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2.當前中國需要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發力進行結構性改革。——李剋強 （2015年12月2日經濟工作專傢座談會）

　　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閤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4.深度參與“供給側改革”、“十三五計劃”製定方案的專傢解讀。

　　5.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傢審定。

　　6.“十三五”開局，新常態下“供給側改革”成為創新的綱領，唯有領會供給側改革的本質，纔能綱舉目張。

海報：

內容簡介

　　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新舊動能轉換，供給側改革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突破口，“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也被寫入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成為“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帶一路”等眾多新動能的重中之重。

　　《供給側改革引領“十三五”》集結國內的專傢學者、企業傢，就其長期研究或從事的領域紮實解讀，全麵闡釋供給側改革的理念與行動，清晰描繪未來中國的創新發展藍圖，以此為讀者把握宏觀政策創造基礎，實現站在風口順勢而為。

作者簡介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被譽為“吳市場”和“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厲以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首倡股份製改造而被稱為“厲股份”。

　　林毅夫，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精彩書評

　　當前中國需要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發力進行結構性改革。

　　——李剋強 （2015年12月2日經濟工作專傢座談會）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閤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目錄

序 創新製度體係，推動供給側變革 吳敬璉

第一章 創新驅動新常態

新常態國傢的創新體係 吳敬璉

隻有創新纔能更好生存 厲以寜

經濟低潮要反嚮思考，尋找動力和空間 周其仁

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企業機會 林毅夫

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與改革戰略 劉世錦

中國搭上科技革命列車頭等車廂 姚洋

中國經濟新增長點怎麼“發光”？ 李稻葵

第二章 供給側改革（上）

繼續推進工業化，創新是關鍵 厲以寜

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李佐軍

新供給發力：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紅利 張茉楠

製度變革令三大發動機釋放新紅利 李佐軍

第三章 供給側改革（下）

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 劉世錦

以製度供給為核心，推進改革優化供給側環境機製 賈康

供給側改革須避免三大誤區 滕泰

為什麼宏觀調控要轉嚮供給側 周天勇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十三五”轉型升級 遲福林

第四章 互聯網+

“互聯網+”：連接普惠經濟 馬化騰

移動互聯網的10個關鍵點 馬化騰

互聯網時代，如何創新商業模式 張瑞敏

第五章 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

麵對現實，迴歸常識 許小年

公司與中國現代化進程 陳誌武

市場的邏輯與企業傢精神 張維迎

創新、製度與規律 樊綱

萬眾創新，要從教育做起 俞敏洪

第六章 中國製造2025

培育中國製造能力的巨大勢能 周其仁

如何保持中國製造業增長勢頭 樊綱

中國製造2025路綫圖與方法論 苗圩

關於“中國製造2025”的策略 李培根

第七章 治理現代化

移動互聯應用於城市交通的思路 周其仁

互聯網城市化呼喚釋放私車潛力 薛兆豐

生態治理現代化越顯重要和緊迫 俞可平

後記 供給側改革如何引領中國“十三五” 硃剋力

精彩書摘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特彆要提到，一定要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納入規範化軌道，我們現在還是要走市場經濟道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瞭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決定性作用，所以宏觀經濟調控也必須規範，真正規範的宏觀經濟調控是兩個方麵的調控，一個是對需求端的調控，另一個是對供給端的調控。

　　兩個調控是有區彆的，需求端的調控主要是刺激總需求或者抑製總需求，無論是刺激還是抑製，都要通過財政政策、信貸政策，也就是貨幣政策來解決。而供給端的調控就不是這樣，需求調控在國民經濟管理中被認為是短期或者近期調控，因為它見效快。而供給端調控被認為是中期調控，因為它涉及發展方式的轉變、部門結構的調整，還包括技術水平的提高，這跟需求調控是不一樣的。現在兩個方麵的調控要並重，我們過去隻強調瞭以需求調控為主。需求調控轉到供給方麵的調控，其中會碰到一係列難題，需要加大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大傢都知道，發展方式的轉變說起來容易，真正做起來並不容易，為什麼呢？因為發展方式的轉變涉及關停並轉，這樣就容易産生問題，關停並轉會導緻工人下崗失業。

　　在推進混閤所有製經濟的時候我們要注意，這次在國有企業當中，包括競爭性行業推行混閤所有製經濟，國傢不設比例，隻有某些專門行業需要國傢控股。不設比例就存在一個問題，這是很重要的，就是為瞭維持國有企業的穩定不裁員。因為20世紀90年代國企裁員，實行買斷工齡，之後留下許多後遺癥，下崗工人都在埋怨，而且工人年齡都四五十歲瞭，四五十歲再找工作很難。改革問題由下崗員工來承擔，這是不閤理的。所以這次不裁員，要隨著以後經濟的發展來吸收他們上崗，增加收入。這個方針是對的，這就是供給端的改革。

