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産權保護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為何能夠在一個製度不完善、政府對保護私有産權沒有可置信承諾的環境下不斷發展起來呢？給定宏觀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同質性，為什麼有些省份的經濟增長會更快而且這些省份內的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又會相對更快呢？民營經濟的地區發展差異是改革後纔齣現的新現象，還是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是何因素所緻？地方政府和官員在各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瞭什麼作用，原因何在？對這些問題的迴答，不僅有助於理解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助於加深對導緻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內在機製的理解，這正是本書的齣發點。書中進一步指齣，對於缺乏完善的正式産權保護的經濟體而言，通過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交換所體現齣來的非正式契約式的地方化産權保護機製，對經濟所能起到的正麵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其作用範圍和存在空間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受製於宏觀政治經濟形勢和環境的變化，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需要建立正式的宏觀的産權保護製度來替代非正式的地方化産權保護機製。

內容簡介

　　本書選取民營經濟極為發達、中國*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為分析對象，在考察瞭1949年後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背後的政治邏輯之後，提齣瞭一個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不同地位，決定瞭地方政治精英齣於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對發展民營經濟采取瞭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全書共分7章。書中的邏輯不僅能夠分析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績效差異，同時也為進一步理解集權體製下的政治經濟學及其性質提供瞭一個分析框架。

作者簡介

　　章奇，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現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興趣為發展經濟學、製度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績效和資源分配。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學術刊物上發錶論文數十篇。

　　劉明興，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經濟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研究興趣為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等中外學術刊物上發錶論文百餘篇。

目錄

1 引論
1.1 問題的提齣
1.2 浙江模式的特點
1.3 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理論和解釋
1.4 本書的解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1.5 浙江模式和現象的理論意義
2浙江的共産主義革命與1949年後的權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産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後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
2.3 20世紀50年代的權力零和博弈
附錄 遊擊隊縣和非遊擊隊縣的變量構建
3為什麼黑夜中狗不叫？農業集體化中的基層反應和策略
3.1 20世紀50初的經濟變局：從新民主主義到過渡時期的總路綫
3.2 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高層政治的迷霧與政策不確定性
3.3 浙江農村的群體性事件（I）：鬧退社
3.4 浙江農村的群體性事件（II）：包産到戶
附錄 “鬧退社”地區差異的計量檢驗
4 失意者們，團結起來： “文革”中的“資本主義”復闢
4.1 從“大躍進”到“四清”
4.2 “文革”中的權力遊戲
4.3 “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效果
附錄 對浙江各縣“文革”期間武鬥激烈程度的計量檢驗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經濟發展：改革時代政治不確定性下的民營經濟和基層創新
5.1 “文革”後浙江的政治走勢和特點
5.2 政治不確定條件下的農業去集體化：1977-1982年間包産到戶的蔓延和閤法化
5.3 1976年後浙江企業傢精神的迸發和民營企業的創業曆程
6 結論和討論I：浙江模式VS.江蘇模式——兼論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和差異
6.1 江蘇省的革命曆史和地方權力結構的特點
6.2 江蘇的“文革”和社隊企業的發軔
6.3 曆史衝擊、地方權力結構和經濟發展：關於江浙對比的幾個可檢驗假說
7結論和討論Ⅱ：權力結構、政商關係和民營經濟的未來

精彩書摘

　　從確保政治生存的邏輯齣發，在本書中我們實際上需要迴答如下問題：地方政治精英對發展本地民營經濟的立場和態度究竟是如何符閤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的？為什麼地方政治精英的立場和態度可以長期不變，且有足夠的實力和資源來實現其*優策略？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製度環境中，民營經濟為什麼仍然能夠以迅猛的速度成長並湧現齣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傢?

　　對這個問題的迴答，要迴到我們一直強調的兩點：一是，即使給定宏觀政治條件和製度環境，地方政治如何解讀和詮釋高層政治動嚮和信號也是可以齣現很大地區差異的，這導緻民營企業所處的實際地方商業環境可以和正式製度的規定有很大偏離；二是，民營經濟發展在改革開放後所錶現齣來的明顯地區差異，揭示瞭地方政治精英會根據地方政治結構所內生的政治利益來決定提供什麼樣的地方商業環境。

　　20世紀80年代中國民營經濟的起飛，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個地方現象（如浙江），並且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隻有在那些民營經濟的發展符閤地方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情況下，民營經濟的發展纔會得到後者的支持與保護，從而獲得瞭一種類似産權保護的準公共産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瞭宏觀政治不確定性所産生的消極影響。

　　我們對浙江（和江蘇）民營經濟發展曆史的分析給齣瞭一個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的一般性模型，即當政治精英的內部權力分配導緻一部分精英被邊緣化從而無法依靠現有體製來保證自己的政治生存時，他們就會通過提供類似産權保護的公共産品來爭取基層支持者的政治支持，從而實現地方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因此，凡是存在類似浙江的權力分配格局和精英內部分化的地方，皆會存在類似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地區差異，這和是否存在一個本地化的乾部群體並沒有必然聯係。這一分析框架，有利於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的地理分布。

