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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发现之旅》《自然的历史》《伟大的博物学家》这几本图书都特别推重的一本，被誉为“美洲大地上绘出的绝美作品”，初版310年来终引进中国。作者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德国人，后来移居荷兰，她的头像在1991年被印在德国500马克的纸币上。这位伟大的女性，改变了欧洲人对昆虫的看法，被誉为与昆虫共舞的女人。在没有任何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离婚后，带上小女儿独闯苏里南，就是为了那里的小虫子。苏里南是当时荷兰的殖民地，所以她会去遥远的苏里南，这个位于南美东北角的巴掌大小国。她最为伟大的代表作《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1705年以荷兰文和拉丁文出版了，共60张彩色版画。这些版画不仅描绘了蝴蝶等昆虫，还同时描绘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花卉或果实；不仅画出了它们正飞离植物的成虫形态，也绘制了它们作为幼虫和蛹的形态。汤姆?兰姆在《发现之旅》中评价说：“在梅里安的笔下，植物与昆虫生活的合作无间，栩栩呈现……总能以丝丝入扣的构图展现出生物的精力与活力，创作出一种特殊的异国风情，无人能出其右。”很科学，很唯美。这本书大受欢迎，不久出了法文版，但她自己没有看到，死的时候一贫如洗。

内容简介

　　德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插图艺术家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代表作《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是目前畅销图书《发现之旅》《自然的历史》所最为推重的。本书共有60张彩色版画，原书尺寸很大，每张画的尺寸为29。5×39。5厘米；每张版画后附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些版画不仅描绘了蝴蝶和其他昆虫，也包括蛇、青蛙等其他动物，而且同时描绘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花卉或果实。在绘制蝴蝶和其他昆虫时，梅里安不仅画出了它们正飞离植物的成虫形态，也绘制了它们在一种或两种宿主植物上觅食的幼虫和蛹的形态。

作者简介

　　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德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插图艺术家。1699年，52岁的梅里安和小女儿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航行，踏上了南美苏利南的土地（当时是荷兰殖民地）。两年里，她穿梭在热带雨林中，零距离第观察和调查这里的动植物生态、并描绘他们。1705年她以荷兰文和拉丁文出版了她的著作《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郑颖，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研究处副编审，中央国家青联委员。曾供职于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中国日报》评论部、中央编译出版社。从事过图书文献翻译、英语时事评论写作、图书策划和编辑等工作。目前从事《国外书刊信息》策划、编辑，海外中国问题信息跟踪、分析及性别研究工作。

精彩书评

　　北京出版社即将推出的“博物学经典译丛”之一种《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2015年12月版）是梅里安的代表作。该书共有60张彩色版画，这些版画不仅描绘了蝴蝶和其他昆虫，也同时描绘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花卉或果实。在梅里安的笔下，植物与昆虫生活的合作无间，栩栩呈现。除了梅里安的书外，该译丛还包括《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自然的艺术形态》两种。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目录

玛利亚 ·西比拉· 梅里安——与昆虫共舞的女人/ 1
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 39

精彩书摘

　　最初的艺术熏陶
　　梅里安于1647 年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她的父亲是著名的雕刻师和出版商老马特乌斯·梅里安（Matth?us Merian）。老梅里安曾游遍欧洲， 作为画家、雕刻家、出版商和宗教思想家声名远播。他为自己撰写的游记绘制插图，其中包括东、西印度群岛的状况；他为自己的著作《德国地理》绘制蚀刻地形；他甚至为自己的作品《欧洲剧院》描绘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景观。1650 年，老梅里安出版了医生和博物学家约翰· 约翰斯顿（J.Johoston，1603-1675）的五卷本的《自然史》，作品中包含了3000多幅有关四足动物、鸟类、鱼类、鲸类、昆虫和蛇的绘画。不久，这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就去世了，梅里安才3岁，但她还是受到了父亲很大的影响，例如，梅里安经常临摹《自然史》中的一些作品作为绘画练习。梅里安的母亲后来改嫁给雅各布·马瑞利（Jacob Marrel），一位花卉和静物画家，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在“郁金香狂热”年代，马瑞利忙着描绘各种不同种类的郁金香，他同时也做艺术品生意。马瑞利曾师从众多德国和荷兰的著名画师。在他的工作室里，梅里安被训练成了一名铜板雕刻的制图员。
　　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起始阶段，梅里安主要临摹在法兰克福继父工作室的花卉装饰图案。在梅里安的艺术家圈子里，约瑞斯·霍芬吉尔(Joris Hoefnagel，1542-1601) 无疑是名声较大的一位。这位来自佛兰德（比利时北部）的画微小图案的画家是欧洲第一个在他的图案中描绘昆虫的人。他和他的儿子雅各布也是欧洲第一批昆虫插画绘图者。在继父的工作室里，梅里安熟悉了霍芬吉尔父子的绘画风格，磨练了自己的昆虫插画技艺。
　　研究蚕的变态
　　1660 年， 梅里安13 岁，她在法兰克福的美茵河畔第一次认识了蚕。观察和研究蚕的变态过程为少女梅里安的生活打开了新的一页，而在这之前，她仅仅会画些花花草草。
　　把研究蚕作为她对毛虫研究的起始有两个原因：首先，蚕是一种最高贵的也最有用的毛虫；再者，如果能把蚕的变化研究清楚，那么其他毛虫的变化就易于理解了。
　　在梅里安生活的年代，德国人热衷于养蚕，因为它代表了富裕和繁荣。由于蚕的较高的公众接受度，它很适合被当作观察的对象。在温暖的德国南部和北部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的普鲁士，都有计划地种植着桑树。几千株桑树生长在街道和公路两旁，为蚕提供食物。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也曾提倡蚕的养殖。
　　梅里安认为研究蚕的变态和培育蚕同样重要。在那个年代，饲弄这些名声不雅的小生物是很困难的，它们常被世人称作邪恶的害虫、毛虫、蛆等。当“那些贪婪”的东西吞掉树上所有的叶子，只留下裸露的树枝
　　时，别的女人只会表示厌憎，因而就怀疑和嘲笑梅里安的执着。
　　……

