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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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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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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著有《各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战争心理学》《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等,其中《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广受追捧和赞誉。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 群体的时代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群体心理法则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能力与想象力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 群体的观点与信念
第一章 影响群体观点和信念的蓄积因素
第二章 影响群体观点和信念的即时因素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手法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观点的变化局限性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 对各类群体的分类及描述
第二章 被称作犯罪群体的群体
第三章 重罪法庭的陪审团
第四章 选民群体
第五章 议会
精彩书摘
制度与教育
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主流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一个人,甚至使人变得平等。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申,这一点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之一。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点,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在这一点上,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论有着不同的观点。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轻松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人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其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害处会远大于益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犯罪率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了。社会最大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可能曾在学校的获奖名单上出现过。杰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约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当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约为3000比1000。在50年的时间里,每10万居民中罪犯的人数从227上升到了552,即增长了143%。他和同事都注意到,年轻人犯罪率的增加尤其快,而在法国,为了这些人,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取代了缴费制。
当然,没有人支持过这样的观点:教育不会带来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如果方向正确,教育就算不能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人物,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提出了意见,他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到,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培养了许多学生。
这种适用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的首要危险是,它犯了一个基本的心理学错误,认为智力可以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受这种观点影响,人们便尽可能强化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都派不上用场,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诵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苦记语法或纲要,不断重复,认真模仿——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这些不幸的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学校里学习必要的东西,但毕竟学习到了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译者注: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在其存在的3个世纪中成为中欧最重要的国家。在它瓦解后它的组成部分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家。统治法兰克帝国的帝王出自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它达到了顶峰。在墨洛温王朝,从481年至752年,历时241年,其间有28位国王当政,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567年,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兄死后无嗣,其他弟兄三分其领土,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三个王国。或动物分类等知识。但是这种教育体系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极力摆脱。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培养他们做公务员,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一丁点儿的个人主动性。这种教育体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而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从而使另一些人无事可做。结果,它养活了前者,却把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低层到最高层,从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长官,大量吹嘘自己文凭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困扰。商人想找一个可以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代理人难上加难,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政府差事。仅在塞纳省,就有20000名小学教师失业,这些人不屑于做农民或工人,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然而,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原注: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中国也一样被强大的官僚等级制度所统治。就像在我们国家一样,他们的官职是通过竞争得来的,唯一的考试就是需要熟练背诵厚厚的典籍。今天,大批没工作的文人已经成了中国政府的棘手问题。在印度也同样。自从英国人在那里开办学校——不像在英国那样注重德育,只是纯粹为了教当地人知识——“印度绅士”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因为得不到雇佣,变成了英国当局最顽固的敌人。在所有文人身上,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这种纯智育教育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一事实我在《印度的文明》中着重强调过,而且所有造访过这个大半岛的作家也发现了这一点。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会设法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才能有力地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实质性的教育,它能够劝导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都在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
前言/序言
我们都知道,遗传使种族中的个体生来就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然而,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成一个群体时,我们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群体还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而这些新特征与种族特征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
有组织的群体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向来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一部分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
面对群体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我致力于通过纯科学的方式去考察研究。也就是说,我的研究致力于方法学上的严谨,不受外界各种观点、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确信,这是发现某些真理的唯一途径,当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时更是如此。那些致力于描述现象的人,是不会考虑他们的描述是否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谈道:不属于任何一个当代学派的他,有时会发现他自己的观点跟所有这些派别的观点相左。我希望,这本新书以后也能得到相同的评价。因为一旦属于某个学派,观点就必然会受到其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影响。
但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读者会觉得本书的研究结论乍一看有些难以接受。例如,为什么我一方面认为群体心理存在极端的劣根性,一方面还是断定,尽管存在这种劣根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
原因就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点:社会组织和所有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而我们的能力不可能让它们在一夜间发生重大的变革。大自然从不以我们普遍流行的方式进行变革,而是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因而变革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有致命危险的,无论这种变革在理论上是多么出色。只有当这种变革能够使民族的禀赋即刻产生变化时,它才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种力量。我们人类会受到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的制约,这是我们生来具有的特性,无法避免。各种制度、法律只是我们内在性格的外显表现,是内部需要的表达。所以,制度和法律也跟我们一样会受到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的制约。
研究社会现象就必须研究呈现出这种现象的民族。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也许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所以说,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有先后顺序,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思考。因为纯粹理性的教学通常与实践相反。这种思想可以扩展到任何领域,包括自然科学。举个例子,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是由某些公式严格定义的几何形状。但是从视觉的角度来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会呈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比如,随着角度的变化,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也可以变成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也可以变成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要比考虑它们真正的形状重要得多,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这些虚幻的形状,照片或图纸记录下的也是这些虚幻的形状。所以说,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物体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时,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的物体都只能复制或翻拍,而不可触碰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形成关于它们的正确观点了。换句话说,如果一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的话,那这个知识还有什么意义?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事物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就文明的进化而言,实践价值更为重要。一旦科学家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那么他在最初进行逻辑推论时,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让研究者采取保守的态度。社会事实太复杂了,我们根本无法全盘掌握或预见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后果。而且,在可见的事实背后还隐藏着数不清的影响因素。可见的社会现象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工作的结果,而这一过程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把能够感觉到的现象比喻为波浪,那么它只不过是海洋深处的一处湍流的表象而已。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表现出的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劣根性,而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指引。古人称这种力量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亡灵的声音,尽管我们经常忽略它们的本质,但其威力不可小觑。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指引着我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性、更神奇呢?而且语言,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是来自哪里?最渊博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能做的也不过是记下那些语法规则,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则。即使是伟人的思想,我们也不敢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大脑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而群体的禀赋正是培养这些思想的土壤。
毫无疑问,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是这种无意识隐藏着关于他们力量的秘密。在自然界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会做出一些动作,其完美的复杂性让我们十分惊叹。理性不过是人类最近才具有的属性,而且还尚未完美到能够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所以还需很长的日子才能站稳脚跟。无意识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理性的作用则少得可怜。无意识行为就像一种不为人知的力量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待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使用科学获取知识,而不想在模糊的猜想和空虚的假设中乱转,那么我们必须要做的就只是记录下接触到的现象,并且将自己限制在对它们的思考之内。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的每个结论都不成熟,因为在这些能够明确观察的现象背后,还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没准还藏着一些我们压根什么都不了解的问题。
——古斯塔夫·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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