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知名学者止庵代表作《插花地册子》全新校勘增订,十五周年纪念版,增加内容近20%。
全民阅读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份份永远读不完的书单,而是正确的读书理念与方法(即三观正!)
信息爆炸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回归“原始”阅读是困难而必要的。
我们于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外,还需要一种自我教育;修养、品位、兴趣、爱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
读书是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
以读书进行自我教育可以始于中学、大学乃至人生任何阶段。
《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一个通过读书完成自我教育的实例。
对于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
内容简介
止庵的《插花地册子》是一部奇妙的书,他的往事是他的阅读史,七十年代是反胃与呕吐的历史,他对那个错位的阅读时期感到愤怒。有评论认为他“想掀翻人们已码放整齐的书柜,让那些已戴好冠冕的人和作品露出破绽,同时一些被掩去的作者与书要站到前排。”他一改过去学术味道颇重的风格,写得恬淡随意,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他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
作者简介
止庵,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历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口腔科医师,《健康报》电影录像部编辑,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工程师,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工程师。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目录
增订版序
原序
第一章 小时读书
第二章 创作生涯
第三章 师友之间
第四章 读小说一
第五章 读小说二
第六章 读诗
第七章 读散文
第八章 思想问题
如逝如歌
骊歌
月札
日札
挽歌
后记
后记之二
增订版后记
前言/序言
增订版序
记得当年《插花地册子》面世后,有书评云,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我很感谢论者此番揄扬,但也知晓所言太过夸张;而且话说回来,我的本意并不是在开书目上。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书目只能显示——或暴露——开列者的水平,当然附庸风雅者除外。真有资格开书目的,读书必须足够多,足够广,而且自具标准,又无所偏私,更不能先入为主。我读书则如这书中所述,在范围和次序上都有很大欠缺,迄今难以弥补。所记下的只是一己多年间胡乱读书所留下的零散印象,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但若视为一份推荐书目则难免误人子弟了。——顺便讲一句,我另外的几本书也有被误读之虞:《神拳考》不是讲述历史,《惜别》不是私人回忆录,《周作人传》不是“传记文学”。
我曾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这话讲了将近二十年了,之后这段时间仍然如此。关于读书我写过不少东西,但很少谈到读书的好处,特别是对我自己的好处。这里不妨总括地说一下。回顾平生,我在文、史、哲方面的一点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甚少,更多的还是自己东一本书西一本书读来的。说来未必一定是相关学科的书,也包括各种闲书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在内。以此为基础,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养成一应兴趣、爱好、品位等。将我具体的人生经验及见识与书上所讲的相对照,有如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人生不复暗自摸索,书也不白读了。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而《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
当然,具体说起这码事儿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村上春树在《无比芜杂的心情》中写道:“书这东西,根据年龄或阅读环境的不同,评价一般会微妙地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推移中,我们或许可以读出自己精神的成长与变化来。就是说,将精神定点置于外部,测算这定点与自己的距离变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自己的所在之地。这也是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对我来说,有的书的好处当下就感受到了,有的书的好处却要过很久才能领会,有的书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我去读相关的、比它更为重要的书,也有的书昔曾视若珍宝,今却弃如敝履。此亦如与人来往,有的一度密切,继而疏远,乃至陌如路人;有的则属交友不慎,后来幡然悔悟。不破不立,读书不违此理。
