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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什么中国向世界所做的“和平崛起”的承诺至今不能让西方消除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为什么曾经坚信中国是一个机遇并应接触中国的主张现在在西方失去了市场？为什么讲述“中国故事”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如果您关心这些问题，那么《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将会给您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析。

作者简介

潘成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阿尔弗雷德·迪肯公民与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中澳关系、西方中国学研究及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的编委，先后在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任访问学者，2015年秋应邀到外交学院讲学，2016年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Endeavour Research Fellowship。
张旗，北京大学博士。2012～201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被评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2年获山东大学法学（国际政治）硕士学位，所撰写的硕士论文被评为山东大学和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外交和全球治理。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引论：西方对中国崛起叙事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文献的涌现
中国观察很少观察自身
为什么要观察中国观察
知识、欲望和权力：一种解构和建构分析框架
本书概要及简短反思
第二章　威胁与机遇：一副双焦镜
中国崛起的西方解释范式
什么是范式？
“中国威胁论”范式
基于能力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基于意图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中国机遇论”范式
“十亿顾客”：经济机遇论
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和道义机遇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全球一体化的机遇
“我们都是熊猫对冲者”：双焦镜的纠结
第三章　恐惧和幻想：西方自我与他者想象中的新殖民欲望
中国观察实为现代西方的一种自我想象
畏惧中国：西方/美国殖民欲望中的“中国威胁论”范式
“中国威胁论”反映的是西方自我想象
“中国威胁论”范式中的西方自身建构
建构他者的“中国威胁论”
作为西方和美国自我幻想的“中国机遇论”范式
“机遇论”范式对中国的他者化
作为西方自我想象的“中国机遇论”
第四章　“中国威胁论”与恐惧政治经济学
权力/知识与恐惧政治学
“中国威胁论”与美国的恐惧政治经济学
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军工复合体中的“中国综合征”
美国“中国威胁论”群体中的权力知识互动
第五章　“中国威胁论”：自我实现的预言
构想一个敌人的代价是什么？
“中国威胁论”范式及遏制政策的社会建构
作为社会建构的“中国威胁”：相互回应的一例
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大众和知识分子对西方遏制的回应
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外交回应
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中国威胁论”
第六章　“中国机遇论”：虚假的承诺和错误的前提
中国机遇：一个正面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机遇论”范式的错误前提
“中国机遇论”的虚假承诺
超越对自我与他者的绝对性建构
单边转变还是相互回应？
一种特殊的关系？
追求中国的归附：不可能实现的使命
第七章　幻灭的国际政治
“还击”：西方对华战略的强硬转变
幻想中国与西方的幻灭
从幻灭到恐惧：范式转换与对华政策调整
从希望到幻灭：作为“中国幻想”的“中国机遇论”
第八章　中国观察：走向反思和对话
中国知识和自我反思
中国知识与对话
参考文献
索　引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像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一本新书和它尚未谋面的读者见面，多少要有一些缘分；而一本原本来自异国他乡的书要和中国读者结缘，则更要跨过许多障碍。本书的中文版能够面世，应该归功于很多师长、同人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鼓励、帮助和辛劳促成了这一难得的机缘。
这本书所关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对于这一话题，想必大部分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自近代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国的。常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从国外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也许可以洞察中国的真相，帮助中国人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国家。果真如此吗？西方人睁眼看中国了吗？不能否认，不少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可谓中国通，在中国研究方面造诣精深，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同样不可否认，至少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西方很多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特别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论断却每每徘徊在“威胁”和“机遇”之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中国要么是“威胁”，要么是“机遇”（或者是“威胁”加“机遇”）？这些观察中国的范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国？这本书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进行了解构和剖析。
本书认为，这些看似关于中国的西方叙事，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西方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所谓“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其言外之意是对于西方的威胁或机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他者”，用于区别乃至反衬西方对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国作为“威胁”的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国作为（经济或政治）“机遇”的话语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它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最终会将中国融入世界，使其变得更像“我们”。这些有关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研究中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现状，而是它们更能告诉西方一个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认同的自我。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自传。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以来都被视为“威胁”或“机遇”，从“黄祸”、邪恶的“傅满洲博士”到“红色威胁”，从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趋之若鹜的“中国市场”，不一而足。这些“中国”话语使西方能够把握中国的确定性，知道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这些确定“知识”的获得，与近代以来巨变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现代理性主体自居时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对于现代理性认知主体来说，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当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捉摸不定的“他者”时，西方这种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却难以得到真正满足。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真的不可预测，那么西方也就不成其为现代理性认知主体了。为了维护西方关于现代自我的认同和想象，其渴望确定性的满足就不得不依赖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惧或幻想。通过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学理性），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性重新变得可知。可是在所谓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国——之间，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确定性，而是由恐惧和幻想填补未知的空白：通过恐惧，中国可以被确定为“威胁”，而通过幻想，中国则被定格为“机遇”。