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我对近现代史保持了几十年浓厚兴趣,正史野史大量涉猎,而本书是我迄今为止的阅读经历中极兴味盎然的。真正资料弘富,阐析透辟,文字生动。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冷静的态度使本书称得上“信史”。
内容简介
《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由“上(井冈)山”入手,通过丰富史料证实: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确实较其他同志更加高瞻远瞩,更具领袖风范。然后详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长征中的力挽狂澜,以及到达延安后通过整风等运动彻底清除王明等人的干扰,使党更具凝聚力,更富战斗性,并从而也让毛泽东本人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详细过程。
作者简介
黄少群,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近60年,是国内著名的资深党史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国内第一部)、《毛泽东与红军》(三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中央审稿部门评价为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周恩来在1927年至1935年》等。曾受聘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为司局级、省部级及院士班授课,获广泛好评。
目录
前言
第一篇毛泽东在井冈山
第一章毛泽东为什么要上井冈山?
——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历史背景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决策
二、最早提出“上山”设想的是瞿秋白、朱德和张太雷
三、毛泽东提出“上山”主张的心路历程和他七次提出的
“上山”主张
1�泵�泽东提出“上山”主张的心路历程
2�泵�泽东七次提出的“上山”主张
第二章雄才大略上井冈
一、秋收起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二、文家市退兵——一个战略性的退却
三、芦溪折将——“还我卢德铭!”
四、莲花“转向”——决定上井冈山
五、“三湾改编”——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六、古城定策——与“绿林朋友”袁文才、王佐“结交
七、会见袁文才——“鸿门宴”变“同心宴”
八、茅坪安家——要在这里“发家”
九、边界游击——踏遍井冈五百里
十、余洒度离队——向湖南省委状告毛泽东“与土匪为伍”
十一、水口建党——毛泽东亲领6名小战士举行入党宣誓
十二、大汾遇袭——“列队向排头”的毛泽东看齐
十三、“三项纪律”——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事条令
十四、进驻茨坪——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第三章毛泽东在井冈山
——开创性的伟大斗争
一、成功改造袁、王部队
二、提出“思想建党”的第一重要性
三、建设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四、建设政权的初步尝试
五、第一次提出“中国红色政权”理论
六、智慧的闪光——顶着“左”倾领导者的干扰前进
【附录】关于井冈山时期错杀袁文才、王佐的原因、经过和教训
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
目录
第二篇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第四章中央革命根据地(上篇)
——毛泽东的伟大创造
一、1929年毛泽东在“艰难困苦”中前进
1�敝烀�红军为什么要下井冈山?
2�本�历了“最困苦”的一个月
3�薄白钣腥儆�之战争”——大柏地战斗
4�薄耙槐沧油�不了”的东固山
5�惫椿�开辟中央苏区的宏伟蓝图
6�泵�泽东对党中央“二月来信”的抗争
7�薄爸烀�矛盾”——红四军党内的一场大争论
8�泵�泽东病重闽西和红四军党的八大
9�薄熬旁吕葱拧背晒�克服“朱毛矛盾”
10�惫盘锘嵋榫鲆椤�—建党、建军原则及其伟大意义
二、1930年的“惊涛骇浪”和“乘风破浪”
1�薄缎切侵�火,可以燎原》——“农村中心”思想的产生
2�薄肮餐�前委”的新决策
3�薄斗炊员颈局饕濉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4�薄傲⑷�路线”的危害
三、1931年的伟大建树:“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开创
1�钡谝恢恋谌�次反“围剿”的胜利
2�敝醒胨涨�的巩固和红军的扩大,毛泽东军事路线
基本形成
3�敝谢�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开创“中国特色革命
道路”
4�薄耙凰沾蠡帷焙土偈敝醒胝�府成立
第五章中央革命根据地(下篇)
——毛泽东“坐了三年冷板凳”
一、王明、博古是怎样上台的?