某地曾举办一项名为“三十年三十本书”的活动,要求报出曾影响过自己的书单,我亦在被征集者之列,在附言中强调说,影响了“我们”的书,不一定影响了“我”。就我个人而言,多少年来读书有个基本目的,就是想让“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区分开来。“我们”爱读的书,说来我读得很少。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我不想受到“我们”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之为一种自我教育,正是对于规范化和同质化的反动。人与人之间无非大同小异,但正是这点小异,决定了是“我”而不是“他”,尤其不是“我们”。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解释一下当初何以要起这个书名。“插花地”就是“飞地”,查《现代汉语词典》,飞地,“①指位居甲省(县)而行政上隶属于乙省(县)的土地。②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其意庶几近于所谓“异己”。
将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当年假如不进行这种自我教育,恐怕就谈不上真正受到教育了。以后的人情况容或有所变化,但这一环节大概也不能够完全欠缺。虽然具体内容是不可能照样复制的,前面说到,影响别人的书未必能影响我,同样,影响我的书也未必能影响别人。所以书目还得自己来拟,书也还得自己来读。然而即如前面所云,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这也就是我不揣冒昧,将这本谫陋的小书再度交付出版的缘由。
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原序
我应承下这个题目,整整拖了一年不曾动笔。实在是写起来很不容易。原因有二,其一是要写自己的事情。我一向认为世间什么都可以谈谈,惟独自己的事情除外,因为容易搞得“像煞有介事”。记得有一回和朋友谈起,文艺复兴的流弊之一就是人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而几百年来欧洲以至世界上的乱子多由此而生。看清楚这一点,大概可以引为鉴戒,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觉得这未免可笑,也很可怜。再说读者多半是不相识的,凭什么不先请教一句想听与否,就把你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情说个喋喋不休呢。天下事怕的是自己饶有兴致,而别人索然无味。话说到此,似乎牵扯到意义了,殊不知这是最难确定的,把有意义的看成无意义,因而不说,倒还无所谓,顶多只是遗漏,而古往今来遗漏的事情多了,最终一起归于寂灭而已;麻烦的是把无意义的看成有意义,岂不成了一桩笑话了。废话说了许多,终于还是要写,并不是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也不是一向视为无意义的忽然变废为宝了,道理其实只有一个:既然说过要写,那就写罢。只是有些太个人化的事情可以忽略不提,而且知道即便写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那就不妨换个态度,至少无须装腔作势了。好有一比是明知自家摊儿上只有萝卜白菜,就用不着像卖山珍海味似的起劲吆喝了。当然有会做买卖的,能把萝卜白菜吆喝出山珍海味的价儿来,可惜我没有这个本事,而且总归还是心虚,不如尽量藏拙为幸。
其二是要写童年的记忆。查《现代汉语词典》,“童年”是指“儿童时期,幼年”。这大概是说年龄,真要如此我可就写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我在那个岁数差不多没有记忆。有个办法是混水摸鱼,把后来的事情偷偷儿地移到前面去;但是我却不打算这么干,因为这颇有写小说的意思,那样的话倒不如另替主人公取个名字,索性胡编一气呢,兴许有点儿意思也未可知。这回照旧是实话实说,跟我十年来写文章的路数一样。但如果换个衡量的尺度,比如说经验,知识,或者思想,大概直到现在“童年”也还没有过去呢,这样似乎就可以打一点儿马虎眼了。此外,即使童年只是时间概念,记忆却是绵延一贯的,很难掐头去尾单单截取那么一段儿,而不牵扯到此后的想法和行事。也就是说,童年只是因,后边还有果(或者没有,好比一朵谎花,开过算是完事),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写出来,大概和“童年记忆”的本义也不太离谱罢。说来这些都是找辙而已,可是人若不给自己找辙,又能干得成什么事情呢。反正勉强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了。
话虽是这么说,赶到要动笔了,还是觉得有些为难。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说现在无论谁都是几岁上小学,几岁上中学,几岁上大学,恐怕难得有早慧者,更别提什么天才了。这话原本与自己无关,可是现在要写这篇东西,觉得似乎除了一笔流水账以外,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话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从前写过《如逝如歌》,其实是一部自传。从一九八七年写起,到一九九三年才算完成,在此之前凡是自个儿觉得有点感触的东西大多写在里面了,倒不如拿这个来顶账呢。只是因为是诗的形式,又用了梦窗碧山一路笔法,未免有些晦涩,现在要写也只好给它写本事。但是人生经历讲起来也就是点到为止,话说多了反而没意思。末了想起从前写过一段话:“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那么就以这个为主来谈谈罢。虽然十年间以书为题目写过不少文章,该说的话其实也说了不少了,但那都是书评,未免略为严肃,至少书本子要找出来重看一遍,想清楚好坏究竟在哪里。这回则另辟门径,单单凭记忆说话,也就不妨随便些了。所以算是给那几本随笔集子写本事也行。虽然免不了有记错的地方,可是错误的记忆也是一种记忆。也不是凡记住的都写在这里,有些宁肯忘掉的,我当然就不写了。写的主要还是愿意保留的一点记忆罢。也可以说我写的是记忆在这些年里的沉积物或衍生物。可是还要声明一句,就是读书我也没怎么特别用过功,只不过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好像显得这像回事儿了。但是有一条线索在这里,也就由得我跑野马。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至于“正传”是否仍是“闲话”,抑或更“闲”了几分,那我就不管了。
