让高价值的机场跑道沦落为乡间小路；而治堵的目标，就是要设法让道路所实现的价值达到最大，即确保在任何时段，都让对使用道路的需求为最高的车辆顺利通过。这目标清楚，而许多带来反效果的措施，都是因为把这一目标与其他目标混为一谈造成的。

从经济学看，道路不是公用品(public goods)，而是私用品(private goods)。所谓公用品，指的是一个人用不影响其他人用的物品。典型的例子是音乐旋律、故事情节、科学定理等。公用品既可以由政府提供，如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也可以由个人提供，如带版权的电影和书籍。

私用品，指“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物品，包括粮食、电力、用水、医疗服务、教育设施、国家公园、交通工具和公路航道等。私用品也是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个人或私营机构提供的。关键是，不论谁提供，也不论提供者是否向使用者收费，私用品的“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属性不变。公路就是这样：尽管它很可能是政府铺设的，而政府也很可能不收费，但一条车道，一辆车用了，别的车就不能同时同地使用，所以才会发生拥堵。其他私用品，也一概如是。

因此，尽管政府提供了私用品，但政府模仿私营机构的做法，向使用者收费，就仍然具有双重意义。一，收费能区分使用者的需求，能把“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私用品，分配给需求更大的人。二，收费能帮助政府进行成本核算，让政府好像私营机构那样了解他们提供的设施是否划算，从而为将来的公共建设规模提供指南。

很多人一般地反对“用者自付，按价交费”的资源分配办法，动不动就质问“穷人怎么办”。他们不明白，按“价高者得”原则筛选出来的不是贫富，而是需求的大小。富人也有不肯出价的时候，穷人也有很肯出价的时候。要是路权是按拥堵费分配的，那么一个躺在救护车里的贫穷孕妇，是否比一个载女儿上芭蕾舞班的富人更愿意支付拥堵费？一群挤公交的上班族，凑起来的钱是否更容易让一个只身去做美容的家庭妇女让路？显然，市场机制为需求更高的穷人提供了随时战胜需求较低的富人的机会，而其他行政管制手法，则只会削弱穷人的这种机会，并巩固那些行政手段丰富的人的优势。

可能有人会说，政府收的钱已经够多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私用品——哪怕是由政府提供的私用品——是否应该收费，与收取的费用应该用于何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政府分文不收拥堵费，与收取足够高的拥堵费后把收入全部均分给全体市民，这两种做法虽然都能阻止政府增加收入，但对治理拥堵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广州地铁试行免费乘车的经验，是绝好的旁证。假如对地铁这种私用品完全不收费，那么哪怕是需求很低的人也都会涌来；相反，收费后把收入返还给居民，需求低的乘客就会主动回避高峰。

北京的道路不是“到处始终”拥堵，而是“某时某地”拥堵，治堵的办法没有比“按时按段收费”更精准了。越接近这个原则的治堵方案就越有效，越远离这个原则的治堵方案就越无效。例如，提高燃油费就难以有效治堵。这个办法不但会让在非繁忙时段行车的车主吃亏，同时还鼓励了已经缴纳了高额燃油费的车主，去争用本来已经稀缺的道路时段。人们可能还会到周边地区购买汽油，并由此引发管制带来的无谓浪费。不公平加剧了，拥堵则并没有减少。

相似地，企图通过提高牌照费的办法来治堵，也是隔靴搔痒，没抓到要害。管制者没有理由推断外地车对北京道路的需求低于本地车。相反，一般愿意老远开来的汽车，反而应该比在本地的汽车，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办。然而，管制者如果不对外地车牌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提高北京车牌牌照费的做法就难以收到任何治堵的效果。由此看来，通过提高牌照费的办法来治堵，造成的问题恐怕要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再有，之前颁布实施的“摇号发牌”的办法，无论其优劣，无论人们是否会形成一个地下市场来冲抵它的作用，都与“按时按段收费”的办法不沾边。所谓“治堵”，是说现在京城的某些时间某些路段已经太堵了，而不是将来可能堵。即使从此停止发牌，也无助于解决目前的拥堵。

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听到各式各样的治堵建议，包括“优化道路规划”“发展公共交通设施”“缩小城乡差别”“公布政府机构购车用车的详情”，甚至是“让政府部门搬迁到五环外的郊区”，等等。客气地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客气地说，建议者根本就不想在可见的将来看到北京的拥堵得到改善。为什么？建议者们忘掉了“治堵”的目标，那就是确保对使用道路的需求为最高的车辆顺利通过；相反，他们把“治堵”理解为“治理社会”，把许多其他的愿望和目标，都与治堵等同起来，甚至置于治堵之上了。

这是说，大家不妨讨论如何优化这些外界条件，讨论如何改道、如何发展公交、如何限制公权力，但这些问题本身不是治堵的目标。我们不能先放弃“按时间路段收费”这一直接达到目标的办法，退而指望去改变那些间接的因素来治堵。同样的道理，大家不难理解，只要食物供不应求，那么餐厅就应该实施“按质按量”收费办法，而不是指望彻底改善了公款吃喝的现象后才让餐厅收费；鸡肉紧俏了，鸡肉就应该贵，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讨论如何增加牛肉的供应，进而讨论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以致顺带使得鸡肉不用涨价。

