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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约翰·高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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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ISBN：9787510455476

版次：1

商品编码：11864551

包装：平装

丛书名：人文经典书系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2-01

用纸：轻型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诠释大国兴衰的历史秘辛洞悉中美博弈的深层密码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约翰高勒历时十年的重磅力作
　　被译成30余种文字，销量超过200万册的经典力作
　　《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鼎力推荐
　　全球视野下深层解密美国文明的基因

内容简介

　　作者以学者的思想高度，通俗化的大众语言，以及长期的旅美实践，加以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深入浅出讲述了美国历史的背景，演变和成因，让我们从历史、生活、爱情、经济、文学、艺术、社交等个层面全面、立体、系统地鸟瞰美国的全景，进而较为容易地、清晰地了解美国及美国民族性的成因，以及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历程。

作者简介

　　约翰·高勒，英国著名学者、外交家，曾旅居美国长达七年之多。长期致力于研究英美各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代表作有《美国的文明》等，成为世界各国了解美国必读的一本书。

精彩书评

　　评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本书无疑给了我们有说服力的答案。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作品以作者留居华盛顿七年的直接生活见闻为题材，采用心理学的观点，把美国文明做抽茧剥丝式的分析，通过妙趣横生的语言揭开美国民族性的浮面，是了解美国文明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

　　美国是在不断探索合群生活道路上成长起来的。这个年轻的国家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不因善于发现而因善于探索，它的繁荣兴旺不是因为其尽善尽美的治事之道，而是由于其机灵多变的精神。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

第一章移民，祖先，美国人
等到我们登陆时，我们将遭遇德意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歼灭是我们的荣誉和特权。在你们有许多人的血脉里，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但要记牢，你们的祖先是如何的珍爱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不惜舍家离国，远涉重洋。我们现在要加以消灭的这些人，他们的祖先，缺乏作此种牺牲的勇气，宁可继续过着奴隶的生活。

第二章山姆大叔，自由女神
一般用以代表美国的画像有两个。一个是极端瘦骨嶙峋的身材很高的老人，他的灰色的胡子修剪成为老式的颌下美髯，他穿着过去时代的服装，饰有美国国旗的星条花纹。一个是健壮的、母亲一般的女性，穿了古典式的飘动的外衣（现在结婚等典礼中已婚妇女所穿的礼服，仍极似这种外衣），头上戴冠，一只手里执着一把火炬。在招贴、讽刺画或徽章上，常轮流交替使用这两个肖像来表示美国；就我所知，在什么情形之下应该用哪一个肖像，并无公认的规则。

第三章孩子，母亲，父亲
在美国人心中，孩子生下来是没有过失的，好像一张白纸，此后如有任何弱点，都是出于不可制御的环境，或出于父母无知或恶意的结果，父母毁坏了一个若非天然完美，也是应该被安排得很完美的孩子。
这个有趣的例证，说明即使最难控制的材料也得经过修正，直至与一个社会的主要心理、重要观点符合为止。美国人认为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在生活中如有合适的起点，一定可以强爷胜祖，凡是任何不承认这种说法的理论，都不能得到广泛的接受。这是美国人的基本信仰……

第四章性，爱情，友谊
大多数的美国人到青年时期，已经把两个观念混在一起：获得成功就是获得爱，获得爱就是获得成功。由教师所传布、源自于新英格兰清教思想的理论，本认为一个人如在世上成功，就是神、造物主爱他的具体可感的表现；如果失败，即表示他已不复为神所爱，他已经犯了罪，或者至少没有作充分努力的尝试。这种理论，更给予上面所述的观念混淆以一种类乎神学的根据。……

第五章人格，机器，价值
勇于作为和环境优越的人，固然可以将自己的利益好处加以发展运用，但多数人势所必至只有把他们的娇美、他们的坦白、他们的温情、他们的性感、他们的声音，卖给或租给一个老板，以出卖劳力一样的方式为老板的利益而利用。动人的浅笑或悦耳的声音，差不多和会计的知识或矿冶的技术一样，同是一种可以买卖的货色。“推销自己”对一个刚进入职场的青年而言，是一种可赞美的行为，而且也是“推销”一种思想或计划所必要的初步功夫。一个不懂“推销”自己的男人或女人，在事业上是受极大阻碍的。

