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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越文化作为一支典型的地域文化，以其绵亘不绝的发展脉络及高峰迭起的演进轨辙为世人瞩目。经过近万年的涵育，越文化庞大的根系植根东南，而回溯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个中的特殊现象及发展规律有待把握与总结。《越文化发展论》充分利用近年来所出现的越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楚竹书、越国金文、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等方面的新材料，以史带论，旨在探讨越文化的发展现象与规律，理清越文化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和三次转型，提炼出越文化“点状突进”的发展模式，并力图揭示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目录

序
绪论
一、概念界说及本书的研究路径
二、中国文化的发生及其地域性存在特征
三、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看中国地域文化的发生
四、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

第一章 越文化的起源与边界
第一节 於越的族源问题
一、分子人类学的认识与於越民族的本土发生
二、“越为夏裔”说的可能性
三、“二分论”族源观与越国贵族、子民族属差异的可能性
第二节 越文化的空间边界问题
一、先越文化时期的先民活动范围
二、越国的疆域和政区
三、越地文化时期的范围和政区
第三节 越文化的边际关系——以越国文化为中心
一、楚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二、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三、东夷、淮夷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四、百越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五、苗蛮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六、总结

第二章 越文化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
第一节 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生态
一、区位特征
二、地表形态
三、气候变化
四、土壤生物
五、自然灾害
六、水文水利
第二节 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变迁与人口发展
一、轮替与整合：民族的历史变迁
二、人口的增长与波动
三、人口的流动及影响
第三节 历史地理环境对越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一、生产方式
二、军事行为
三、社会风尚

第三章 上古时期越文化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先越文化的演进轨辙及其文明史意义
一、先越文化兴替盈缩的轨迹
二、“文明”的发生
三、良渚文化的流播与影响
第二节 越国文化的崛起与发展
一、越地历史时期的开端及越文化中心地的确立
二、勾践中兴与越文化的突进
三、越国“山东时期”军事扩张与文化扩张的尝试
第三节 秦汉政治、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越文化
一、秦帝国的统一及越地纳入帝国版图的开端
二、西汉时期越地文化低潮期的延续
三、东汉时期越地文化的第一次突进

第四章 中古时期越文化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永嘉南渡”与中古越文化发展的转机
一、“永嘉南渡”与六朝时期越地的历史发展
二、士族的兴起与六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
第五章 近古至近代越文化的历史发展
第六章 越文化发展的规律、动力及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越文化发展论》：
　　三、社会风尚
　　社会风尚俗称社会风气，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价值判断、行为意向、行为方式等在形式上趋于相近的情形的一种总称。社会风尚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一般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风尚表现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区域文化是社会风尚的概括和反映。一方水土浸淫一方风俗，不同的历史地理演绎不同的社会风尚，一个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明人王士性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王士性对“泽国之民”、“山谷之民”和“海滨之民”各自为俗的社会风尚作了精辟的概括，但又容易流于平面化。尚且不说越国故地的复杂性，就越文化中心地而言，泽国、山谷、海滨三要素都是兼具的，时代风气对一地民风的影响也要考虑在内，故越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都要置于立体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考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地理因素对某一区域社会风尚的影响，随着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提高而弱化或隐化，这种影响在文明社会到来之前或文明社会初期尤为明显；历史地理因素对该区域人民的社会风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种社会风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社会风尚的某些方面会作为特殊的基因沉淀下来，有些却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易。尤其是在越文化中心地，由于文化经历数次转型，相较越文化的生产方式而言，更增添了可变因素。特别是由越国文化向越地文化转型之际，社会风尚的变化尤为剧烈。故我们在看待越地的社会风尚时，需要注意文化转型背景下社会风尚的转变，也要重视自然环境在这种转变中的地位。
　　（一）从尚武任气到文雅温润的转捩
　　一些学者习惯将江南地区的文化定位为柔、细、雅，认为水的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表现为文的、柔的、外向型的。如果着眼于明清的越文化，自然不难得到以上的印象。但如果放眼越文化近万年的发展历程，便很难如此对号入座。越文化在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前，并未表现出文质彬彬的一面。先越文化的情况我们难以确知，但从大量的钺、镞等礼器或武器看，越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尚武任气当渊源有自。越国作为当时的“好战之国”，正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越国君臣上下皆尚武任气，轻死易发。表现在军事上，便是越国“锐兵任死”的军事风格。古越人勇武好剑，无疑是一个尚武勇猛的民族。陈桥驿先生曾说：“勇敢善战可能是於越能够战胜比它强大得多的句吴，并且能够染指中原二百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古越人睚眦必报，其复仇传统是吴越争霸的背后动因之一，也是与其尚武任气的民族性格一脉相承的。出土于杭州市郊的吴王余祭剑铭文云：“有勇无勇，不可告人，人其知之。”董珊先生指出这句话是说“有勇”不是仅仅挂在嘴边的，当示人以实际行动，这是对当时吴国与越国国民性格的揭示。越文化中心地倚山面海，越人在与海涛的搏斗、与山林的亲近的过程中，逐渐陶冶出尚武任气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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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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