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製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製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以明清之際的製度、士人的言論和心態為視角,通過對明清之際的文化現象、士人話題的探究,討論易代之際特殊的思想與情境。那些逝去的曆史躍然紙上,生動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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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我的起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關於“明清之際的士大夫”的研究,因瞭這部書稿的完成,有可能告一段落,盡管某些具體方嚮上的研究,還將在一段時間中繼續。寫這部“續編”在我,是一段艱難的經曆,這不但因瞭論題本身的難度,也因瞭“狀態”在時間中的變化。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在以我為題的作業中,談到她閱讀本書以論文形式發錶的個彆章節時的印象,說續編較之正編,有“論述策略的調整”,這種策略即“更加注重對於外圍材料的搜集,兼采其他研究者關於時代背景與曆史源流的諸種‘外部研究’,使得文章更具有某種堅實的支撐與深遠的語境”。我卻不禁要想象這年輕人讀到那些文字時的失望。她很可能有更大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方法、路徑方麵,而本書所提供的,遠不能使她滿足。
仍有必要對本書的內容及我的意圖做概略的說明。
本書的上編刻意避免以“士風”標目,齣於對那種過分追求同一性、不惜為此而剪裁“事實”以就成見的概論式的論述方式的懷疑。我當然明白自己無以避免“概論”,無以避免化約。似是而非,籠統,模糊影響,根源於我們的認識方式與認識能力,也根源於錶達的睏境,無從逃避。但也因有上述警覺,此編各章更用力於“分析”,並力圖保存現象、趨嚮的豐富性。我當然明白繞開“士風”這概念,並非就能繞開如下質疑:被你選中瞭作為分析對象的現象隱含瞭怎樣的“量”的因素,以至獲得瞭你所認為的重要性的?我隻能說,對於上編所示的那些現象的敏感,固然生成在個人的經曆、經驗中,也一定受到瞭既有論述的提示、暗示。
不以“士風”標目,也因瞭有關“晚明士風”的已有論述,難以為我個人的閱讀經驗所印證。這裏涉及的,並非真實與否的問題。對於那一以及任一曆史時代,找到相當數量的材料支持某種並非輕率的判斷,都並不睏難。我和其他研究者不過基於不同的期待、依據不同的材料、由不同的方麵試圖接近那一時期;我們的所得或許可以互為補充:不是在達成“完整”的意義上,而是在復原曆史生活本有的豐富性的意義上。即如王汎森先生所謂的“道德嚴格主義”,與通常關於“晚明士風”的詩意描述即不免大相徑庭。也正是種種“犯衝的色素”,以及無窮無盡的中間色,使得我們的曆史想象大大地復雜化瞭。由此不也證明瞭“總體描述”的不無意義?任何一種齣於嚴肅意圖的確有依據的描述,都有可能包含瞭“真相”;更有意義的是,這種描述將作為質疑的對象,引齣更多的發現。
作為本書所處理的一部分材料的,有明末“任事”者的文集。那些人物中有易代之際的所謂“忠義”(忠義/遺民):孫承宗、鹿善繼、孫傳庭、史可法、金聲、金鉉、範景文等等。較之臨難之際的錶現,在本書中我更關心他們任事時的動力與姿態。那些人物盡管文采風流不足以映照一時,其人的誌節、心跡,卻自有動人之處。任事者的言論,自然方便瞭對明末政治的考察;我所關心的,也仍然更是言說的人,是言說者的思路、態度、方式,以至透露於言論的性情。我由自己的意圖齣發讀彼時的論政文字,讀齣的確也更是其人。“經世文編”“名臣奏稿”讀之不足,即更嚮文集中尋訪——文集對於我的目的,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皇明經世文編》宋徵璧所擬《凡例》,說“藏書之府,文集最少”,慨嘆於當代文獻的湮滅無聞,即“名公巨卿”的文字,亦不能“盡備”,“如韓襄毅、徐武功,皆本吳産,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訪其後人,竟未可得”(按韓襄毅,韓雍;徐武功,徐有貞)。如此看來,即使我所搜檢的文集未見得罕見,對於這一種材料的運用,也有利於保存文獻的吧。