第六章改造，改良，发明
美国人对于物质世界的态度，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带有革命性的：旧有的传统和历代相传的规则，在经试验而发觉不合时，便被丢在一边，不带一点抱憾可惜的心理。如果有人对破坏传统，对某一种新办法的不切实用，提出任何的抗议，人们照例会反问道：“为什么不？”美国海军工程队据说有个自夸的口号：“我们可以在即刻之间完成困难的工作，我们可以用稍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不可能的工作。”这也可以说是差不多每一个美国人面对某事时的做法。

第七章地位，成功，金钱
美国复杂的社会内本身包括数量庞大、各自不同的行业，加以没有公认的、等级秩序的社会价值，这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极大的问题。举例来说，与欧洲相比，在美国，各不同行业彼此之间的声望并没有大的差别。有许多的行业，尤其与这些行业之在欧洲受人尊崇的情形比较起来，在社会上的声望反而比较低微，例如政治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男教师（教师在本质上多少是属于女性的行业），……但怎样使其他条件相等呢？随着大多数工作与工作者在感情上的越来越缺乏联系，只有一个最低的共同指标可用以比较不同、甚至大不相同的行业之间的成功，即它们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而在一个结构不大分明的商业社会之中，则只能有一种衡量的方式：金钱。

第八章种族，权威，美国精神
美国独特的地方就是组成其公民的各成员，或直接，或经过他们的祖先，确曾作过这种个人的选择；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在作选择之时，不仅抛弃了原有恶劣的物质与社会条件，并且也放弃了使她们生活变得可爱和有意义的一切。……为补偿和摧毁这种犹疑不定的心理，对于积极的证言，必须尽可能地大声疾呼；在任何特殊方面，都不能承认他们所放弃的可以与他们已经接受的相媲美甚或还要优出；对美国生活中的一切，不单是它明显的优点，而且是所有一切，都应大声疾呼宣布比所舍弃的高明。

第九章人民，政府，国家
美国人评判政治体制单看它和美国的体制相似或不同。所以共和制要比帝制好，两党制要比一党或多党要好，政教分离要比政教合一为好，总统要比国王或独裁者为好，分立的司法机关要比居于附属地位的司法机关为好，民选的两院制要比一院或三院为好，没有世袭的爵号比有世袭的爵号好。一个外国的政治体制与美国相近到什么程度，那么在假定其他一切相等的条件下，也就是被认为近似美国精神的程度。但在考虑到这种政治的方面时，习惯上采用一个代替“美国精神”的同义词：即民主政治。

