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钱穆先生著作·新校本：秦汉史（简体精装）》最初系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之讲义，议论畅达，看书犹如听讲。
　　2. 本书上自秦之统一，下迄新莽覆亡，读罢此书，会对秦汉史的概况有所了解。
　　3. 作者从学术、政治与社会经济三者兼及并重，更加直观地对秦汉史进行解读。
　　4. 作者对秦汉博士官制度、家言与官学之代兴、秦焚书与汉表彰五经有深入分析，特别对于新莽代汉而起进行阐发；并对封建与郡县制度之递变、朝廷对匈奴之态度、汉武重农轻商之经济政策进行精密探讨，会通明辨，对学者之治史方法有大启发。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著作·新校本：秦汉史（简体精装）》系钱穆先生于北京大学所讲秦汉史之讲义。主要论述秦汉时期的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情况。书中对秦汉博士官制、家言与官学、封建与郡县制度、朝廷对匈奴之态度、汉武重农轻商之经济政策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是关于秦汉时期历史的一本重要论著。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序
第一章　秦人一统之局
第一节　春秋以下政治社会学术之剧变
第二节　文化之西渐
第三节　秦始皇帝之政治措施
第四节　秦代之文化政策
第五节　秦政府之覆亡
第二章　汉初之治
第一节　汉高孝惠之与民休息
第二节　文景时代国内外之情势
第三节　文景两朝之政治
第三章　西汉之全盛
第一节　学术之复兴
第二节　武帝之政治
第三节　武帝之武功
第四章　西汉之中衰 / 152
第一节　武帝一朝之财政 / 152
第五章　昭宣以后之儒术 / 188
第一节　汉之中兴 / 188
第二节　儒术与吏治 / 195
第三节　博士之增立 / 202
第四节　昭宣以下之学风 / 222
第六章　西汉一代之政制
第一节　西汉之封建
第二节　西汉之郡县
第三节　西汉之中央官制
第四节　西汉之地方官制
第五节　西汉之封爵
第七章　王莽之新政
第一节　王莽之篡汉
第二节　王莽始建国后之政治

精彩书摘

　　一、秦人之于东土文化
　　秦人本无文化可言。东方游士之西入秦者，又大多为功名之士，对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满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业。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强之捷径，于东土文化本身之佳美，及其意味之深邃处，则并未能认识接受而消融以为我有也。故东土文化之西渐之在秦人视之，仍为一种客体，并未能真有栽根立脚之点。商鞅车裂，张仪见逐，范雎退绌。其他如公孙衍、甘茂之徒，均不能安身于秦廷。观于秦人对东方游士及客卿之态度，即可见其对东土文化感情之一斑矣。其大规模的为东方文化西渐之鼓动者，厥为吕不韦。
　　二、李斯建议焚书之缘由
　　此为当时李斯建议焚书之理论。分析言之，约有两端：
　　一、深恨当时愚儒不明朝廷措施精意，不达时变，妄援古昔，饰言乱实。
　　二、鉴于战国游士嚣张，希复古代民力农工，仕学法律，政教、官师不分之旧制。
　　三、卖身为奴
　　社会经济之畸形发展，一面为新商人资产之骤起，一面为农民生计之穷迫，既如上述。而奴隶、亡命之多，遂因之而激增。贫民无以自存，则转卖为奴婢。因卖身为奴，即可以不自负政府赋敛之责也。高祖二年，关中大饥，令民得卖子。五年，诏曰：“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然此特初即位，以示惠于民；民困不苏，则自卖为奴之风，终未能绝。
　　四、朝廷鬻爵
　　盖当时朝廷卖爵，其性质亦略如近世国家之发行公债。持国家公债券者，得向国家取其券价应得之本息。而汉时民户买爵，即取得对国家繇赋之优复。此谓买复即买爵。爵之性质，本重在优复也。然国家得民间买爵钱，特以济急，其后遂坐失多数之繇赋。此犹如发公债必偿其息也。又当时民间买爵，其意特在得免役，故辄买五大夫、千夫，以期得长期之优复。而朝廷以法严，吏多废免，乃强爵千夫、五大夫者为吏，其不欲则强出马。盖其先立法，令买爵官首即可补吏，且与先除，所以为诱。然因此“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朝廷乃以严法为绳。至其后，则民但买复，不愿补吏，故复勒令为吏。至买爵官首者，尚不得复，故不勒为吏。而爵千夫、五大夫得复者，乃强除为吏耳。又其后，成帝鸿嘉三年，卖爵级千钱，则其价益贱矣。
　　……