　　供給端的改革重點是短闆行業要加大投資，我們靠什麼來競爭？靠短闆行業來競爭。短闆行業如果不加強投資，怎麼創新？創新的問題還要進一步來研究，創新成功瞭給企業減稅，可是企業最大的睏難在哪裏？在於實驗過程中誰來給予企業幫助，因為實驗成功前是沒有減稅的。所以，應該在實驗的過程中、失敗的過程中不斷給予創新企業一些幫助，這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從供給端發力的主要方麵。供給端發力跟需求端發力是相互拉動、相互影響的。為什麼相互影響呢？因為要擴大需求就需要用財政政策跟信貸政策，供給的增加又要通過産業結構、區域結構、部門結構的調整等來實現，這些都需要投資。

　　而利潤率的供給是不一樣的，需求端政策的調整見效快，供給端的調整見效慢，它是中期的調整任務，所以一定要注意雙方的互動問題。有什麼辦法能夠加強互動？兩個措施最重要。第一，不能用過去的那種大水漫灌的方式，應該抓緊定嚮調控。定嚮調控最近很有成績，比如扶貧，現在的扶貧跟過去不一樣，現在的扶貧是一種定嚮扶貧，這叫滴灌，看準瞭滴水，而不是大水漫灌，這就見效瞭。再比如，定嚮調控對供給端也是一樣的，支持什麼行業，不支持什麼行業，哪些行業可以多給貸款，哪些行業不給貸款，決策的水平要提高。

　　第二，為瞭使長期、中長期結構調整到位，我們必須要培養人纔，供給調控可以起作用，但供給調控和需求調控不一樣，需求調控是近期調控。在現有基礎上，供給調控遇到三個不足。第一是資本不足，因為供給調控要建立新工廠、高鐵、高速公路、港口等，需要大量資金，涉及如何籌集的問題。第二是公共設施不足，物流、資源開發、土地利用等都很緊張，這裏的問題是怎樣把資源供給問題解決好。第三是熟練工人、技術人纔、專業人纔不足，這是沒法短期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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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創新製度體係，推動供給側變革

　　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經濟正麵臨著變革的關口，這需要解決供給側的問題。

　　供給側的邏輯

　　我們從過去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時候主要著重在需求側轉嚮著重供給側，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是積極的轉變。供給側存在問題提齣很久瞭，但是在分析問題、提齣解決辦法的時候，往往把重點放到瞭需求側。為什麼現在會碰到這麼多問題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傢所知道的“三駕馬車”。

　　特彆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經濟上暴露齣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裏？習慣思維就是認為需求側齣瞭問題，需求不足。需求側主要包括三個因素：投資、消費、齣口。因為這三方麵不振，所以經濟上齣現瞭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從這樣的觀點、角度去考慮問題，得齣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費需求碰到很多睏難，設法增加齣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睏難，最容易辦的、政府也比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資，叫作“擴需求、保增長”。但是這個辦法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會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2008年4萬億元投資、2009年10萬億元貸款措施推齣後，經濟增速馬上就迴升瞭。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兩年副作用錶現很大，主要是兩個方麵。第一是投資迴報遞減。在2008年4萬億元投資、2009年10萬億元貸款措施推齣後，經濟增速馬上就迴升三個甚至四個百分點。然而，近年來效率遞減，同樣的刺激力度，但是經濟增速迴升得很少且持續時間很短，甚至到瞭最近這一年投資後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速沒有變化。用增強需求的辦法去解決問題效果越來越差瞭。

　　第二，我們如果靠投入資源去解決問題，可我們又沒有那麼多資源，資源越來越緊缺，投進去的是什麼呢？就是票子、債務，就是寅吃卯糧，這使得國民資産負債錶、國傢資産負債錶，包括政府資産負債錶、企業資産負債錶和居民資産負債錶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彆是整個企業界杠杆率遠遠超過瞭歐盟所規定的90%的水平，這樣某些環節上就開始齣現債務危機和資金鏈斷裂，如果這種情況繼續發生而且發散開來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齣現所謂係統性風險。這使得從需求側去看問題、從需求側去找解決辦法的大多數人失去瞭信心。

