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延安精神的力量与时代价值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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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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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1309370

版次：1

商品编码：1188879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3-01

用纸：轻型纸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莱特发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之问几年后，她在到达延安后找到了答案。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条件艰苦、物质贫乏的陕北由弱变强，从小到大，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她的力量源自哪里？

　　作为一部通俗理论读物，本书的特色在于用故事来说理，在文献中找根据，用大白话讲大道理。作者以延安往事为主线，以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为重点，回顾了延安时期诸多有哲理、有力量的经典故事、经典文章、经典论断，对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进行了原汁原味的探讨，讲述了延安时期的人、事、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本书又是一部重铸党魂的力作。走过了95个春秋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跨入了新的历史关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从这里找寻力量。习总书记也说，“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它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忆，也能让每个党员干部提振精气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奉献、去担当。

作者简介

　　陈燕楠，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曾挂职任中共山东淄博市委副书记。

　　2009—2015年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和理论研究，在国内早开展研究式、体验式等培训方法创新。近年来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等领域特别是党性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精彩书评

　　这是一本精辟阐述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的好书。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仔细品读此书，将把我们带回那个热血澎湃的激情岁月，揭示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密码，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虞云耀（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这是一本把我们带回到延安时期，浴血奋战岁月的好书。共产党为祖国奋斗的使命与担当、为人民造福的激情与奉献，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共和国的精神力量和党的财富。

　　——石仲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本书通俗生动，情理交融，给人以智慧、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从延安历史中可以观大局、观方向、观大势，从延安精神的宝库中更能汲取党的建设的力量。

　　——梁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精彩书摘

　　第三章

　　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

　　徜徉在杨家岭，漫步在枣园，徘徊在凤凰山，踟蹰于王家坪。这些来来往往的脚步，缘于这里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思绪绽放的翅膀。

　　有时候，让人遐想的不只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不只是同甘共苦的历史记忆，还有历久弥新的理论光辉。

　　延安，让人难以割舍，缘于延安的窑洞里存活着中国革命的真理。

　　一、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站在新时期的拐点，我们可以大胆地鞭挞故纸堆上被历史洪流所泯灭的鼠目寸光，可历史却固执地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投射着先辈们思想的闪光。胡适曾在《旅京杂记》一文中写道：

　　现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议论的护身符……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

　　或许他的立场就像他自己所批驳的那样，阐释着杜威的实用主义。站在辩证法的角度，他的方法论何尝不是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1.“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30多万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屠刀之下。随后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是中共在遭遇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之际，于彻悟中的共同心声。毛泽东后来多次对外国朋友提及：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并发动了秋收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军屡屡受挫，困顿且迷惘。是继续“进攻”中心城市长沙，还是退却？部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主之下，决定“退往湘南”。不容否认，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这与中共中央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策略悖逆。当然，该策略并非此时中共中央的独立政见，而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直接操控下的结果。“退往湘南”是毛泽东从革命实践出发，违背中央意图却最终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定。

　　南下退却也并非一帆风顺，疲劳、饥饿和伤病困扰着这支南下的部队。战士的意志几乎被消磨殆尽。逃跑，在这支队伍中是稀松平常之事，对部队改编和整顿势在必行。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在连队建党支部这一建军思想。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垮。

　　这里多少已有“武装斗争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 。

　　这种不成熟但却先进的思想火花，与此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水火不容，这成为此后这一思想屡遭指责的重要诱因。

　　罗霄山脉绵延起伏，井冈山层峦叠嶂，季风气候的湿润梅雨，鄱阳湖畔的水稻蚕桑，造就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鱼米之乡。从城市转向农村，一路南下的起义军历经艰险，终于到了井冈山。

　　会师有些日子了，岁月相对复归平静，但人们的心情却显露不出一丝喜色，恰如江南的梅雨，阴郁笼罩。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和忧虑，毛泽东似乎比其他领袖表现得更加刚毅果决，更加理性深刻。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离开长汀来到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对于中共中央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他发出了自己义正词严的反对之声，并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起草了回信。此后一段时间，红四军辗转于赣南闽西，寻机歼敌。