前言/序言

　　为复兴博物学做有特色的努力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一种古老的探索、理解、欣赏世界的进路（approach）。它包括对事物的记录、描述、绘画、分类、数据收集和整理以及由此形成的适合本地人生存的整套实用技艺。博物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演化出一些高雅形式，历史上相当多的博物学著作以十分精美的形式呈现。
　　博物学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西方有西方的博物学，中国古代也有值得骄傲的非常特别的博物学。比较一下李汝珍的《镜花缘》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能间接大致猜到中西博物学的差异，虽然两者本身都只是文学作品。近代以来，人们很关心西方人的观念，因为他们的一系列观念（有好有坏）深深地影响、改变了世界。于是，就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这样的学科而言，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等颇重视。其实，不限于这样狭窄的领域，从更大的范围看，甚至从文明的层次看，也大约如此。但西方的观念并非只有科学、哲学（也未必是最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和反省，如今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博物学，虽然它仍然是西方的，但含义、特征并不同于以前在科学、哲学的名义下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戴着“眼镜”看世界，不是这副就是那副，不可能不戴。
　　现在我们有意戴上博物学这副眼镜，以博物的视角看各种现象。
　　西方博物学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西方的history 而非西方的philosophy。有些人不理解，在21 世纪的今天，科学哲学工作者为何那么关注“有点那个”的博物学？坦率点说，恰好因为博物学“肤浅”而不是“深刻”！显然，这不是说凡是natural history 都肤浅，凡是natural philosophy 都深刻，只是招牌给人表面的印象是这样的。不过，博物学的行事方式、知识特点也部分决定其成果的性质，naturalhistory 得出的结果注定与natural philosophy 得出的性质不同。前者以林奈、布丰、达尔文的工作为代表，后者以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工作为代表。在外行看来，前者容易与琐碎、杂多经验、复杂性挂钩，后者容易与统一、理论定律、和谐性挂钩。其实，许多特征是共有的。比如，数理科学家眼中并非只有简单的物理定律和生命遗传密码，现实中照样要面对各种杂乱无章；植物分类学家眼中并非只有千奇百怪的花草树木，他们也同样洞悉了大自然的惊人秩序。我相信，所有真正的学者，不管是哪一类，在其探究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精致与和谐，而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美学体验。
　　形而上学的简明二分有一定道理：侧重经验事实、观察描述与实验的history 为一方，注重第一原理、假说推演、概念思辨的philosophy 为另一方。但是，这种清晰的二分法本身也有缺陷，割裂了history 与philosophy 的互相渗透，它本身是一种人为的抽象、化简。亚里士多德是全才，既研究物理学、形而上学又研究动物志；他的大弟子特奥弗拉斯特深入研究植物，还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化简，有收获，也是有代价的。二分法的两大类学问、探究事物的方式不应当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彼此适当竞争，在一定的时候取长补短。
　　不过，就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在乎philosophy 进路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而言，现在强调另一面，即history 的一面，也是一种合理的诉求。哲学史家安斯提（Peter R. Anstey）认为近代早期有两种类型的博物学，一种是传统式的，一种是培根式的。第一种人们容易理解，从古代到中世纪，到近代再到现在，一直有脉络，形象还在，但第二种经常被遗忘。安斯提说近代实验哲学的“第一版”就是培根的博物学方法（Baconian method of natural history），也可以说培根开创了获取知识的博物学新进路（novel approach to natural history）。培根理解的博物学，真正“博”了起来，包罗万象，这与他的实验哲学、归纳法、宏伟的知识复兴蓝图有关。在古代和培根的年代，history 的意思与现在不同，正如那时的philosophy 与现在的理解不同一样。现在人们能够理解牛顿的主要著作为何带有philosophy 字样，并且清楚那时philosophy 与科学不分；其实，那时history 与科学也不分。复数形式的histories 显然更不是指时间，而是指对事物的各种探究及收集到的各种事实。本来这也是history 的古义，到了培根那里，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血液循环、气泵等更新的东西。正是培根的这种博物学方法塑造了早期英格兰皇家学会的研究旨趣。波义耳也写过The History of the Air 这样的作品，其中的history 与现在讲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如今霍金出版畅销书A Brief History ofTime，难道其中的history 只作“历史”解释？当然，我无意于计较词语的翻译，只要明白其中的含义，中文翻译成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是一个代号。我们今日看重并想复兴博物学，并非只着眼于它与数理科学的对立，而是注意到其自身具有的特点，对其寄托了厚望。博物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与数值模拟）之一，并且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如今的博物也未必一定要排斥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如此这般论证博物的重要性固然可以，但还不够，还没有脱离科学主义的影子。说到底博物学不是科学范畴所能涵盖的，博物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中有相当多成分不属于科学，任凭怎么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也无法都还原为科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博物学的缺点，对此我们并不完全否认，但我们由此恰好看到了博物学的优点。成为科学，又怎么样？科学拯救不了这个世界，反而加大了世界毁灭的可能性。