精彩书摘

　　美国1943年7月对西西里的海陆进攻表明了它们的西方盟国重新回到欧洲，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尚未显身手的美军也参加了进攻的战役，在刚开始登陆以前，指挥美军中某一军团的巴顿将军，向他的部队发出了一个命令，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并使他们深切知道登陆之举的重要性。命令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等到我们登陆时，我们将遭遇德意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歼灭是我们的荣誉和特权。
　　在你们有许多人的血脉里，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但要记牢，你们的祖先是如何的珍爱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不惜舍家离国，远涉重洋。我们现在要加以消灭的这些人，他们的祖先，缺乏作此种牺牲的勇气，宁可继续过着奴隶的生活。
　　这位已故将军的公开风格是非常浮夸的；不过以上的几句话，确是以警句的方式简要表达出了关于美国人的许许多多有心理暗示性的真理。
　　“你们的祖先……舍家离国，远涉重洋……”驱使这些移民远涉重洋的主要动机，究竟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爱好自由，还是出于比较近于物质的欲望，为了要追求更大的机会，更好的生活水准，或自由的土地，在此处倒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巴顿将军部下大多数人的祖先，大部分确实是由欧洲移民而来。他们的祖先曾经离家弃国，舍弃了他们出身其间的价值和传统，而等到他们的子孙长成、接纳了与他们自己所有的大不相同的价值和传统之后，却讥嘲并拒绝了他们不由自主地保留下来的任何欧洲人的习惯及思想方式。
　　1860年美国的人口，包括移民和土著，白人和黑人，老人和儿童在内，统计约有1300万人。在此后的70年内，有3000万欧洲移民远涉重洋，变成了美国人。现在美国1。8亿的白人人口（1940年人口调查）其中有多少人的祖先是在1860年以前抵美的，有多少人的祖先是在1860年以后抵美的，目前难有精确地计算；但值得提出的是，定居的人口中包括各种年龄的组别，而移民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为正达生育力最强年龄的青年男女。
　　“你们的祖先……舍家离国……”这种移民除了少数例外外，并不是以殖民者的身份而远涉重洋，想在海洋的对岸复制他们本土的文明。因为地理的隔绝，他们准备尽力所能及地放弃所有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文字以及只有该种文字所能表达得出的思想；他们从小受教要遵守的法律和忠顺心理；他们的祖先以及过去本国同胞所具的价值观和稳妥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大部分习惯的饮食、衣着和生活方式。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逃避了歧视性的法律、严厉的教会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强迫性军役、妨碍有进取心者的向上机会和他们渴望实现的目标的权威性限制。但家园和故园是不能零零星星舍弃的；此外必须同时放弃许多其他的维系和牵绊；移民必须设法改造自己，变成为美国人。
　　不过除非移民是在儿童时代便移入境内，或者具有非常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否则要完全改造自我，实属不可能。文化是极强有力而无所不在的；一个人在极年幼的时候，便获得了代表地方文化的民族特性；单凭意志的力量不足以改变那种出于看不出和不自觉来源的动机与宇宙观的方式；大部分人类是不能以潜心考虑来自行改造的。所以多数的移民，虽然尽可能地舍弃欧洲的一切，本身仍为不完全的美国人；他们本人，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思想方式，甚至往往他们的语言腔调，仍带有他们所舍弃的欧洲式的痕迹。但是他们自己虽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儿女，却可以脱胎换骨；公立学校，有时再加上邻里的帮助，可以把他们的子女，改变成他们自己所绝不能做到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一待这种脱胎换骨实现，子女又会排斥他们的父母，视其为流于老式、无知和在重要的方面带有外国的气味。移民的父辈，越成功地把他们的子女改造成美国人，使他们的子女完全摆脱旧的效忠心或价值观念，则父亲一代的外国色彩，越发成为子女们自渐形秽和羞辱的根源，父亲一代作模范、指导和榜样的重要性也越发减少。至于母亲，不管操何种语言和具何种生活方式，因为她是爱抚、食物和同情援助的根源，所以仍保持情绪方面的重要性。但如果儿子长成得同父亲一代一样，其成就不能胜过父亲，具有和父亲同样的品性，则无论在父亲在儿子，都将同样地认为失败了。