二○○○年八月九日
后记
几年前我将过去写的小诗筛选一遍,订成个小本本,后缀一篇短文,略述写作经过,末尾有几句话,移过来用在这里似乎更为合适:“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现在我倒似乎可以说,一个人谈了他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眼下这本书已经写完,目录上拟了“后记”一项,其实所要说的也只是上面这些,或者连这些都不说也无妨。然而我是喜欢序与后记这类名目的,因为可以信笔乱说。现在我写文章,多半都是命题作文,我觉得这也不错,怎样能在既定的语境里尽量多讲自己的意思,既有乐趣,也是本事。本事我是没有,但是很想锻炼一下,所以一写再写。但是遇见序或后记,我还是不愿轻易放过,何况是自己的书呢。
信笔乱说也不是没话找话,譬如书名问题便可以一谈。现代文学史上,有几个书名我一向羡慕,像鲁迅的“坟”,周作人的“秉烛谈”和“药味集”,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流言”等都是,可惜这些好名字被他们用过了。二十年前读《郑板桥集》,见其中有残篇曰“刘柳村册子”,记述生平琐事,文笔好,这个题目也好,时间过去许久,印象仍然很深。此番追忆往事,原拟叫做“本事抄”的,虽然稍显枯燥,然而与拙文路数正相符合。偶有朋友批评其中略带自夸之意,则吾岂敢,且亦非本意所在,因此打算调换一个。这就想到郑板桥的文章,那么我也学着弄个“册子”好了。然而郑册成于刘柳村,自有一番机缘;而我半生居住北京,虽然一共搬迁四次,不过是在城里及近郊转悠,哪有什么兴会。觅实不得,转而求虚,兴许能凑泊上点什么,忽然记起“插花地”这个词儿,插花地也就是飞地,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对我来讲,也可以说就是思想罢。
现在这本书,也是思想多,事情少,这与我的记忆不无关系。我这个人记性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好,盖该记住的记不住,而不该记住的反倒都记住了也。所作《挽歌》,有“遗忘像土地一样肥沃”之句,这是我的遗忘礼赞,的确一向以为,与记忆比起来,没准儿遗忘还更有魅力一些。譬如夜空,记忆好比星辰数点,而遗忘便是黑暗,那么究竟哪个更深远,更广大,更无限呢。不过现在要写的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我也只能描述头脑中闪现的那几个模模糊糊的小亮点儿,无法给自己硬画出一片璀璨星空。所以写得空虚乏味恐怕也在所难免。至于思想,其实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对此亦无庸讳言:苦难意识与解构主义,唯美倾向与自然本色,哪一样儿我也不愿舍弃,并不强求统一。说来“统”不可能,“一”太简单,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是多维度的罢。
《插花地册子》原先另外拟有几个章节,写的时候放弃了。包括买书的经历,实在太过琐碎平凡,所以从略;又打算写看电影的记忆,可是说来话长,不如另找机会。看画的事情已经专门写了本小书,这里只补充一句,世间有两位画家与我最是心灵相通,一是鲁奥,一是马格利特,这正好反映了我的情与理两个方面。关于音乐没有说到,可是这也没有多少好讲的,因为在这方面纯粹外行,正好前不久给朋友写信时提及,不如抄在这里算了:“最喜欢的是中世纪修女或修士的无伴奏歌唱,在法国买到几个CD,视为珍宝,真是丝竹之声不如肉声。此外喜欢室内乐,尤其是四重奏,总觉得仅仅是演奏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而观众不过是旁听而已。我认为旁听是最理想的一种接受方式,无论艺术,还是文学。独奏就未免强加于人,交响乐又多少有些造势。交响乐最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因为最黑暗。有两样儿不大投缘,一是狂气,一是甜味,此所以对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皆有点保留也。至于约翰?施特劳斯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轻浮浅薄,洋洋自得,则说得上是颇为反感了。”
这里除《插花地册子》外,还附有《如逝如歌》,不过按理说后者应署名方晴才是。用不着一一指出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是彼此实在有些联系。说得上此详彼略,此略彼详,如果都略过了的,要么是我不想说的,要么如前所述,是已经遗忘了的缘故。这并不足惜,个人的一点琐事,遗忘了也就算了。现在写这本小书,正是要趁记忆全部遗忘之前,把其中一部分强行拦下。然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兴许分不清其间孰轻孰重,甚至孰是孰非。尝读知堂翁校订《明清笑话四种》,见有“恍忽”一则云: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忽,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意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我怕的是如这里所挖苦的不得要领。倘若是说别人的事,不得要领倒也罢了,一句“误会”便可以打发了事;说自己而不得要领,岂不像这里抓痒起溺之人一样可笑了么。因此又很想把这本书叫做“恍忽记”,不过这也许该是我一生著书总的名字,那么暂且搁在一边,留待将来再使用罢。