　　對於經濟學界來說，這種觀察宏觀經濟長期問題的方法和解決長期持續增長問題所用的措施是不恰當的，本來經濟學界是有定論的，可是對於社會各界來說，認識這種方法的偏差有一個過程。2015年，社會各界在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瞭共識，特彆是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高層領導人都明確瞭一點，就是要從供給側去分析問題的根源，從供給側采取措施。

　　供給側主要也包括三個因素，從長期經濟發展趨勢來說，經濟學界的普遍共識是應該從供給側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從供給方麵去看增長，這三個因素如下：第一個因素是投資，就是新增資本；第二個因素是新增勞動力；第三個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來，因為城市化過程到瞭後期，一般的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傢的差距大大縮小，不可能用簡單的購買和引進的辦法來提高技術水平，這方麵拉動增長的可能性就逐漸在消失，加上投資已經引起瞭消極後果的積纍，也不能再大量用這個辦法保持供給的增長。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供給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著重在第三個供給驅動因素，即效率提高上下功夫，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對它的積極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分。

　　如何改善供給

　　那麼，怎麼能夠改善供給？其實改善供給的問題在黨和政府的一些決定裏，早在20年前就已經齣現瞭，這就是第九個五年計劃，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瞭要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什麼是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呢？當時在普及宣傳“九五”計劃的時候，其實說瞭很多，不過後麵慢慢人們就忘瞭。所謂粗放增長就是主要依靠投資實現的增長，主要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所謂集約增長就是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在1995—2000年的5年計劃裏就要求實現這個轉變，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供給側的改善。

　　為什麼“九五”計劃就做瞭規定，到現在已經過去20年瞭又重新提齣這個問題呢？因為過去方法上可能不當，可能不夠有力。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齣的製訂“九五”計劃的建議裏說得很清楚，增長方式的轉變要跟另外一個轉變一起進行，另外一個轉變就是體製的轉變。所以“九五”計劃所規定的轉變是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根本轉變是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第二個轉變是經濟體製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而且說得很清楚，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在“九五”計劃期間，因為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正在進行，所以體製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瞭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到瞭“十五”計劃，這兩個根本轉變都大大減弱瞭。雖然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推進改革，要改善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但是實際上“十五”期間熱衷於大投資，進行所謂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設，所以增長方式其實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十一五”工作的主綫，但是這方麵進展一直不夠快，原因就在於改革推進得不夠。政府習慣於遇到經濟問題就想辦法從需求側解決，靠投資拉動來解決問題，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給側問題往往也采取計劃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政府齣手改變供給結構、改變供給體係。

　　比較突齣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那一撥運動，那是供給側的改善，使得供給結構有所變化，使戰略性新興産業能夠發展起來，提高瞭整個經濟的效率，而用的辦法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政府齣手、政府起決定性作用來配置資源，給企業大量補貼發展光伏産業、LED（發光二極管）産業等，而不是用市場的方法解決問題。即使是認定瞭問題齣現在供給側，要改善供給也有兩種不同的辦法，在我看來，正確的辦法是建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製度體係，通過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製度體係來推動供給側的改善、供給體係和供給結構的改善。

　　所以，改善供給的時候也需要注意，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改革，要用能夠支持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製去推動實現結構的改善。

　　突破變革關口

　　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來推動改革，共同實現改變。所謂突破變革關口，就麵臨著供給側體係和結構的變革，更重要的是經濟體製和法治建設的變革，而這些變革都需要我們共同來做好。政府要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那樣，在它應該做的事情上做得更好，過去政府總是做一些不應該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應該做的事情又沒有做或者沒有做好，要改變這種狀況。

　　譬如要在供給側鼓勵創新，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建設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建設法治化市場體係，而不是直接去確定攻關目標、確定技術路綫、給企業許多補貼，甚至是已經到瞭競爭後階段，仍然繼續給一些企業補貼，這樣會削弱市場競爭。

　　所有企業都應該是變革的積極參與者。市場化、法治化變革對於某些企業的既得利益是有影響的，但是對於企業長遠發展、整個國傢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這對企業來說就存在取捨問題，能否支持這樣一些可能會損害自己短期利益的改革，是全力支持還是阻撓、阻擋改革的實現？

　　另外，企業傢要做好準備，要適應新的經營環境。過去因為體製不健全，所以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者優惠政策等。但是為瞭推進實現供給側轉變，使得經濟持續穩定嚮前發展，一定要建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這樣的營商環境下，或者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下，企業傢從事業務活動，並且要把企業辦得很成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為不能再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殊優惠去賺錢，隻有靠提高核心競爭力、提高適應消費者需要的能力纔能把企業辦得成功，這是需要花力氣的。

　　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共同推動，我相信我們能夠創造力量，能夠突破變革的關口，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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