　　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子女之间连续性的中断，我认为对于现代美国人特性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如用发生学作比，它们产生了也许可称为美国变种的结果。差不多世界各地、以及在许多时代中，确曾有过个人改变效忠国籍，和看到他们的子女接受了他们所陌生的特性与价值；不过在这种其他的例证中，移民的人数比起他们所迁往地方的主要人口数，实在微不足道。而在美国的许多地域，特别在城市中，移民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美国人口。在其他的例证中，拒绝视父亲为指导者和典范，只是个人问题个别方式的解决，而在美国，这一种行为，也象征他们接受了他们向之保证效忠的那个社会的主要价值。第二代的美国人，每人都须拒绝承认他出身欧洲的父亲，这可以作为他的典范和道德的权威，其光景与美国之由排斥舍弃英国而成为独立国家的情形如出一辙，益发显出了前者的重要和强度。
　　18世纪下半叶，随着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而附带发生的心理和政治变迁，在现代史上是不易找到相同现象的。直至独立宣言和战事爆发前13年，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效忠似乎是一向没有问题的。对于地方事件，他们大部分自己处理，但是他们自认为是英王的忠诚臣民，与各地英王的臣民程度相同。他们的观感，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宗教，全都出于英国；其与英国标准式的差别，并不大过英国各地之间的差别；新奇的外国观念（尤其是由法国来的），其在美洲殖民地的影响也并不比在伦敦的影响大。
　　自1763年至1776年，英王乔治三世及其若干阁员采取了一连串高压的和专横的措施，把殖民地置于与国王其他臣民相比较低的地位，未获他们同意便实行征税驻军，干预他们的商业活动，摧毁了殖民地占重要数量的人民的效忠心理。他们用维护英国精神的名义，来抵抗这种违反英国惯例的行为。等到请求纠正的公认的法律方法，因为国王及其阁员态度盲目顽固而全无成效之时，这些殖民地人民，仍根据英国的先例而行动，武装起来保卫“英国人的权利”。
　　在旷日持久、极端危急的情势之中，殖民地多数的人民，包括最有势力的人士，抛弃了向英国效忠的心理。这种抛弃，是否认一般所承认的、唯一的具体威权，在当时并无取而代之的意思。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正以否认权威而著称：权威是强迫的、独断的、专制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美洲13个独立殖民地在11年之中，各自采取了互相冲突的政策，靠一个无权无勇的自由民众的联盟作为彼此之间的唯一联系。但这种差不多无政府的状态使全联盟陷于几乎完全破产的境地，表明如无某种中央的威权，各独立殖民地则不能再继续生存下去。1787年举行的制宪会议计划成立一个联邦政府，具有为合众国独立存在起见所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的权力。这种讨论结果所订定的非常文件，即为美国的宪法。其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用极巧妙的方式，对政府的权威加以慎重的限制；所有互相牵制、以求平衡以及三权分立的制度，用意都在于筑起无法逾越的法律界限，使一个人或团体不能有过度的权力。
　　美国共和国的诞生，与弗洛伊德所想象的文明与图腾仪式制度起源时的神话景象，在若干重要方面颇有相似之处。照弗洛伊德的“如此云云”的故事，受压制的几个儿子，联合起来杀死了专横的父亲；接着心头感到犯了滔天大罪，又深恐兄弟中有人会起而代替被暗杀了的父亲的地位，于是他们立了一个公约，以全体放弃父亲的权力和特殊地位为基础，确定兄弟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英国、英王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的英国，代表那位专制暴厉的父亲；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代表阴谋弑父的群子；而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代表诸兄弟所订的公约，以共同放弃所有支配人民的权力为基础，使全体美国人都得到自由与平等的保证；这种支配人民的权力，是那位父亲最令人痛恨、也最惹人艳羡的特权。