前言/序言

　　序
　　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二十六年，奔亡湘滇，《秦汉史》讲义旧稿亦未携
　　带，盖视同敝帚，不屑以自珍矣。
　　一九四九年，再度奔亡来香港。越年冬，去台北，北大旧同学张君基瑞来谒。谈次，袖出《秦汉史》油印讲义一册，曰：此书于流离中常置行箧，迄今且二十年，吾师殆已忘弃。
　　愿为题数字，聊作纪念。因率题数行归之。
　　一九五一年冬，重去台北。越年春，清华旧同学陶君元珍来谒。谈次，复及此稿，曰：昔在清华研究院，听吾师讲秦汉史，油印讲义，尚留行箧中。此稿已越二十年，吾师曷不刊而布之，以惠学者？余曰：此稿未终编。即西汉一代，亦尚多重要节目，须续写东汉时再牵连补及。且此稿历二十年，始终未再加整理，当时编写匆促，殆不足复存。陶君曰：不然。师此稿，实多创见。《国史大纲》论述秦汉，有语焉不详，不如此稿之畅竭者，复多绝未提及者。此二十年来，虽不断有关于秦汉史之著述问世，然师此稿所创见，实多并世学人所未及。且师此稿，其行文体裁，亦属别创，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著述行世，各有影响，何必一一求如精金美玉，绝无瑕疵，乃可刊布乎？越日，陶君持油印讲义来，曰：以此相赠。师返港，可即付梓人也。乃余膺奇祸，幸得不死。秋返港，即创始属草《宋明理学概述》。此稿插书架，未暇理会。友人某君见之，曰：暂借一读，不日可归。事隔有年，浑忘借者何人。遍询相知，皆曰未借。则此稿虽在人世，固已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矣。
　　一九五六年夏，重去台北，偶与北大旧同学数人谈此事。或曰：张君基瑞有此稿，当嘱其送来。越日，张君果携来。赫然见旧题，乃顿忆前事。余笑曰：余于此稿，初不自珍惜。自陶君一本失去，乃若人面桃花，倍滋眷念。今重获此本，真是自由天壤间惟一孤本矣。此亦二十五年前一番心血所注也。子当以相赠，吾归，必亟刊行之。张君曰：此固某等之所望也。然此本流窜相随，越二十年，师付印后，盼仍保此原本见归。余诺之。然为张君此一语，弥感于陶君有歉然。抑陶君所赠本，乃由清华油印，尚在此本之后，或于此本文字有异同，今亦漫不记省，无可再校核矣。
　　秋返港，乃始开卷细读，恍如晤对二十余年前故人，纵谈秦汉间事。虽不能一一尽如我意，要之此君所言，如出我肺腑间，真所谓相视莫逆，心悦而解，其为快何如耶！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
　　排字既竟，因备述付印经过。而复有一事，必郑重告读吾书者。盖此书仅是一讲义，备便讲述。学者就吾所讲，退而循诵马、班两史，庶有窥乎秦汉两代史迹之大概。即有精治马、班原史，涉猎吾书，亦足供讨论钻研之一助。若读者懒窥旧史，谓治吾书即是读秦汉史，此则吾罪滋甚，决非余刊行此稿之用意也。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钱穆自识于香港九龙钻石山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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