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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凯文·凯利×弗朗西斯·福山×杜赞奇×林毅夫×傅高义×詹明信×迈克尔·桑德尔×雅克·比岱×大卫·哈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许纪霖×陈来×白永瑞×赵鼎新×萧功秦……60余位世界学者，对话《文汇报》学术副刊

2．关于当代中国的思考，关于人类永恒价值的职守

内容简介

　　《洞见：我们时代的思想判断》是国内以学术文化见长的《文汇报》副刊《文汇学人》的记者，对60余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访谈精选。以《文汇报》思想学术副刊《文汇学人》的平台和视角，《文汇学人》记录下思想家们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按照访谈内容的侧重，这些访谈被分为以关注政经为主的“世界·中国”卷，和以关注思想文化为主的“思想·经典”卷。访谈只是点滴，但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在当下时代大潮中的思考和判断，或可为我们的焦虑提供一点出路。

作者简介

　　文汇学人，是上海《文汇报》的学术思想副刊，他们紧跟学术脉搏，每周都会与读者共飨高质量的思想盛宴。在“文汇学人”中，曾有一个固定板块“文汇学人访谈录”，这个板块创办了100多期，瞄准国内外学者展开学术访谈，内容涉及“文汇学人”认为应当有所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话题。“到《文汇报》坐坐”，已经成了这些思想学术大腕儿路经上海必不可少的经历，在几年的时间中，被采访对象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凯文·凯利、杜赞奇、傅高义、林毅夫、钱永祥、詹明信、迈克尔·桑德尔、大卫·哈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等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通过这些访谈，“文汇学人”无非想表达这样一种素朴的愿望：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总有其超过常人之处，“文汇学人”记录下他们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也许能够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一些派得上用场的资料。

目录

【世界·中国卷】

※ 不患贫而患不安

伊安·约翰松：要避免无节制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涛慕思·博格：全球规则制定应当倾听穷人的声音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威廉·恩道尔：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资源分配不均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经济发展不能将世界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

青木昌彦：制定政策要考虑人们的预期

钱永祥：社会急速变动使价值和规范无法成型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吉迪恩·拉赫曼：有一种全球情绪叫“愤怒”？

戴维·梅森：“占领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的神经

雅克·阿塔利：欧盟未来取决于利益攸关方有否共识

※ 站在世界再造的起点

乌尔里希·贝克：“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

凯文·凯利：面对技术的包围，人类应当有所选择

戴维·罗森布鲁姆：公共部门需要更高的道德伦理素养

达龙·阿西莫格鲁：“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释放创新潜能

杰里米·里夫金：通讯和能源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带来更理性、更可靠的决策

沃尔特·米德：美国正在社会再造的起点上

小约翰·柯布：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动创新的必要载体

莎朗·佐京：小型集市、传统街市更有人情味

※ 无极化世界里的中国身份

俞可平：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

乔舒亚·库珀·雷默：国家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杜赞奇：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个彼此依赖的世界

黄仁伟：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无极化”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傅高义：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中国，“早熟的超级力量”及其国际角色

林毅夫：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

胡永泰：追赶之后才可能有制度创新

张军：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动车组”时代

蔡昉：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思想·经典卷】

※ 永不停歇的当下

詹明信：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政治

迈克尔·桑德尔：市场本身是工具，而不是价值

雅克·比岱：通过组织控制市场，是问题的关键

大卫·哈维：危机如击鼓传花，总是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

阿兰·图海纳：欧洲的传统不会因经济危机而改变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欧洲，身份不是崇拜对象，而是问题

陈方正：向西方学习很多，并不表示我们很了解西方

金冲及：现在可以更全面评价辛亥革命了

裴宜理：如何处理过去的革命遗产，是一个巨大挑战

彼得·辛格：善待动物关乎公平、正义与是非

※ 更诱人的世界

卡玛·乌拉：物质进步不转化为精神享受就毫无意义

詹姆斯·奥唐奈：技术让古代世界变得更生动、更易于理解

罗伯特·齐默：没有比投资未来更重要的事情了

克里斯托弗·贝里：苏格兰启蒙运动： 小地方，大智慧

苏国勋：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并重，才是好的社会

贝淡宁：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担当责任才是首要的

黄勇：儒道思想对美德伦理学能够有所贡献

许纪霖：中国文明复兴促成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陈来：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更需有世界眼光

白永瑞：从“东亚”寻找创造新文明的可能性

※ 智性的风景

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

萧功秦：以“中道理性”超越极化思维

黄进兴：把握儒教的历史真实不能仅仅从经典出发

王水照：研究“唐宋转型”与当今社会有密切联系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专业研究可以为谈论公共事务提供合法性