　　这自然只是由一个寓言引申出来的比喻，但它也表明了若干有心理重要性的真理。自从美国成为独立国家以来，出现了两个成为美国国民性的大题目。一个是感情上的平等思想，认为所有（白）人，一律平等；认为一个人如果奴役另一个人，其行为不仅应遭到唾弃，且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人人皆有平等的机会和法律地位。另一个是相信支配人民的权力在道德上是可憎的，并且是应该加以抵抗的；怀疑别人夺取权力的心理只有唯恐不够；必须把国内居于必要权位的人视作潜在的敌人和篡夺者。美国人所珍重的平等，过去现在都是建筑于他们政府的羸弱之上的。
　　移民的子女在学校里学习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时，他们在教室以内，在他们的功课以及历史与公民的课本中，在教堂说教和展示爱国性庆祝活动中，他们继续受熏陶，理解以上各种的教训。照这些欧洲人的子女看来，课本上的英国成了一个集压迫与虐政大成的怪物，而抛弃向英国效忠之举，变成了一件单纯的事，把附随历史事实而起的毁誉不一之见几乎全部抹煞。反对权威成了一种可以赞美的典型的美国式行为；子女之反对由父亲所代表的家庭权威，不仅出于个人的动机，而且还获得社会的赞许，而具有欧洲式特色和教养的父亲，往往需要子女作过度的服从。但是个别的父亲，是否妨碍或帮助他的子女变成与他们不相同的人物，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为造成一个美国人，就需要拒绝以父亲为仪型、为威权的来源。这一点，作为父亲有时候很难理解。变种一旦确立，它就将继续维持下去；因此一个美国人与他的移民祖先不管中间隔开多少世代，他总是不认父亲为权威和仪范，而且也预料到他的儿子，会对他表示同样的排斥。
　　心理分析理论是在欧洲发展的；根据欧洲流行的社会及家庭结构，似乎尽可合理地说，国家内部操有威势权力的位置——国王、教士、警察、军官等等——都是父权象征性的扩张。不过这个说明是建立于不合理的假定之上的，即假定家庭的形式和父母的地位是处处相同的，且所有各地做父亲的都是具有威权的望之生畏的人物。较为准确的概论，毋宁是：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内，各不同情境下权力的各种形式，有彼此相似的趋势，各不同关系内同时并起的居高支配和在下受制的情感，仍保持相同的状态，并互为影响；做父亲的根据他社会内威权者的典例来塑造他的行为，其方式真好比儿童根据他对自己父亲的态度，来解释社会上的权威代表。一个美国人等到成为父亲之时，他不免趋向于根据和所处社会所抱价值观念相称的方式，来维持他的地位；他对新生孩子在生物学方面所占的优势，必须与社会为一般优势地位者所规定的适当行为相称不悖。
　　美国人现在对权力所抱的典型态度，与草订美国宪法者的表示的态度实质上大体相同：权力的本身是恶劣的、有危险性的；为了国家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不免有若干人必须被赋具权力，但对于这种权力必须尽法律的能事，加以框定和限制，对居于权力位置的人，应该加以经常的监督，并且应该把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予以戒备。
　　这种对权力概念的态度，包括对人支配人的权力、以及对居于权力地位者所抱的态度，实为了解美国人特性与行为最基本的因素。这种态度远非限于政治上而已，如举例而言，就与爱尔兰或希腊的情形大不相同。在这些国家以内，“反政府”虽为公认的和体面的政治立场，但教会的威权在爱尔兰，和家庭的威权在希腊，一般而言始终没有遭受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态度除了绝无仅有的例外以外，其间并不含有像西班牙或19世纪俄国那种无政府哲学思想的抽象理想。它们虽有政治的含义，但归根结底具有道德的性质，即认为凡是“压迫别人”的人或制度，都是恶劣的、违反良好情感的和绝对可以非难的，支配别人的权力被视为一种霸道，而追求这种权力的人，则被视为罪人。
　　这种态度具有多种含义，而且几乎影响着美国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本身具有运用权力以支配他人性质的行业成了最被人瞧不起和最受怀疑的行业。在平时为政治，在战时为军役。凡是以改善自己社会地位或赚钱以外的任何目的加入这种行业的人，都是重大的嫌疑分子。美国有若干家族，主要位于南部及西南部，差不多家族中世代从事军旅一行；但是职业军人的主体，都是西点军校（陆军）和安纳波列斯大学（海军）的毕业生，而向军官训练机关提名入学志愿人，却是国会上下议院议员们培植势力的政治行为。国会议员依法有提出这种保荐的权利，他们把拥护他们的贫苦而可造就的子弟保送入学。如果一个有才能的青年，既不经提名，又无家庭的传统，却宣布他想担任一位陆军或海军军官，那他就会受到重大的猜疑了。