　　博物学的最大优点在于其“自然性”。何谓自然性？指尊重自然，在自然状态下自然而然地研究事物。这里“自然状态”是相对于实验室环境而言的。“自然状态”下探究事物不同于当下主流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它为普通公众参与博物探究敞开了大门，它同时也要求多重尺度地看世界，不能简单地把研究对象从背景中孤立出来。“自然而然地研究”涉及研究的态度和伦理，探究事物不能过分依照人类中心论、统治阶级、男性的视角，不能过分干预大自然的演化进程。历史上的博物学是多样的，并不都满足现在我们的要求，有些也干过坏事。历史上有帝国型博物学和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还有其他一些分类。
　　不是所有的博物学都是我们欣赏的、要复兴的，但是的确有某些博物学是我们欣赏的（或者说想建构的），希望它延续或者复兴，对此我们深信不疑。那么，究竟哪些东西值得复兴？其实现在研究得还很初步，无法给出简明的概括。一开始，不妨思想解放一点，多了解一些西方博物学。大家一起瞧瞧它们有什么特点，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对于我们有启发。中国出版界长期以来不成体系不自觉地引进了一批博物学著作，现在看还可以做得更主动一点、更好一些。
　　许多西方博物学家在我们看来有着天真的“傻劲儿”，一生专注于自己所喜欢的花草鸟兽，不惜为此耗尽精力和钱财。我们并不想鼓动所有人都这般生活，但想提醒部分年轻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西方博物学无疑展现了多样性，可以丰富我们的认知、审美和生活。
　　博物画与博物学一同发展、繁荣，想想勒杜泰、梅里安、奥杜邦的绘画作品与博物学描述如何深度结合、难解难分就会同意，描绘大自然的画作与描写大自然的文字服务于同样的目的。用现在的“建构论”而非老套的“实在论”哲学来理解，它们在认真地描写对象的同时也在认真地建构对象。世人正是透过文字与画作这样的媒介来间接了解外部世界的。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中国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博物写作与博物绘画在此都起重要作用。当我们能够欣赏西方博物画时，反过来也有助于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美术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绘画种类繁多，与博物学最接近的大概是花鸟画与本草插图，但在掌握着话语权的文人看来，个别者除外，它们大多被归类于“匠人画”或“院画”，境界不如“文人画”。于是，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谢楚芳的《乾坤生意图》和蒋廷锡的《塞外花卉六十六种》这类作品，在艺术评论家看来，可能并不很高明。民间器物上的大量博物画可能更无法入艺术史家的法眼。不过，价值观一变，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以博物学的眼光重新看世界，不但能发现身边的鸟虫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还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历史与文化。多译介一些博物学著作，也有利于恢复博物学教育。2013年我为一个植物摄影展写了一段话，抄录此：“博物学是一门早已逃脱了当下课程表的古老学问，因为按流行的标准它没有用。但是，以博物的眼光观察、理解世界，人生会更丰富、更轻松。博物学家在各处都看到了如我们一样的生命：人与草木同属于一个共同体，人不比其中任何一种植物更卑贱或更高贵；我们可以像怜爱美人一般，欣赏它们、珍惜它们。”西方博物学不止一种类型，每一类中经典著作都不少。特奥弗拉斯特、老普林尼、格斯纳、林奈、布丰、拉马克、海克尔等人的最重要著作无一有中译本。翻译引进的道路一定非常漫长，做得太快也容易出问题。出版经典博物学著作也不是一家两家出版社能够包揽的，但各尽所能发挥特长，每家做出点特色，是可以期待的。薛晓源先生近些年十分看好博物学，广泛收集西方博物学经典，交谈中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晓源同时通晓哲学、艺术和出版，
　　我相信晓源主编的博物学经典译丛有着鲜明的特色，在新时期必将实质性地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
　　2015年6月21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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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好书，价格也便宜，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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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博物学经典译丛，印刷很精美，只是书价略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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