　　雪上加霜的事发生在5月份。是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至红四军工作，被委任为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下车伊始，刘安恭即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横加指责。为了解决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问题，1927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对红军领导必须集权制”及“反对流寇思想”等正确主张，非但不被理解，反而被冠以“机会主义”的罪名，更从组织上丢掉了前委书记一职，变成了前委委员，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会后，被调离红四军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带着身怀六甲的贺子珍赴闽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本来由于梅雨天气的影响，他的疟疾就比较严重，再加上此时内心的苦闷晦暗，整个人似乎都显出虚脱之状。

　　红四军的七大结束了，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红四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如地火一般，随时可能冲破薄弱地带喷涌而出。

　　历史就像命运一样多变，时而一帆风顺，时而一波三折。此时的红四军在军事上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军心涣散。很多军事干部充满离队情绪，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红四军濒临瓦解的境地。而此时的朱德没了毛泽东这位娴于组织工作的左膀右臂，也顿感压力如山。

　　情急之下，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但由于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尚未肃清，特别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和单纯的军事观点，致使红四军在八大召开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显出无组织性，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争论整整两天，前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与七大不差分毫。八大召开的结果其实就是没有结果。

　　领袖终归是领袖，异于常人的不仅是其非凡的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更在于其有流水般包容万物的情怀。经历了红四军七大之后的种种挫折，朱德深感自身组织能力的缺乏。同时，经过反复比较，他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主张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恰恰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身处闽西的毛泽东收到了朱德抛来的橄榄枝，从病榻上翻身而起，重新焕发出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

　　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实事求是地报告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使中共中央正确地认识了毛泽东和红四军。

　　在接到红四军处于生死关头的消息后，陈毅立即动身奔回福建。他还给毛泽东送去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从路线上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并以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毛泽东，将其请回红四军。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错误。

　　在艰苦的行军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探索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折服了几位领袖，在斗争中播撒真理、团结同志、纵横捭阖，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来建党建军。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而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清晰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在回忆创作这篇文章的情形时，毛泽东称：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作“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所在。

　　2.“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没有送来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丹妙药”。苦闷，纠结，彷徨……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工具，为何中国革命依旧乱象丛生？从井冈山到陕北，从长江到黄河，一路走来，毛泽东一直思忖着这个陌生的课题。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毛泽东称作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从大革命的兴起到北伐战争的失败，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卵翼下像是个苦命的孩子，而当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时却又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通过对“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深化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考，催生出一个惊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飞回延安，同行的还有康生、陈云以及带来的斯大林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一行在机场为王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称王明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回到延安，王明真的就做起了“钦差大臣”。在随后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自恃手握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方面卖力地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旨意，另一方面对于抗战以来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王明批评张闻天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刘少奇被点名批评，称之“小册子太多”。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张国焘回忆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鉴于王明的特殊身份，特别是中共党内长期“以俄为师”的思维定式，追随王明的人很多。彭德怀回忆道：

　　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在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抵制也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12月11日，他在发言中也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愤懑、孤独，从毛泽东下面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一二：

　　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是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钦差大臣”的影响还在“发酵”。一位经济学教授，把《资本论》读得很熟，可被问到陕甘宁边区实际经济问题时，他竟然回答：“这个，《资本论》里没有讲，我不能解答。”一位干部，第一天到洛川工作，第二天就下了一道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主席见到他后就问：你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被问得哑口无言。当时的热血青年，迷醉于教条主义的光环。青年们的两个口袋里，只要一个口袋里装的是毛主席的书，另一个口袋里装的书必定是王明的。许多女大的学员把会背马列书、会讲外国话视为找对象的条件。

　　十二月会议的切肤之痛，边区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王明，这个早就在土地革命时期，因米夫支持“一步登天”而掌舵的留苏学生，就曾因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左”，致使中国革命成果几近丧失殆尽。抗战伊始，又领衔“右”的圣命，使抗战伟业濒临危机。王明何以忽“左”忽“右”？错误思想的根源是什么？