　　……

前言/序言

　　中國自1978年所啓動的經濟改革至今已近四十載，無論是其經濟增長的成就還是其所帶來的問題均令人矚目並引人深思。如何解釋並評價這一“中國模式”背後的決定因素和驅動力量，已經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興趣。我自己和閤作者在這一方麵的研究發現，雖然中國擁有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體製，但不同地方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珠三角和長三角、蘇南與溫州、上海與北京、山東與江蘇的模式差異。這些地方模式（包括資源稟賦、社會、政策與體製條件等各方麵）的差異，為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提供瞭一個很好的觀察對象和自然試驗場地。在我近年來主編齣版的《市場、政府治理與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登頂比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體製》兩本書中，我強調瞭這一現象及其背後所揭示的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不同尋常的角色。不過，目前大部分研究均著眼於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描述以及其中的激勵機製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但為什麼在中國高度集權的體製下可以齣現如此大的地方差異，及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含義，相關的研究卻並不多見。

　　章奇博士和劉明興博士的這本《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於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則為解答上述問題提供瞭一個視角。他們指齣，地方政治精英常常麵臨不確定的政治和政策環境，為保證其政治生存，就必須嚮上或嚮下尋求政治支持。前者指嚮上級或更有權力的人尋求支持和保護，後者指嚮下級甚至更基層的支持者尋求政治支持。*終從何處獲得政治支持，取決於他們在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如果他們在整個權力結構和網絡中處於邊緣地位，嚮上尋求政治支持和保護的渠道不存在，導緻他們無法依靠上級的庇護，因而這些邊緣化的政治精英就必須從更基層的力量中尋求政治支持，以*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生存概率。對於體製內那些被邊緣化的政治精英來說，要把這些潛在的基層支持力量轉化為現實的政治支持力量，就必須給他們提供現實的好處，尤其是經濟上的好處，以換取他們對自己在政治上的支持。如果這些邊緣化精英的資源有限，那麼以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的方式持續地嚮某些特定的社會力量提供物質利益以換取其支持就會是一個代價高昂的策略。一個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就是政治精英承諾不剝奪和沒收其潛在支持者的財産，對其投資及其收益予以承認並進行保護，從而提供類似於産權保護之類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産品 （Public goods）。 這就齣現瞭學者經常稱之為“幫助之手”（helping hand）的政府行為（他們把這一機製稱為“地方化産權保護機製”）。與之相反，那些和權力上層關係緊密的地方政治精英，由於其政治前途取決於體製內權勢人物的提拔和保護，因此，其施政核心，不在於促進本地的經濟利益，而在於如何優先滿足上級的偏好和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至於這些是否會以損害本地經濟利益為代價，則並不在此類地方乾部的優先考慮範圍之內。因此，在後一類政治精英主政的地方，其經濟績效就會更差，也更可能導緻齣現“掠奪之手”（grabbing hand）性質的政府行為。

　　兩位作者在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曆程的考察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瞭地方化産權保護機製能夠長期有效運行的條件，即導緻邊緣化政治精英和基層支持者之間形成長久持續的可置信閤作關係的結構性條件，包括曆史形成的地方精英動員基層支持者集體行動的能力、體製環境和高層政治動嚮所賦予的活動空間和機會，地方政治精英是否對這些變動具有足夠的敏感度和把握機會的能力，以及地方權力結構的穩定性，等等。他們同時指齣，這些條件在催生瞭地方化産權保護機製的同時，也決定瞭其作用的有限性，因而地方化産權保護機製雖然在整體産權保護環境仍有改善空間的情況下會發生積極的作用，但終究隻是對完全産權保護的一個補充機製，不能完全替代正式的、成熟的産權保護製度。

　　在我看來，本書的學術價值首先在於提供瞭一個理解地方政府行為的分析框架，即通過地方權力結構的權力異質性和地方政治精英在這一權力結構中的不同地位，來分析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激勵機製，從而指齣瞭地方政府行為差異巨大的原因。其中，兩位作者尤其強調瞭基層支持力量對邊緣化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重要性。這一點，以往僅聚焦於現有體製內自上而下決定激勵機製的文獻並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另外，根據本書的研究，改革以來的經濟發展和改革之前的政治經濟發展情況密切相關，不能孤立地把改革前和改革後的經濟錶現人為割裂開來。實際上，兩個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現象背後都有邏輯一緻的因素在起作用。*後，本書在正式製度分析的基礎上，十分強調非正式製度在政治經濟發展中也會發揮相當的作用，這也給分析和理解中國經濟現象提供瞭一個有價值的視角。

　　當然，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和地方政府行為及其背後的邏輯十分豐富和復雜，還有很多問題仍有待深入觀察和分析。例如，本書的分析基本上覆蓋瞭1990年代。但1990年代之後中國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和發展手段和之前相比，有瞭很大的變異。作者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對此進行解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尤其是新興的企業傢階層，如何看待他們的角色？他們在作者所提到的權力結構中究竟處於什麼地位並發揮什麼作用，並如何進一步地影響到政府-市場關係和政府行為，等等。這些問題，需要作者進一步思考並做齣迴答。

　　我曾經說過，對學者而言，中國這樣的“自然實驗”是不可多得的，細心的觀察常常帶來格外的喜悅。本書正是兩位作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現象進行仔細觀察和剖析之後的誠心之作！我期待他們未來有更多的佳作問世，以饗讀者！

　　張軍

　　2016年1月12日

　　(作者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