二○○○年十月十九日
后记之二
费定有本《早年的欢乐》,我还是三十年前读的;写的什么记不真切了,题目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讲到我自己,“早年”并无什么“欢乐”;假如非得指出一项,那么就是这本小书里所记述的了。现在把稿子重校一遍,忽然想起费定的书名,打算移用过来,又觉得未必能够得到他人认同。我所讲的事情,恐怕早已不合时宜。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说老实话无一不是闲书,统统没有实际用处。花那么多工夫在这上面,也只是“穷欢乐”罢了,人家看了大概要笑你是傻瓜或疯子呢。
却说有家出版社曾经陆续推出一种“文库”,包括“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和“外国文化书系”等类。刚开始还有些反响,后来就不大有人理会,再往后则根本在书店里见不着了。这套书选目是否得当,翻译、校点是否认真,均姑置勿论;只是假如早些年面世,恐怕不会落到这般下场。读者的口味已经变了,不复我们当初那样求“博”,转而求“专”,——“文库”的推出,本来旨在适应前一种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没准儿只是急功近利打的幌子而已。
我知道自己赶上一个观念嬗变的时代;至于这变化是好是坏,殊难确定。《渔父》有云:“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我们常常笑人“随波逐流”,或许倒是自家修行不够。虽然我也明白,不够就是不够,假装不了圣人。此所以还要唠叨读什么书,有何感想之类老话。当然不妨声明一句,我读这些闲书,并不耽误读对我确有实际用处之书,——我是学医出身,有用的只是教材,每本厚薄不等,加在一起有几十本,前后历时五载读毕。这里不曾谈到,当年却未尝不用功也。
此外书中遗漏之处还有很多,这回并未逐一补充。理由即如从前所说,挂一漏万总归好过喋喋不休。譬如“思想问题”一节,如果详细报告需要增加几倍篇幅,但未必有多大意义。何况很多话别人早已说过,而且精辟得多。前些时我对朋友讲,这方面所思所想,可以归结为前人的两段话,其一是周作人所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其一是福楼拜所说:“我认为,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都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或七日致路易斯?科莱)——从这个意义上讲,冥思苦想远不及多读点书更其有益,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虽然拈出这两段话来,并强调其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似不失为一得之见。
顺手添加了几幅插图,都是自己喜欢,又有些感想的。与正文并无关系,不妨说是自成片段。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增订版后记
《插花地册子》在二○○一年和二○○五年各印行过一版。后者订正了前者的个别错谬,却又添了新的错谬,如《挽歌》竟漏排了一行。这回重新出版,将插图尽皆删去,对各章内容做了程度不等的修改,还适当有所增补,多采自过去所记的零散笔记,但凡是已经写成文章的就不再重复了。所有增订,均以二○○○年完成这本书时自家的见识为下限,否则未免成了未卜先知。举个例子,书中谈到张爱玲,那时她的中文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尚未揭载,英文作品The Fall of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The Young Maarshal(未完成)亦未付梓,更未由他人译成中文,她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编的剧本也大多没有整理出来,仅凭当时所见的小说《五四遗事》、《怨女》、《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红楼梦魇》,注译的《海上花》,以及一些散文,还无法清晰地了解张爱玲一生后四十年的创作历程,更不可能提出“晚期张爱玲”这说法。现在可以说,她的这一时期大概分为三段: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以英文写作为主,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发表和出版的有Stale Mates、A Return to the Frontier、The Rouge of the North,同时为“电懋”编写剧本,现存九种,此外还有些中译英和英译中之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一年,继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自译为《怨女》后,小说有《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散文有《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还有《红楼梦魇》和《海上花》,晚期创作乃以这一阶段为高峰;一九八一年以后,只有《对照记》及少量散文面世,继续做的主要工作是将《海上花》译为英文,但定稿遗失,致终未完成。这些说来话长,此处略提一下,以见今昔见识上的一点差别,也算是对书中相应部分的补充。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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