　　在长期的革命中，“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源上去探索”的思维，早已成为毛泽东显著的思维特点。在他看来，王明的忽“左”忽“右”，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依然是教条主义。在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从方法论的高度上一语道破“左”的错误实质。虽然很多时候，真理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曲高和寡。这成为抗战初期“右”的错误较难受到抵制的深刻思想根源和历史原因。

　　中国革命吃教条主义的苦头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任凭这种来自共产国际的“右”的错误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毛泽东此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懑。

　　延安的窑洞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奋笔疾书，终于赶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前写下了《论新阶段》。他论述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在毛泽东眼中，马克思主义必须得到发展，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使其中国化。这样的主张得到了其他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就连犯教条主义错误最严重的王明，都不能不对这一倡议做出回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列主义民族化，即是将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地中国化，成为中国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论新阶段》是中共高层倡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发声。当历史学者习惯于津津乐道《论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之时，我们更情愿将其置于更为广阔和恢宏的中国历史背景之下去考量。一旦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这篇文章，便不难发现，它构成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当然，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不同，这次毛泽东成功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胜利的路径，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的广泛尊重与认可。

　　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伊始，马、恩就反复强调：我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毛泽东与王明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谙熟于此，倡导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并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相反，王明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万古不变的教条，既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又贻害中国革命不浅。在历史与事实的教育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党内确立。

　　真理的光芒透过时空，让人们看到了事实的本相，并从中获得力量与智慧。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其成立的主客观条件，抽掉了其存在的“土壤”，那就只剩下了一束艳丽的“塑料花”，却往往被夸夸其谈者视为至宝。他们当然也懂得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永远离不开土壤，一旦把它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就变成了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其实也成为用来吓唬人的道具。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知之甚少的王明，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真理，却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人。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成熟，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力贫乏的“懒汉”。与之相反的是，被他经常讥讽和轻视的毛泽东，没留过洋，没喝过洋墨水，更没有久居大城市。一个成天在山沟沟里蜗居的人，怎么会有超拔惊天的思想？事实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毛泽东概括得再简单不过，那就是重在学会其观察事物、分析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从他的嘴里，永远听不到经典的口诀，听到的恰恰是最朴实无华的“大白话”，而正是这些“大白话”，一语道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随着时间和革命实践的推移，其思想的光芒征服了一切教条主义的无知和傲慢。就连外国学者也称毛泽东赢了，岂不知这场胜利，他赢得并不轻松，而是异常艰难。与其说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出，毋宁说是真理赢得了尊敬。

　　3.“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当时的中国秋脉若浮，如落榆荚，如送归鸿。但延安让人惊诧，惊诧于在食不果腹的贫弱中赢得了兵强马壮。半个世纪以来，无数的学者都在解读这段传奇的历史，却总是绕不过延安整风于灵魂的洗刷。同时，提到延安整风，绕不过的理论滋养正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

　　经历4年的砥砺，1935年近乎“皮包骨头”的共产党，开始兵强马壮。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缺少马列主义的规训，壮大的队伍里定会鱼龙混杂。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到来，这一矛盾凸显了，特别是在军队当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盛行，若不切实有效地解决，流毒必将祸害全党全军。最关键的还是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遗毒虽几经努力，仍没肃清。毕竟，理论上弄清楚一个问题，并不代表实践中能将其贯彻得很好。也就是说，在党内，真正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人并不多。解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全党范围内，依然任重而道远。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皖南事变给新四军带来的重创让人痛心也发人深思。伟人与凡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在危机中把握时机，进而推动革命的发展。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局势，毛泽东率先从危机中看到了机遇，他意识到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吹响了高级干部整风的号角。针对党内存在的阉割理论与实践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录了聆听报告人的感受：

　　毛泽东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到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虽说没有被延安报刊立即发表，但其中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却在全党引起了重视，得到了较好的落实。随后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即结合历史与自己的工作经验，深刻检讨了教条主义错误。张闻天在自我批评中诚恳地讲道：

　　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里，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的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