　　被大家相信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赚钱，或为了改善自己地位而参加政治的政客，并不被视为嫌疑犯。这是被认为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是在近于合法范围以内的行业，正同簿记业或在禁酒州内违禁贩酒的行业一样；它不是可以钦佩的或特别可敬的。但假定不至太藐视法律，则让现成有人可以替人“弄到”车票；可以替亲戚中比较庸碌的在公家机关中弄到一个差使；或保证公众工程建筑能够被交给适当的行商承包，也有极大方便之处。支配美国大部分大城市的政治“结党”行为，并没有受一般的和普遍的道德上的斥责，正好比对违禁贩酒者并无普遍的道德上的斥责一样；国内确是有许多人希望最好不要有政客和违禁贩酒的私贩，但是无人认为两者中任何一者威胁了社会的安定。既然法律、以及必须执行法律的政客代表权力的一面，那么美国人一般的态度必然包含种种矛盾：一方面最好别人都能奉公守法，政客最好不理睬别人的呼吁，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应大受妨碍，或太驯顺地服从；而投票选举一个绝不会对我有好处的人，亦属愚拙。惠特曼向美国所提出的“多抵抗，少服从”的劝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却成为了懒怠无为。所以在近几年，若干参议员的彰明昭著的舞弊案件，虽经暴露，但并没有引起表示诧异的愤慨。人民的一般态度倒好像有点认为不幸言中的光景；一个人能希望些别的什么呢？他们的舞弊营私，至少保证他们参加政治只是从中牟利，并不存恶毒的野心用意。
　　为了个人直接利益以外理由而置身政治生涯的人，都是极大的嫌疑分子。他也许暗中贪婪地寻求权力，因此对他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监视，务使他无从满足他这种邪恶的欲望。我确信美国拥有许多最受人尊敬且最可尊敬的人士。所以对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及其一家抱有几乎近于病态的仇恨心理者，这种仇恨的根本的原因即源于此种道德态度。社会上曾有过各种关于这种仇恨心理的、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即使各种解释并无自相矛盾之处，其极大部分依然是虚伪的；不过这种仇恨心是足够真实和深刻的。但是在人口中没有被充分同化和地位相对不稳定的人，却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敬爱，大家感到一种受保护的慈祥的权力；至于此外的人则只看到权力，以及罗斯福显然乐于保持他自己的地位；结果不管他做些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大家都感到他将成为一种对公理的威胁。
　　这种对居于最高权力地位者所抱的态度，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左右为难的情势，这也许可以帮助说明拉斯基所注意到的、强有力的总统与羸弱的总统轮流迭起的现象。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代表一种道德的威胁；而一个羸弱庸碌的总统，即使他自己和他的属僚洁身自好，亦将使国家形势岌岌，陷于近乎无政府的境地。因为按照宪法中缜密的规定，总统的权力是非任何团体所能越俎代庖的。
　　完全由只求自利的人，或由唯利是图、转移新阵地活动的“生意人”来组织政府，这种想法不管如何娓娓动听，总之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政府本身是必须具有某种权力的，因此凡居于较高位的人，都不免带有这种罪恶的气味。这种表示道德上摒斥的观念，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普遍抱有鄙视的态度；不问由哪一批人执政，政府中的人都被认为是“他们”，实际上绝不会成为“我们”。政府是人民以外的东西，它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不同；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它的权力，而公众的主要天职，便是抵抗政府扩大权力。大家承认，具有某种权力的政府是必要的，但公民务须保持警觉，把政府的权力限于最低限度。政府是必要的罪恶，但普通人专注于其罪恶的一面甚于其必要的一面，它便自然不能获人的尊敬。在叙述政府适当地位的谈话和著作中，最常用的譬喻是把政府比作像棒球拳击一类运动中的公正人；公正人只能按照已有的规则（宪法）行事，不得自作主张；运动的真正目标为竞赛，但公正人自己是不能下场参加的；公正人的责任仅在于防止竞赛员有违反公道、偷巧的行为。在美国的运动中，尤其在棒球赛中，公正人并不受人尊敬：他常常遇到非难，偶尔还会受到球员的来势汹汹的威胁，至于受存心偏袒的观众的侮辱，更属家常便饭。不过美国政府中，“公正人”的一面却最难得遇到怀疑与藐视：极难得有人怀疑最高法院和它的法官意图不当地增加它或他们的权力。