1�钡车牧�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2�蓖趺鳌⒉┕盼�什么会上台
二、中共临时中央博古等是怎样排挤打击毛泽东、剥夺毛泽东的
党权和军权的?
1�薄案幽匣嵋椤�
2�薄澳�都会议”
3�狈础奥廾髀废摺�
4�狈础暗耍ㄐ∑剑�、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第三篇毛泽东在长征中
第六章关于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
一、第一种“版本”即“主流观点”的来源是很“权威”的
二、第二种完全相反的“版本”好像更合乎史实
1�泵�泽东和博古面对面的谈话——第一次表示“不走”
2�泵�泽东在雩都写给博古的信——第二次表示“不走”
3�敝芏骼此捣�了毛泽东参加长征
三、两种“版本”孰对孰错
1�毕人档谝恢帧鞍姹尽�
2�痹偎档诙�种“版本”
3�惫赜诿�泽东去雩都搞调查研究的事
四、第二种“版本”的依据是否可靠
第七章遵义会议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一、成功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为遵义会议的胜利“放下了
物质基础”
二、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关于进军方向向博古、李德的
四次抗争
1�钡谝淮慰拐�:湘南建议
2�钡诙�次抗争:通道会议
3�钡谌�次抗争:黎平会议
4�钡谒拇慰拐�:猴场会议
三、遵义会议——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四、遵义会议成功的原因及其伟大意义
第八章毛泽东走上中国红军最高领导岗位的“四部曲”
一、第一部曲: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
二、第二部曲:任“三人军事小组”成员
三、第三部曲:成为“三人军事小组”的负责人——中央红军的
最高领导人
四、第四部曲: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红军的
最高领导人
1�本�心动魄: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
2�泵�泽东走上中国红军最高领导人岗位的关键几步
第四篇毛泽东在延安
第九章初到陕北时的新建树:奠定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的
坚实基础
第十章王明回国和“十二月会议”
——毛泽东说他又一次被“孤立”了
第十一章“三月政治局会议”双方斗成“平局”
第十二章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
——与王明斗争的重大转机
第十三章1938年的“九月会议”
——王明“落花流水春去也”
第十四章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基本确立了毛泽东
的领导地位
第十五章1941年“九月会议”的艰难斗争
——全党思想基本统一
一、王明再版《两条路线》——公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起
新的挑衅
二、“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特别痛心
三、1940年的“十二月会议”——党内思想认识未达到
统一
四、毛泽东抓紧做了三件事,却受到王明的挑战
五、毛泽东亲自编“党书”
六、“九月会议”是统一党内思想、批判教条主义的关键
会议
第十六章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历程
二、西北局高干会议——统一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
三、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四、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独立领导
中国革命的伟大政党
五、1943年的“九月会议”,彻底厘清党的路线问题
六、延安整风运动中至今遭人诟病的几件事
七、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
第十七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通过
第十八章中共党的七大
——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
全党指导思想
一、共产国际七大——主要是季米特洛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积极作用
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延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贡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
这个文件,对上述三方面(国民党、工运、农运)工作都提出了积极的斗争策略,不仅提出了团结国民党“真正左派中央委员及各省左派领袖合组革命同盟,发表共同政纲”,积极向右派作斗争;组织领导工人实行请愿、罢工和总罢工,以抗议“军队、流氓捣毁或占据工会”;在“对于湖北农运之要点”中,更提出11点积极斗争的策略和应采取的措施。文件特别提出了对于农民运动的正确认识,驳斥了对农运的种种攻击、污蔑:“无农运无国民革命”;“‘幼稚’、‘过火’并非事实”;“间接直接反对农运不是总理主义不是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应积极赞助农运”等;在斗争策略上提出:“①分十一区,以阳夏、枣阳、黄冈、蒲圻等区为主。②实行秋季抗租、减租运动。③鄂北武装农民上山。④鄂东南积极招兵,募夫,接济,运输,帮助革命军。”
文件明确而坚定地提出了“鄂北武装农民上山”,甚至提出要开展“土匪运动”的大胆设想,这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提出的“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指出,张太雷虽然是在党的文件上最早提出了“上山”,但只是作为多种“斗争策略”中的一种,而接着他则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的计划。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明确而坚决地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态度“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张太雷领导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坚决而彻底的建议。所以,张太雷提出的“上山”,也只能是一种设想。
7月12日,张太雷被指定为“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决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五人常委会特别是张太雷是做出了贡献的,八七会议关于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在张太雷领导制定的上述文件中就可见端倪,他提出的“实行秋季抗租、减租运动”,就含有秋收行动的意思。
……
前言/序言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他的生平业绩、品德风范,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一些令人们困惑的理论问题和事实真相,明确地回答境内外对毛泽东进行的一些非善意的臆测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攻击,自觉抵制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影响,是一切正直的党史工作者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良心、史德的体现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是怎样被确立的?对以前这个人们讳莫如深的问题,境内外就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已被人们熟知的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就是中共党内“权力争斗”的结果,认为是毛泽东使用种种“阴谋手段”或“权术”,拉拢、联合一些人,从而夺取了最高权力。国外一位著名新闻记者写长征中的遵义会议,认为就是一种“担架上的阴谋”([美]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所取得的成功。当然,索氏的书是歌颂长征的。但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坚持了西方历来的观点。由此可见境外观点之一斑。
本书所要阐述的内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现在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披露历史的真相,充分而细致地阐明毛泽东之所以能走上党的最高领袖岗位,那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是全党、全军的共同选择,是我们党经历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斗争的检验,才找到了毛泽东这样一位具有军事、政治文武双全并能和蒋介石国民党匹敌的英明而正确的领袖!正是他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避免了使中国革命“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邓小平语),使中国革命主要在他的领导下,能够较快地在1949年就打败了强大的、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这个历史的事实,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承认和充分肯定,是任何人想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毛泽东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个代表之一,参与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从党的一大到五大,毛泽东以及他的正确主张在党中央并不占主导地位,如关于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和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主张,建立党的革命武装以及坚持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的主张,注意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主张,等等。