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客观知识，与其说是分别来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不如说是西方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在中国的折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西方学者追求国际关系中的确定性的体现（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中国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中国自身，而是随着西方观察者的心态好恶而变化。当然，并不是只有西方才是这样，我们所有人观察外界事物，都难免以自身已有的知识、阅历和价值观为准绳。我们对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们对身边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举一反三，推己及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很少能够清醒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中，这种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匮乏。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忙于“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观察中国观察者。因为正是他们的主流话语在左右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建构，并进而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由双方决策者、双方的内部体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本身就是中西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认为，“中国威胁论”话语的危险在于：通过把中国作为威胁，它所倡导的对华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国推向一个威胁的对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中国机遇论”的研究范式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期望，它的最终幻灭将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殊途同归。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所谓“两面下注”政策，正是这两种中国研究范式在西方对华政策实践上的反映。因此，当中国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时，同时应该认识到它和“中国机遇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中国希望西方能够对自己加深理解、减少偏见，那么仅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西方在对自身的塑造和认同方面保持不变、没有反思的话，那么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将很难超越“威胁”和“机遇”的范式。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没有突破西方主流话语对其的构建和再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国发展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时，其挑战不仅仅是利益和政策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话语层面上的。通过研究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而不是像很多学者那样“直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本身，本书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话语在国际关系中重要作用的重视和思考。
在此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想向曾经鼓励、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所有老师、同事、同学、朋友及家人表示感谢。限于篇幅，很遗憾这里我不能一一提名致谢，但特别需要感谢的首先是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旗博士，他不辞辛苦，反复推敲，用准确精练的译文表达出了本书的英文原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高明秀女士从一开始就对此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如果没有她的推动、策划和在每个环节上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这本书将不会同读者见面。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东亚项目主任于滨老师在百忙之中慷慨为本书作序，他对美国中国学的独到见地一直令我受益匪浅，他对本书的推介和偏爱也令我备受鼓励。此外，北京大学袁明教授、王缉思教授、贾庆国教授、李安山教授，南京大学朱锋教授和现在北大执教的当年北大同窗范士明、于铁军和王联教授，以及我所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学院负责人和同事Brenda Cherednichenko 、Matthew Clarke、David Walker、Fethi Mansouri、Baogang He等都在原书出版后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想感谢的还有我在澳洲的家人和在中国的亲友。最后，我谨以此书缅怀我的父母。毋庸置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这本书。这是又一种际遇。
潘成鑫
2016年1月于澳大利亚吉朗市迪肯大学
序言　西方“中国叙事”的迷失
于滨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一　西方看中国：幻觉与错觉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对华观念为何总是在噩梦与幻梦之间摇摆？为何西方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除了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挥之不去的黄祸以外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为何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垮台论”永远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共存共处？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和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年第一版，2015年再版，简称《中国叙事》）一书中，对西方这种类似精神分裂型的对华观念，进行了深刻、系统和独特的解析。
潘教授的基本论点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表述，与其说是对真正的中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基于西方自身社会话语中的所谓“自传性”（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体潜意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具体说，就是“欲望助长了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渴望，而后者又反过来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实现”。最终，“知识丧失其貌似的纯真，显露出与权力的纽带关系”。由于中国在西方认知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西方的“中国叙事”中，常常出现中国“威胁” 和中国“机遇” 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状态。如果说前者是对崛起的中国的无知而导致的神经性的恐惧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溃，后者则代表不可求的却又无法遏制的物质欲求。不论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镜来折射（而非透视）在西方看来是另类的中国。
《中国叙事》一书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绝或简单地批判，而是从西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虽然此书属政治学类，却涉及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科学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集经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紧扣。两年前第一次读《中国叙事》的英文版时，感觉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西方学界中的强势的学术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议和无奈的咏叹调之混合体，对于西方学界的傲慢与偏见，萨义德的手段是彻底毁之而后快。相比之下，《中国叙事》则是以西式“工具”，对其进行CT式扫描或外科手术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他们自认为理性、科学并占有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视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叙事》比《东方主义》更胜一筹。
当今中国的主流媒体仍在述说中国没有也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亨廷顿”，由此认为中国学者中无法产生论述中国崛起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战略的巨著，至少现在还未出现具有原创力的“大师”。《中国叙事》的出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请注意，不是对个别理论而是整个范式或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头上也许没有亨廷顿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环，他们的成果也许一时还不会在西方学界引发“东方主义”式的轰动效应，由中国人讲述的中国叙事乃至世界叙事的历程肯定会远远长于中国崛起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然而坚冰已破，风帆已扬，面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书山学海，潘成鑫教授已经向顶峰和彼岸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值得中国同行和主流媒体的认同和支持。