　　最高法院是政府中不受重大怀疑的唯一部分。任何增加政府权力的企图，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中，都会引起最大的道德上的愤慨和抵抗。这一点在提议政府负责设计的事例中尤其明显。“偏好”私人企业，并不代表相信这种生产或分配方法一定比其他方法为好；凭理解而得的信仰，也不一定是一种掩饰，以便能够在幕后保护私人追求利润的利益和希望；它实在是一种深切真诚的、半宗教气味的道德态度，也同印度教徒嫌恶宰杀牛一样，不接受理性的辩解。反抗政府规划既然根本上带有道德的性质，于是每遇政府有一次提议，就得从头斗争起。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也许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设计最成功的例证：在管理局开发之下，沙漠变成了沃土，摧毁一切的潮泛有了管制，整个地域的人口过着日趋富庶健康的生活，而整个事业在财政上足以清偿债务而有余；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一定会认为统一管制流经几州的河流，理由已经有了完全的证明。但是等到提议成立密苏里河流管理局时，仍须从头重新奋斗过。大家既已认定权力的扩张本身为罪恶，且须加以抵抗，任何先例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这种畏忌权力的心理，使美国成为一个非军国主义的（“爱好和平”）国度。个人的乐于用武和社会的乐于作战，虽未证明或曾被假定在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但在这类有关思想的范围以内，美国人对于用武或暴力并无特别讨厌之象。梅特曾经提纲挈领地叙述了关于用武所应有的规则：挑斗者不应下第一拳，被打的人不应比打人的一方瘦小或赢弱太多等。乡间和小城镇上的男孩子，为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有时候便将一束木材放在他们的肩上保持平衡，如果有哪个人敢把他们肩上的木材撞倒落地，他们就将和那个人动手打架。而且除了这一类伦理的和友善的用武以外，在美国的商业、工业和政治生活中，暴力和暴力的威胁占有重要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作用。在报纸、书籍、电影以及专门论述流氓和强盗故事的无线电广播中，曾经把没有法纪的暴行作过度宣张；这一类的活动，虽然不像外间宣传的那样常见，但无论如何总是有的。政党的统治，通常都是靠暴力和欺诈而维持的；直至最近，资方曾使用最大规模的加于身体的暴行，来阻止成立或增加工会；今日仍有许多工会，是靠使用加于身体的暴行，或以此为威胁来维持或增加会员的；许多独立的企业和自由职业分子在同样的威胁之下，不得不帖然就范。许多美国人在他们的职业及政治生活中，都是深恐受身体的暴行，才不得不循规守矩的。大家对于凡能“采用”这种暴行的人，虽普遍在道德上并不赞同，暗中却流露一种敬慕之感；但对于那些“受得了”这种暴行的牺牲者，即能以勇气和镇静来抵抗虐待的人，尤其有更大的和更为公开的钦慕之忱。在美洲的“平原印第安人”（指居住在洛矶山脉以东大沙漠区的印第安各部落——译者）中，凡能一面身受非刑，一面歌咏自如、至死为止的人最受崇拜。这种行为，在现在住在他们故土上的人民中（即指美国人——译者）受到了相当的敬重。大部分数量在增加中的公众娱乐，尤其是无线电节目，都是以参加客串的人当众受辱为中心题材；而在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中，通常照例有主角身体受到痛苦的一节。
　　所以美国人的反对军国主义，并不是因为一般人对于用武和暴力望而生畏；他们的反对军国主义，实起于憎恶权力；而在现在的军事服役中，势必包括纪律，听从军官的调派和命令。我在和退伍军人的谈话中，发现他们在战争中虽不把日本人当做人类，但对自己军官的恶感，甚至比对敌人还要厉害。由心理分析谈话所唤起的幻觉中，他们最得意的地方是对军官实行报复、侮辱和叱责。幻想中最常见的，也许是恢复了平民身份的士兵成为雇主，拒绝了同样恢复平民身份的军官的卑躬屈膝的求职。
　　这种幻想也透露出权势与权力两者之间微妙的差别。支配人——即权势——在道德上总是恶劣的，支配事物，或被设想为事物的抽象概念（自然资源、货物、服役、货币、动产）——即权力在道德上是无所谓善恶的，而且在某种缺乏良好界限的范围以内，甚至还是大可赞美的。这种差别，其源于情绪的成分多过于理知的成分；在前面所举的美国士兵的梦想中，那位退伍军官的生活所受的重大打击，是消极的被排出于大门之外，而非积极的受到强制胁迫。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发生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中，一般人怀疑合法的权力正在转变成为不合法的权势；20世纪之初，则表现为对当时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大资本家的群起攻击，结果遂有反托拉斯法的通过；最近则为攻击以路易斯为代表的强有力的工会领袖，结果遂有许多反工会的法律形成。至于权力到了什么地步才变成权势、或有变成权势之虞，是可以理解而无法说明的；它是一种关于大小程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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