而且这些主张还受到掌控中共领导权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批评和排斥。——这也是第一次大革命遭受惨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党的八七会议制订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正确总方针,翻开了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的新的一页,使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是毛泽东率先将八七会议制定的两大总方针落到实处,代表了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道路的最正确的方向。他受共产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委派,任中央特派员,组织和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农民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中心城市长沙。遭到失败后,他毅然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冒着被扣上“临阵脱逃”的罪名,率领起义军余部辗转开上了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操控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亲自起草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果然指控毛泽东不打长沙而开上井冈山是“临阵脱逃”,给以开除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时刚刚选上的——本书作者注)和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的严厉处分。传到井冈山并误传成是“开除党籍”,使他在井冈山“当了几个月的民主人士”(毛泽东语)。
但是,毛泽东信念坚定,始终不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独立领导井冈山的斗争,并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创造。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树起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面红旗:他掀开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新的一页,他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和“工农武装割据”(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理论,他和朱德共同创造了红军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即“十六字诀”,以及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斗争,不但在党内而且在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党内,得到了六大前后党中央实际领导核心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周恩来将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正确的经验,除向共产国际作了肯定性的汇报外,还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向各个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宣传介绍,从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时在党内掀起了学习井冈山和毛泽东的一股潮流,随后朱德、彭德怀的部队都上了井冈山;在国内,则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将对付共产党的目标瞄准了井冈山,以致在一年多时间内,就调动湘、赣两省军队,对井冈山进行了我们名之为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的共7次进攻,这无疑也掩护了其他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以高亢的声音明确而肯定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有人这样说,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那么,也可以说,井冈山是毛泽东起家的地方——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种种正确主张不能实现,在井冈山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展宏图了。
本书赞成这样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筑了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井冈山斗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这个“开篇”的作者正是毛泽东!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中这样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信如是也!毛泽东正是从“州部”——基层起来而走上最高领袖岗位的。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3万多重兵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冈山出击赣南,以求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以解井冈山之围,然后重回井冈山。当时大家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但是,在红四军艰难地实现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东固会师”后,得知井冈山已经失守,“围魏救赵”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于是,从东固出发,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正式迈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步伐。从1929年初到1931年11月的三年间,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创建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他终于领导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谱写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辉煌的乐章!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然而,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操控和错误指导下,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党中央又犯了更加严重的“左”倾错误,并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由于毛泽东的“农村中心”思想与共产国际规定的“城市中心”指导路线完全相悖,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的三年,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左”倾党中央,主要在总负责的博古的主持下,对毛泽东采取了排挤和打击的措施,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反“罗明路线”和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党内斗争,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正是因为排除了毛泽东(也排除了周恩来和朱德——本书作者注)的正确领导,在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突围西征,使毛泽东、朱德等经营了六年之久的、兴旺发达的“一个好好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邓小平语),完全陷落于国民党军队之手。这是继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失败,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于绝境!