李泽厚：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

戴维·韦尔贝利：研习经典作品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种方式

张汝伦：因为有伟大的经典，人类才仍然觉得有希望

王德威：每个时代都要有伟大作家的想法过于简单

王汎森：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精彩书摘

　　张旭东采访詹明信：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政治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193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博士论文以萨特研究为题。詹明信教授曾执教于哈佛、加利福尼亚、耶鲁等美国著名高校，1985年秋季学期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国际政治系访问教授。1985—2003年任杜克大学文学项目威廉·莱恩讲座教授、系主任。2003年至今任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主任。詹明信教授著作丰富，所著被翻译为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2011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终身成就奖。
　　詹明信是当今公认的英语世界处于引领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也是当代批评理论大师。他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现代主义文学和思想研究、电影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科幻小说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他坚持“总体论”的立场和方法，通过对各种文化媒质的分析，批判性、历史性地研究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通过对种种异化、物化现象的分析，探讨当代人类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内在的乌托邦向往。詹明信教授长期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抱有强烈兴趣和热情关注，多次访问中国，同中国知识界保持密切接触；他领导下的杜克大学文学项目，培养了多名如今活跃在国内外学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他目前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教授；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学术顾问。《文汇报》委托詹明信教授的学生、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对其进行了学术访谈。
　　“现代”一词成了影响力和霸权的工具
　　从您27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到今天，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延续不断的中心话题的话，首选一定是“现代性”。但这个概念又恰恰是最含糊不清的，常常包含自相矛盾的内容，它只是在概念上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统一性，只要追问下去就会发现种种问题。
　　比方说，大部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谈“现代”时仍旧假定我们谈的是“现代化”，而这个概念内在的假定是中国以前是、如今仍是一个落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所以现代化就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为它服务，甚至“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科学”、“民主”都可以说是“现代化”概念的演绎、派生概念，只不过在过去30年来，“现代化”的中心从物质生产层面逐步转移到了社会系统、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观念，甚至“生活品质”等领域，但总的指向仍然是克服落后。
　　比如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挨饿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需要解决的则是挨骂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挨骂，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普遍价值”方面仍然落后，还有待进一步的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所以追赶西方自由民主和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还很长。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现代化”理解持怀疑态度。
　　也许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已经要求对“现代”这个概念做出新的历史化的理解，但因为它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笼罩性概念，而且在经济、技术、社会制度、道德心理结构、文化和艺术表现等领域都有极其丰富、极其多样、极其复杂的展开，所以在一个理论高度上，反思“现代”对于许多中国学人来说又是一件很困难甚至很痛苦的事情。对现代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您所有的著作。能否就这个问题和中国读者交流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首先指出，“现代”（modern）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而它开始具有“现代”的形态，是从所谓“古今之争”开始的。“古今之争”，是将当时的文学和古代人的尤其是古希腊人的文学相比较，也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历史性的滥觞。我认为，“现代”一词有三种形态： 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在最近这几十年，其意义更加多变。而我仍然使用“现代主义”一词来作为一个分期概念。我觉得我们的确可以辨识出一种现代主义艺术： 它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瓦格纳、马奈、福楼拜甚至波德莱尔等为代表，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种种重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在“二战”后，我认为现代主义变得更具自反性。我愿称之为晚期现代主义。同时我认为到了1980年代，现代主义的各种预设已经被学院化，或者说被物化、常规化，这些预设也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一种不同的艺术实践开始出现，那就是我称之为后现代的实践，或至少是我称之为后现代性的时期。
　　在工业化、交通通讯手段、国民教育、国家行政效能等方面，中国“现代化”的追赶已经完成了。但眼下“现代”的标准似乎由晚清以来中国人所谓的“器物”层面转移到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领域。这也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新的紧张。
　　我注意到，近些年，也许是最近20年，或至少最近10年，“现代”一词迎来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回潮。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谈论，我们需要完成现代性，或者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现代性。而正如我指出的，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人们号召一种带有明确的民族或文化特征的现代性。所以，现代成了一种新的理想范式，而这在我看来是和旧的现代化观念很不一样的。
　　现代化曾是美苏两国外交政策提供的承诺，它意指重工业。它们提供给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是针对新工业生产的，同时毫无疑问也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今天的问题则是，重工业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我们有了一种建立在信息科技之上的新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重工业都首先被外包，然后被新生产体系替代。在我看来，如果说这一切在1980年代发生于美国，那么显然在今天，正发生于中国。所以，这个过程是经济发展到了特定阶段后的普遍进程。
　　因此，“现代”一词成了过去时。而恰逢“现代”一词什么也提供不了的时候，今天西方的各种宣传开始使用“现代”一词。首先，今天已经不再有“冷战”竞争。那么当然，我们转而提供民主，即所谓议会民主——虽然此时此刻，这个国家的第二号政党（按： 指美国共和党）正把剥夺各类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作为其战略。但不管怎样，议会民主，当然还有自由市场，现在被又一次附加于现代性的口号之中。当我们向所谓追求现代性的各色国家提供帮助时——我说的其实就是投资——我们要求至少有一个议会民主的外表，有一个市场体制的实际运作。我认为，对这一切而言，“现代”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词。
　　您是说“现代”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判断，是一种面对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自居“前现代”和“落后”的姿态？过去20多年里，中国学界出现过几次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讨论，尽管中国后现代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现代性”仍旧处在思想讨论的中心，而“现代”的定义其实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所以，我认为“现代”一词成了虚伪的工具，成了影响力和霸权的工具。所以在思想层面，使用这个词是不妥的。至于后现代性，我认为在文化意义上，后现代是和信息科技相关的，那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的。在其他国家发展它和在西方发展它一样容易。
　　我还想说，从西方最开始设想何谓现代时，它就意味着一个分为两个等级的体系，在其中，非现代和前现代者是不算人类的；只有现代的、自省的人群才配得上成为现代人。这一断裂，在知识上可以联系到笛卡儿、伽利略、路德，但它就出现在帝国主义本身的开端。所以，当人类学家说，“现代”这个口号不允许我们和所谓原住民族具有同时代性（coevalness），因而是一种霸权概念，是一种制造贱民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基本正确的。我不会像拉图尔（Bruno Latour）那样极端，但他的书名，《我们从未现代》，至少是一个邀请，让我们思考用其他方式和用词来处理同一问题。
　　……

前言/序言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套装共2册）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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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我们时代的思想判断》是国内以学术文化见长的《文汇报》副刊《文汇学人》的记者，对60余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访谈精选。

评分☆☆☆☆☆

摸JJ劳劳碌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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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视野，挺不错的一本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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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准备抽空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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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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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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