　　博古两次发言，真诚检讨：

　　我过去只学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主义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对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与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张闻天、博古等人就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真理负责的态度，诚恳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中，这只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生动体现的冰山一角。没有这样一场思想上的“洗澡”，要彻底清除自土地革命以来“恶魔”般附着在中共肌体上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显然并没有止步于高级干部整风取得的初步成果。1942年2月，他又相继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及《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这预示着全党整风的到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反对主观主义被列为三股歪风之首。针对党内那些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便以理论家自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集中分析并阐明什么是理论与理论家，揭穿了“假马克思主义者”迷惑性极强的面纱：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上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理论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

　　而《反对党八股》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要将教条主义的最后一个附身之所——八股文反掉，以彻底肃清党内主观主义的余毒。

　　如果说《反对本本主义》只是毛泽东个人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如果说《论新阶段》仅是党中央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那么，延安整风则是全党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以实事求是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历史是过往，也是命运。

　　延安整风后，中共焕发了生机，中国革命从此无往而不胜，很快迎来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也许，人们会问：是什么赋予全党新生？谜底便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今天，几乎没有人否认这样的事实：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进步；反之，则倒退。

　　历史如活化石一般，昭示人们：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来之不易。没有《反对本本主义》的肇始，没有毛泽东等人反对教条主义的持续努力，没有一步步廓清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迷雾，就不会有延安整风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从一大始，中共就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延安整风之前，尽管党内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有过争议，出过偏差，但是，拨开历史的阴霾，中共坚定的信仰，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执着，即使在最为艰难的时候，都从来没有一点点的迟疑与动摇。王稼祥在《解放》第86期上发表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主义的信徒，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的信徒，他们绝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一时一刻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以“主义”来凝聚人心，汇聚中国力量。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想信念。用习总书记的话讲，即患了“软骨病”。于是，及时行乐尘嚣一时，贪污腐化大行其道。学术界所谓的“精英”“公知”激情鼓噪，宣称要放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鼓吹多元化，公然叫嚣“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真理。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信，还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因为这已然被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

前言/序言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名字。作为一名美国人，1928 年12 月下旬，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短短几年间，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她对新兴的中国共产党颇感兴趣，在一张纸上写出了“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疑问。后来，她如愿来到延安，也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这张各地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照片大家也很熟悉。1938 年，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来到延安。他吃惊地写道：我们越接近红色首都，就越能看到大量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能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这条路就是一条朝圣之路，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被战火从学校里赶出来，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

　　延安，像圣洁的五彩光环，萦绕着多少人对她心仪已久的憧憬，又像徐徐打开的皇皇巨著，激发着多少求知者强烈的探索欲望。

　　不仅70 多年前的史沫特莱、博斯哈德对延安充满了好奇和疑问，就是在今天，慕名来到延安或者尚未来过延安的人们，心中也不免升腾起一个个谜团：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靠什么做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共产党凭着怎样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有识之士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即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照片和影像中所展示的“延安人”总是洋溢着笑脸，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动力来自何方？

　　从刚到延安时的4 万名党员，13 年间，全国发展党员270 万人，猛增近70 倍。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吸引和培养了如此众多的优秀分子，又是靠什么凝聚起广大党员的向心力，并自觉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甘愿奉献、勇于牺牲？这些“外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何能赢得普通老百姓的拥护，在转战陕北的艰险征途中，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气定神闲，游刃有余，徜徉于陕北高原的沟壑之间？

　　为什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当时“正统”的国民党政权，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新时代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为什么总是闪现着延安情愫及其内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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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说过: 世界上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

　　探究以上疑问，如果要寻找出共同的答案，我们不能不感慨: 这无疑是精神的力量！

　　这种精神，源于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光大，并展示出真理的光辉；这种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并以其打动人心的华彩乐章，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放射出夺目的时代光芒。

　　——这就是延安精神!。

　　本书所要展示的，乃是以延安往事为主线，以延安精神原生形态为纲，以平实的语言回顾延安时期的经典故事、经典文章、经典论断，从细小的故事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气、神，从朴素的叙述中寻绎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从鲜活的史料与人物、事件风貌中彰显打动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从延安往事的探寻中，感悟其中所体现的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从而在展现其精神魅力的同时，能够为读者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我们追求中国梦而奋力前行增添不可或缺的精神能量。就请随着我们的叙述，把目光投向历史中的延安，投向历史镜头中的峥嵘岁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