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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学人丛书：晚清人物与史事》讲述了黄彰健、茅海建两位先生之后，戊戌变法史研究是否已经题无剩义？康有为是如何通过行贿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的？张荫桓、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命运如何？“戊戌六君子”的被捕细节，政变后逃亡者王照是如何自首的？晚清一脉，上承秦汉以降王朝政治的余绪，下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 谓国史之关键转折。作者从爬梳档案、日记、函札、报刊入手，从关注张荫桓而介入戊戌变法史事考订，涉及康有为周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以及王照、高燮曾、李盛铎、汪康年、“军机四章京”在戊戌年的活动，进而对李鸿章、张荫桓在旅大交涉中是否受贿和康有为在政治谋划中的行贿策略等最为隐秘的部分也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兼及慈禧与光绪之死，袁世凯、于右任诸人辛亥前后的行迹。文字灵动，考证精密，无疑会颠覆许多过去的成见，为戊戌变法史乃至晚清史辟一新境。

作者简介

　　马忠文，1967年6月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1985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2年获硕士学位。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研究与近代史料学研究。

目录

上篇
张荫桓、翁同稣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一、“南海来京，主樵野”
二、张、翁与高燮曾荐康的关系
三、总署对高燮曾折片的特殊“办理”
四、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
五、戊戌五月后张、康关系的疏远
六、张“非康党”与翁氏“荐康”
七、结语
“翁同稣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
一、政变后康有为首倡翁氏“荐康”
二、戊戌十月翁氏革职的真相
三、《戊戌政变记》对翁、康关系的全面渲染
四、康氏对翁、康关系的完美“构建”
五、翁同铄日记的删改与评价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一、成书时间的两种说法
二、始撰于乙未年不可信
三、曾经多次删改和修订
四、最后定稿时间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稣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一、在华西人对翁氏开缺的反应
二、京内外士大夫的评说
三、前辈学者的质疑与申说
四、结语
戊戌年翁同稣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
一、刚毅倾陷翁同铄
二、张之洞、徐桐联手“倒翁”
三、政变后荣禄“保翁”
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
一、源起与流衍
二、借款谈判中的收买活动
三、强租旅大过程中的“收买”活动
四、结语、
……
中篇
下篇

精彩书摘

　　二、《时务报》内争与《公论报》的夭折
　　但是，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时，这份似乎筹划得很充分的日报却未能如期面世。不只是延期的问题，而是完全搁浅了。这其中的缘由，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完全澄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似与《时务报》馆内部的人事纠葛有关。
　　就在梁启超与陈、李等紧锣密鼓筹办日报之时，二月初十（3月12日）黄遵宪自北京致函汪康年，建议改革《时务报》馆的管理现状，主张取法西洋各国“立法行政歧分为二”之政体形式，请报馆中聘吴樵（字铁樵）“总司一切”，为总理，吴若不来，则由龙积之“任此事”，而身为创办人的汪与黄、梁均作为董事，议政与行政分开。同时，汪“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这封信意在限制汪氏权限，虽是商议口吻，却引起汪康年不悦。据梁启超三月初三（4月4日）给乃师康有为的信函透露，黄氏此信系因梁曾向黄写信埋怨汪康年“专擅”有关，梁后来自认此举“谬妄”，自责不已。盖梁氏白粤归，闻同门云台（韩云台，韩文举之弟）、仲策（梁启勋，启超之弟）对汪康年之不满之言，且多“激愤之词”，遂与汪“生小嫌”，于是在给黄遵宪的书信中“不免多说几句”，结果导致黄要求报馆改变管理方式的来信。②而此前伍廷芳奉旨任驻美公使，欲招梁启超为参赞，梁一度也有随伍出洋的考虑，⑧所以电招龙积之来沪，是为将来接替梁氏作预备。不料，黄遵宪却在信中举龙积之为报馆“总理”人选，这引起汪的误解。梁启超在信中向康有为解释说：
　　超之电邀积之来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则欲号称为《知新报》，请积之驻沪代理也者。俟数月后，积之与诸人既熟，又共见其才，然后举之入主报事，此超原议也。故屡书港澳，述其情节，而南中不解此意，期期以为不可。公度与穰卿本素有微嫌，前十日间忽来一书，欲令穰引去，而使铁及积为总理。其实，可谓卤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极下不去。幸日来次亮、木斋等，同拟创办一日报，名曰《公论报》，属超专主其事。超则蚤定主意，属积在彼主持，故与穰言论之间绝未吐露一形迹，而积与人情世故甚熟，极能相处，故至今仍无一毫嫌疑。
　　在这封主要解释《时务报》内部纷争缘由的私信里，也透露出与陈、李办日报的一些信息。据此可知，日报之事在二月中旬已有定论，取名《公论报》。鉴于《时务报》馆中出现粤人与浙人之分歧，梁启超拟将本来到《时务报》馆任事的龙积之，安排代替自己负责《公论报》，以减少汪的猜忌，缓和与汪的矛盾。
　　汪康年也对梁启超与陈、李办报之事有所了解。三月十八日（4月19日），身在北京的汪大燮得康年一信，信中提及梁启超放弃出使计划及与陈、李合办报纸之事。大燮复函称：“卓如未行甚妙。总之渠如欲随事随时，得之甚易，此时去则甚无谓。木斋、次亮日报能成否？卓如力能兼顾，且有孺博辅之，当作善举看，则辛苦委曲皆可受也。”②从此函看，康年已经向大燮述及日报之事，且有诉苦之言，而汪大燮则视办日报为“善举”，希望康年支持，也有从中弥缝汪、梁分歧的意味。三月二十四日（4月25日）长沙的谭嗣同也致函汪康年，询问“《公论日报》究竟办否”，③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但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汪大燮得到的消息，积极参与报事的陈炽于四月初二（5月3日）已经回到北京。④张元济四月十三日（5月14日）致函汪康年称：“次亮来京不过三日，弟已闻其有毁吾兄之语。其时尊函尚未到也。此人素不相识，后有所闻必为力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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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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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高氏此片，其主旨是请朝廷“破格用人”，派康有为入瑞士弭兵会“遇事维持”，以消外患。这一建议是针对陷于困境的中德胶州湾交涉而提出的。“特予召对”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若被皇帝采纳，其意义显然超过派康入弭兵会之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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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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