至于“按时间路段收费”应该如何实施，短平快的办法之一，就是先设定“适度拥堵”的行车速度，以此为目标，实时调整道路的拥堵费率，用电子显示牌和无线广播等办法公示，通过摄像头来记录经过的车辆的车牌，事后通知并征收拥堵费。可以想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不同时段的拥堵费率就会稳定下来，车主就能形成较准确的预期。如果人们过去按预期可以说“你周一早上六点从机场到北大东门是不会堵车的”，那么实施“按时间路段收费”后，人们就可以这样预言：“你周一早上八点从机场到北大东门也是不会堵车的，但一般要交二十元的拥堵费。”

为什么人们总是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排斥“按时间路段收费”的办法？我想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先生对公众心态作了准确的概括：“治堵可以，但不可以妨碍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显然是大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损害，纳税人出资铺设的道路极大地贬值。

前言/序言

以纯朴的眼光看，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互相依赖；和(4)需要协调。人类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粗略地概括，这四项约束对应着四类经济理论：(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制度理论；和(4)宏观理论。这既是通过经济学原理看社会万象的视角，也是本书排列文章的基本框架。

一，所谓“东西不够”，就是稀缺。稀缺不仅指资源不足，同时也指欲望无限。只有野菜的时候，人想要馒头。有了馒头，就想要喝酒，想要吃肉，想要备足了馒头和酒肉到远方去捕捞海鲜，还要用馒头、酒肉和鱼虾喂养艺术家来拍电影。某登山家在攀登珠峰时借助直升飞机越过了一段路程，遭到纷纷指责，那是因为人们不乐意稀释登顶的荣誉。为了争夺这种人造荣誉，就得花费真金白银和时间精力。物质越丰富，欲望越新奇，所以物质无限丰富、人类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日子是不会到来的。

与稀缺相连的就是竞争。稀缺和竞争，是同义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争出胜负，就必须确定竞争规则；不同的竞争规则，就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后果。其中，所有制是竞争规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全民所有制和政府所有制——不是理想与否的问题，也不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是它们所导致的经济效果，人们能否受得了的问题。

二，所谓“生命有限”，就是指由于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所以人们不乐意延迟消费的事实。把今天可以吃的苹果推迟到明天吃，就不仅有早晚之别，还有有无之别——明天不一定能吃得上这个苹果了。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早一点消费总比晚一点好。

人们往往以为，利息产生的原因是资源有增长的自然趋势。问题是，如果增长是确定无误的，那增长就早落入预期之内，并反映在资源的现值之中，其现值就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的增长。事实上，形成利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延迟消费会带来潜在的风险，这使得以期货换取现货的人，必须向出让现货以获取期货的人给予充分的补偿，否则没有人愿意延迟消费。这部分补偿，是真实利息的本源。不论资源是否增长，也不论增长快慢，只要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利息就会存在；而不确定性越大，真实利息就越高。现货与期货的交易，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基础。

三，所谓“互相依赖”，就是指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又不得不与无数人相互协作才能改善生活的事实。人是自私的，但也有同情心——人们会设身处地地揣度别人的感受，并把这种揣度当作个人感受的一部分。人间因此充满了关爱。然而，人的这种揣度能力，会随着交际网络的扩大而削弱。所以，每个人的爱都只能波及很小的范围。爱心有限，但人无时无刻不需要千万人的帮助，市场便填补了空白。在家庭和朋友圈里，人们重视感情；离开了小圈子，人们仰仗市场和制度的力量。这个连续的光谱，是我们理解人际关系的起点。

只要社会上超过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存在知情不告、尔虞我诈、过河拆桥和互不信任等现象。于是，各种合约安排、组织结构和防范行为便应运而生。环顾我们的社会，法庭、警察、家庭、企业、学校、协会和政党，婚姻中涉及的钻戒、礼金、嫁妆，朋友之间的喝酒、喝酒时夹杂的粗话??种种现象，无一不是为了防范“人际依赖”的隐患而衍生出来的对策。

四，所谓“需要协调”，是指只有依靠合理而可靠的参照系，才能将个人自发的行为导向社会和谐，而不是导向社会混乱的事实。三个人制砖，两个人砌墙，本来合作得天衣无缝。后来一位砌墙的因为熟能生巧而加快了速度，五人的合作便出现了“失衡”，砌墙的劳动力出现了“闲置”或“失业”。要摸索出新的“和谐模式”，不论是让一位砌墙的人转业去帮助制砖，还是改造制砖设备以提高生产率，都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种种宏观经济理论试图刻画、解释和调节的，不外乎是这种因为需要协调而产生的困境。

货币是典型的协调工具。哪怕最简单的铅笔，也需要成千上万人来参与生产。他们不认识对方，不说对方的语言，不信对方的宗教，甚至彼此蔑视和憎恶。世上没有任何人能独自掌握生产铅笔的全部知识，然而铅笔却神奇地被这些独立而分隔的人造出来了。协调这成千上万人的自发行为的参照系，就是价格。如果价格本身受到人为的扭曲，那经济就必定会失调，社会就必定会撕裂。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理解社会的协调机制，以及探讨刻意的协调是否会造成更严重的失调等问题。

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如果我们反复从这四类约束来理解社会，我们就很容易察觉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首先，人类主要以社会的方式而不是自然的方式展开竞争。在大多数场合里，我们不是直接肉搏，而是依照各种各样的人际安排和规则，迂回地争名逐利。生产、经营、求学、交友、成家、结社、诉讼、发表、集会和选举，都是既文明经济学通识（第二版）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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