在“經世·任事”這一題目下,我試圖分析明末清初士人的經世取嚮,危機時刻承當事任者的姿態與情懷;分析經世取嚮在著述中的體現,諸種論政文體的運用,掩蔽於此種文體的士人心跡;分析士人在清初這一敏感時期所遭遇的與經世取嚮有關的倫理難題。於此我嘗試著探究的,可能是與正編不同以至看似相反的麵嚮。那本書論及易代過程中巨大的道德壓力下可不死的死,此章置於正麵的,卻是士人的知不可而為。景觀的不同不過係於看取的角度——那個曆史時代是經得住由各個方嚮察看的。
“談兵”本是誌在“經世”的士人的具體動作。選擇這一動作進行分析,多少因瞭它的戲劇性,卻也齣於對古代中國文士與兵事的關係的興趣。我試著說明支持士人談兵的諸種條件,包括製度條件;在講述文臣文士對於明末軍事的參與時,涉及瞭王朝權力結構中的文/武,介入軍事、擔當軍事責任的文士所實際經曆的文武衝突;我感到興趣的,還有那一時期由火器的軍事運用所激發的製器熱情;最後,則是其時士人與兵事有關的倫理思考——在我看來,此中正有那一時期所提供的富於深度的思想。
在“遊走與播遷”這一題目下,我試圖分析士人在明清之際的常態及非常態的流動,推動瞭此種流動的諸種因素,士人的流動與“易代”這一事件的關聯,展開在“流動”中的士人命運。“師道與師門”一章所清理的,有其時士人言說中的“師”之一名,師道與師門,講學以及官學與私學,等等。在我看來那一時期與座主/門生有關的言論,尤有分析的價值。師弟子對於界定士之為士,從來有其重要性。明清之際的有關言說,更包含瞭士對自身處境的緊張關注,大動蕩之餘倫理修復、人格重建的努力。
“明清之際”是一個起止不明確的時段。我繼續利用“之際”之為界域的模糊性,以便伸縮自如;在做具體分析時,興趣卻更在此“際”的明代一方,力圖緣此而上溯,為此際尋求解釋。我知道當我所分析的現象發生時,不但有明二百餘年,且此前的全部曆史都參與其間。我遠不能窮盡有關現象的遠緣以至近因。但我仍在這一方嚮上盡瞭努力。麵對我所選取的現象,我所強調的,依然是“明清易代”這一曆史情境的特殊性,際此世變的人及其選擇。易代關頭的經世取嚮,勢必有不同於平世;談兵亦然。士夫從來有性質、目標不同的遊走,“播遷”這一種流動,則以“鼎革”之際為甚。“師道”“師門”雖古已有之,我的關注卻更在意涵特殊的師道論述,與亂世師門。
由正編延伸,續編仍然以其時的儒傢之徒(以及儒學影響下的士人)的著述作為主要的材料來源。上文說到已有的關於“晚明士風”的描述不能為我的閱讀經驗所印證,多少也應因瞭我所選來閱讀的文獻。支持文學史(以至文化史)關於“晚明士風”的描述的,主要是文人詩文與筆記,而我從事這項研究,卻更倚重儒傢之徒的文集;盡管“儒者”“文人”的類型劃分,用於其時的士人,難免不削足適履。
上編中的大部,已有關於“話題”的討論,隻不過進入瞭下編,話題更為傳統而已。黃子平在為那本《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所寫書評中,提到思想史研究通常想到的是“啓濛”這個慣用詞,“或‘君主觀’‘封建論’等與政治思想或製度創新有關的‘傳統’話題;趙園卻有意無意避開瞭這些套路,直探‘戾氣’‘節義’‘用獨’等更具‘精神氣質’又與曆史語境密不可分的話題”(《危機時刻的思想與言說》,刊《二十一世紀》)。我卻及時地以此書證明瞭自己並不能拒絕“傳統話題”“套路”的誘導,盡管明知某些題目被認為的重要性,是經由一再的論說而生成的。
本書寫作中的艱難,部分地也因瞭話題的“傳統”。那些話題的確有太過漫長的曆史,有待於做近乎無窮的追溯,限於學力,我卻隻能大緻以“有明一代”為限——即此也難免於掛一漏萬。但我仍然要說明,我的興趣不在觀念史,不在為有關的思想清理齣一條“演進”的綫索,而在言論者的旨趣,隱蔽在言論背後的動機,那些思想、言說與“明清之際”的關係,思想的曆史內容以及個人經驗內容。為此我努力避免先入之見,避免一意嚮“前近代”為“近代思想”尋找本土源泉。我更希望做到的,是讓言論迴到其被言說的曆史情境,無論我能在何種程度上(以至能否)做到這一點。也因此在處理如“君主”“井田、封建”這類思想史的題目時,我的方式不可能是嚴格思想史的。這固然限於能力,也係於旨趣。這種研究的局限是一望可知的。比如不能解釋一種思想何以能由普遍認識中拔齣,何以突破瞭“曆史條件”的限製;也難以解釋有相似經曆的個人間思路的不同(以至相左)。對於明清之際士人的君主論,我感到興趣的,更是士經由君/臣一倫的自我界定,他們對“臣”對“士”的倫理地位的闡發;井田論作為對於深刻的社會危機的迴應,令我動心的,則是明中葉以降士人的均平籲求,士人中的優秀者超越“階級利益”拯飢濟溺的熱忱;“文質”一章則著重討論士人與“文”有關的想象,他們——尤其儒傢之徒——對於“辭章”的態度,作為有可能繼續展開的文人/儒者論的張本。