二　西方《中国叙事》的“世界”版
其实，关于中国没有“亨廷顿”的说法本身，还可以衍生出众多的话题。一个一直困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突飞猛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又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联不大，或风马牛不相及。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点的同年，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知名教授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部《填补鸿沟》(Bridging the Gap)的专著，力图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美国外交的实践相结合，却难有回天之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大旗，现实派也开发出乐观的“单极稳定论” (unipolar stability)和悲观的“文明冲突论”，与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的延伸“历史终结论”遥相呼应。与此同时，所谓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扩展迅速。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蒸蒸日上，对国际时局的了解、判断和把握却屡屡失误，对外政策中频频诉诸武力，以致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国的外交也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兼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令，甚至到了“顺我者”不昌（如对待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和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的中国），“逆我者”(美国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权)必亡的境地。“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伊斯兰世界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不仅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而且将恐怖和打击目标扩展至欧洲、北非和中亚多地。不仅如此，西方现实主义者早已画上句号的“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狼烟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事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唯恐亚太不乱。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怪象：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高度发达，大师级人物（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柰、福山等）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际的乱象与西方热衷的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却渐行渐远，西方“赢得战争，输掉和平”的幽灵欲在世界范围重现，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布世界已经步入第三次大战(‘a piecemeal’ World War Ⅲ)。
试问，如此辉煌的理论与西方治下的乱世有何连带关系？众多的大师级战略家们对西方理论界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有何评说？也许这就是西方对崛起的中国的“叙事”的国际版“世界叙事”吧。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对非西方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缺少外在敌人而导致的认同危机，建构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原动力。亨廷顿以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又繁衍出所谓“进攻型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完全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将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交往视为你死我活的惨局。
悲观的西方现实主义要消灭臆想中的对手，并以武力征服“不确定”的世界；乐观的西方自由主义则把广袤的非西方世界视为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和西方资本势力的“机遇”，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其目标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标准的各种“自由”——如言论自由（尤其是对社交媒体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无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车臣爆乱、“疆独”、“藏独”等各种极端宗教势力）、贸易自由（从19世纪向中国输出鸦片，到21世纪的TPP中更强调西方大公司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诉讼自由）、移民自由（不等于西方要接受来自非西方地区的难民）——使非西方世界个体化、碎片化，使之无力应对西方资本的流动和意识的传播。
西方自由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其实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无意与现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协。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一样，都具有宗教原教旨主义强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逻辑和理念寻求理论与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19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苏联代表的“正统的”西方共产主义、视男性为万恶之源的女权主义，以及视一切人工痕迹为大逆不道的环保主义等，尽管它们也许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个拥有各种层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分明、善恶对垒的两极体制，并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念改造和征服对方或整个世界。在21世纪的“文明冲突”时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极端性，也塑造了同样排他性、不妥协、极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对手——“伊斯兰国”。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际关系大师们似满腹经纶，在个体上似有条有理，整体上则谬误千里，且害人害己。如今反体制的势力席卷西方各国（如美国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国的马琳·勒庞），右翼如日中天（在奥地利、荷兰、瑞典、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当然还有自认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的“愤怒”和“迷失”的一代，会将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
三　窥见中国版的“中国叙事”和“世界叙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叙事”已成恶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国叙事》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而不能醒悟。为何中国不但可以在纷乱的世界中独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国不仅坚持了独立、自主和主权，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策层面告别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成分，对各类“舶来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为主的更开放、更务实的发展战略，同时避免了共和国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荡或失误。
尽管这一过程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体所带来的，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和繁荣。中国有理由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对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保持清醒头脑，以更自信、更积极、更务实、更包容的姿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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