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坐了三年冷板凳”(毛泽东语),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却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和思想理论,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怀、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领导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正是如此,他在到达陕北不久,就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危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是“败走麦城”,是处于绝境中的求生之举。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中央苏区的兴盛,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特别是两条军事路线谁对谁错,在广大干部、战士特别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思想中已经是判然若揭、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并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并受到中央总负责博古“纵容”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已经开始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和革命大局考虑,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开展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在紧急状态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选为常委。(二)指定洛浦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按照决定,会后在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党内讲,周恩来是军事第一把手,毛泽东是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助手。从而形成了党和军队的三人领导架构: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开始“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因周恩来病重,高烧40度,昏迷不醒,不能视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同时决定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工作,周恩来因病暂未分工。这是常委间的临时分工,毛泽东暂时代替病重的周恩来负责党内的最高军事领导。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常委会议,确定常委分工,同意张闻天“提议方案”: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是常委间的正式分工,毛泽东成为军事第一把手,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助手。不过,按照组织原则,还得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大相寺下寺湾边区特委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当前行动方针及中央组织问题。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怎样去彻底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他提议中央领导人分为两部分行动,“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进行动员工作。”关于中央军事组织问题,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并提议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他还指出:“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张闻天提出的方案,作出以下决定:(一)中央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对白区则仍称“中央(秘密)”;(二)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成员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三)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部队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围剿”;张闻天、博古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今属陕西省子长县)。
这个决定表明:赋予军委主席毛泽东以“战斗指挥”的“全权”,除“大的战略问题”外,中央对“战斗指挥”问题不进行干涉。
这个决定还表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成为中国红军的最高领袖——中央军委主席。
这就是毛泽东成为中国红军最高领袖的历史过程。历史表明,这是在紧要关头,全党全军的共同选择。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举行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开始了陕北延安的新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杰出领导水平,进一步得到全党和全军的承认。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十年间,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顽强战斗,终于使革命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完成了长征,并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两次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同这样强大的敌人斗争不可能一举成功。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党内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干扰,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此期间,毛泽东的重要作用,也已被全党全军所认识,毛泽东思想也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展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却遇到了1937年11月29日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到延安的王明的挑战。
王明自1931年秋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的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个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
1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重点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用“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赞成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处境困难的毛泽东对王明的一些不同意见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特别在“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作了有针对性的发言。随后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因而,这次会议没有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然按照原来的方针进行工作。
1938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七个统一”即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的错误提出批评,而是在会后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情况。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作出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同时,共产国际决定王稼祥回国。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机关领导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接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以后经过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教条主义,使全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下。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重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主席。政治局下设书记处,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于4月23日在延安举行。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而产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随着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就是这样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的光荣而伟大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