本書寫作期間應邀完成瞭一本小書《易堂尋蹤——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群體的敘述》(江西教育齣版社,2001年),附錄中的“易堂三題”,是藉諸易堂的由若乾角度的論述,與正文的某些章節有呼應。至於《廉吏·循吏·良吏·俗吏》一篇,則像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在我看來,即使涉及“廉”“清”的敏感話題,也仍然有討論的餘地——問題的彆一方麵,問題間的彆一種關聯,士人有關此一問題的“另類”見解,那見解背後的思理、經驗背景,以見彼時思想材料之豐富,士人思路之紛歧,思想空間之恢闊。由此一端,不也可聞“眾聲喧嘩”?分辨其時的不同聲音,始終是我緻力的方麵,何況那另類見解的確富於深度!
我曾在正編的後記中提到“是否正是‘思想史’(有時即等於‘理學史’)的既定格局,限製瞭對‘思想’的整理,使得大量生動的思想材料因無從納入其狹窄的框架,而不能獲取應有的‘意義’”。還說“引起我興趣的,通常更是一些像是未經係統化的思想材料,甚至為一般思想史棄而不用的材料”。其時如王夫之這樣的儒者,其思想固非理學所能框限。關於王氏,侯外廬說,“他的直接傳統,在我看來,已經不是理學……影響瞭他的學說的人,實在不完全是張載”(《船山學案》第8頁)。還說:“船山為顛倒理學的頭足者,理學的外錶甚濃,而其內容則洗刷乾淨。”(同書第22頁)對侯氏上述論斷,我不能置一辭,想說的卻是,我自己迄今為止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倘沒有王夫之和他的那些“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即使還能進行,麵貌也將相當不同。
所擬書名“製度·言論·心態”中的“製度”不免誇張。書稿中的薄弱部分應即“製度”。這裏的“製度”,或許更宜於讀作意嚮——探究製度對於人(士大夫)的塑造,確是我的部分意圖。涉及“製度”的材料,多半是作為言論、話題分析的,關心既在“士風”賴以造成的製度條件,卻更在士人對有關製度的詮釋,他們的製度批評,即作為話題的製度論。令我自己也略感意外的是,因瞭“求知”與“求解”的渴望,那些製度文獻,竟也讀得津津有味。
在有瞭一定的積纍之後,閱讀也即比較、辨析——真正的學術工作於焉展開。即使原來以為枯燥的題目,也會漸饒趣味。也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艱難推進,對象的輪廓漸次顯現,其層次肌理儼若觸摸可及;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版圖於是乎擴張。進入愈深,也愈有深入的願望,隨著問題的日益明確,綫索日見清晰,反而加劇瞭求知求解的緊張,對象在感覺中愈見茫茫無涯際,計劃中閱讀的書單不斷伸長,於是痛切地感到瞭精力衰退中的力不從心。至於本書引文的密匝,固然因論斷之難,也為瞭存“言論”,冀稍近於“真相”。謝國楨在其《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的自序中說,最初為使讀者“不感枯燥”,“有時文章也不免稍為煊赫一點”,後來修訂時“感覺所謂‘煊赫’的地方,總歸於不忠實,遂把他刪去瞭,仍抄錄原文以存真相”。我不敢自信“存真相”,隻能說存文獻的原貌。
我的這項研究自始就不曾以“完整性”為追求。這不僅因瞭窮盡對象之不可能,也因瞭我一嚮較為狹窄的視野與關注範圍。我往往是被一個個具體的認知目標所吸引,被由一個目標衍生齣的另一個目標所推動,被蟬聯而至的具體“任務”所牽係;在工作中我的快感的獲得,通常也由於嚮這些具體目標的趨近,是似乎終於抽繹齣瞭現象間的聯結,是發現瞭言論間的相關性;錯綜交織的“關係”如網一般在不意間張開,這背後無窮深遠的“曆史”,似漸漸嚮紙麵逼來……我明白這是一些渺小的屬於一己的快樂,但它們切切實實地潤澤瞭我的生活。
在這過程中,聊可作為休憩的,是與較具文學意味的材料的遭逢——披沙揀金,偶遇奇文,精神未始不為之一振;盡管那些文字,通常為“文選”所不收。黃宗羲說,“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即作傢亦不能過”(《錢屺軒先生七十壽序》,《黃宗羲全集》第十冊第653頁)。可惜的是未能采集,事後竟無從追索,否則可輯為一編的吧。
我也依舊為“人物”所吸引,為人物光明俊偉的氣象所吸引,為他們正大的人格所吸引,時有觸動、感動,以至感慨不已。即使在關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研究結束之後,那些人物,那些問題,仍將在我的念中。它們已成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亦如“中國現代文學”一樣無從割捨。與這些不同時段的“知識人”同在的感覺,是學術之於我的一份特殊賜予,我珍視這種感覺。我也曾設想在京城及周邊地區搜尋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蹤跡。即使遺痕全無,也無妨站在“實地”,遙想其時情景,追尋那些痕跡被“歲月的潮水”衝刷的過程。但我的所長,或許隻在憑藉文字的想象與重構;尋蹤的設想,多半隻是設想而已。
本書的大部分章節,在正編的寫作中,題目已約略生成。該書完稿至今的七年裏,經瞭持續的積纍,纔有瞭續編所呈現的麵貌。這是一段漫長的行程。某些章節曾一再調整,甚至有大幅度的改寫。力有不能及,於是處處見齣掙紮。偶爾翻看正編,竟也暗自驚訝,想到這些文字倘若寫在一些年後,不知還能否如此“揮灑自如”。較之正編,續編更避免過度的“介入”。這既與年齡、寫作狀態有關,也齣於自覺的約束。依然有不自信——不自信於對材料的掌握,不自信於對文本的解讀與判斷。“不自信”有效地抑製瞭議論的衝動。當然,嚮史學的學習,也參與造成瞭上述態度,盡管這態度不便用“客觀”來形容。
改稿到最後,是2005年夏最熱的一段日子。偶爾由電腦屏幕望嚮窗外,看到的是滿樹桐葉森然的綠。世道、人心都變化得太快,時過不久,即成懷念。即如我,就懷念初入“明清之際”的那段時間,懷念那時感受到的極新鮮的刺激,與人物及其思想驀地遭遇時的震撼。章學誠說:“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二《博約中》第161—162頁)“學”是可以在時間中積蓄的,“性情”卻難免於時間中的磨損。莊子曾說自己“貧也,非憊也”(《莊子·山木》)。我個人近年來的狀況,卻正宜用一“憊”字形容。迴想初入“明清之際”、撰“戾氣”諸篇之時,已恍如隔世。讀者諸君倘能由此書的文字間讀齣這種“憊”,或能有一份體諒的吧。
本書寫作過程中,繼續得到陳平原、夏曉虹夫婦與賀照田等朋友的支持與鼓勵。意外地收到瞭颱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惠贈的《劉宗周全集》,以及王汎森先生的係列論文的復印稿,令我有無以為報的慚愧。我還應當感謝社科院及文學所的圖書館,它們的藏書與藉閱條件,使這項研究成為可能。
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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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製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續編,保持瞭《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在研究視角、結構方式和學術眼光方麵的獨到之處,選取明清易代之際這一特殊時刻,以明清之際的製度、士人的言論和心態為視角,通過對明清之際的文化現象、士人話題的探究展開對晚明士風的分析,經由明末清初士人的經世取嚮,探討易代之際特殊的思想—情境,即思想的曆史內容以及個人經驗的內容。
評分書的印製精美,內容實在,值得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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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一直在收這個係列,這兩本書是最近剛齣的,肯定不能放過,希望齣版社印刷裝幀好一點。
評分奶奶不想去佛羅裏達州而想去田納西州東部,因此想方設法要改變她兒子貝利的主意,還用報紙敲著貝利的禿腦袋說:“瞧這兒,讀讀這段新聞。那個管自己叫‘淪落人’的暴徒已從監獄裏逃齣來瞭,正朝佛羅裏達的方嚮跑呢。讀讀他一路上所作所為吧。有這麼個罪犯逍遙法外,怎麼能帶著孩子們去佛羅裏達呢。”兒子隻顧看報上的體育新聞,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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