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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杀而来的,是最让人不安的问题,总是最难以给出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总是不问断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自杀》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托马斯·乔伊纳所写,他自己的生活曾触摸到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对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自杀给出了最清晰的解释。
内容简介
《为什么要自杀》作者托马斯·乔伊纳从父亲的自杀事件开始娓娓道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杀的幸存。者分担失去挚爱的痛苦;以心理学专家的身份,和临床医生探讨自杀防御面临的挑战;同时,他还和科学家们一起进入这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解开自杀之谜。
经历真实而深刻,数据详实而客观。三大原因构成自杀风险因素。如何有效进行自杀防御,《为什么要自杀》将为您揭秘。
目录
序言:父亲的离去
1 关于自杀我们所知道和不知道的
2 实施致命自我伤害的能力是习得的
3 对死亡的渴望
4 我们怎样定义自杀?自杀在人群中怎样分布?
5 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障碍在自杀行为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6 风险评估、危机干预、治疗和预防
7 自杀防治与研究的未来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为什么要自杀》:
1关于自杀我们所知道和不知道的最新的、令人信服的自杀理论大约兴起于15年前。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杰出而清晰的理论却能用一只手数过来。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状况——对于这样一种让数百万人死掉的现象。
新理论的建立需要基于现存模式,并且需要对自杀行为进行更深的考虑,从而解释更多和自杀相关的现象。这是个很高的标准,因为实际上,自杀的程度和多样性总是令人恐慌和困惑。比如,自杀在男性中更常见,中国除外。在美国,近来非裔人群的自杀开始增长——特别是年轻的男性黑人。
然而,统计中最高危人群是成年白人男性。女性中,厌食症患者、卖淫女、运动员和医生也是自杀率增长的人群。一个理论若能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情况作出解释,势必会有说服力。
这样的理论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同时也深化了临床医生对自杀行为的理解——他们需要评估风险、调停危机、制定医疗方案和预防协议。它还帮助了那些挚爱之人死于自杀的人们,他们正遭受着误解。
这一章,我会谈自己的临床工作,和我对自杀病人其他临床工作的管理。临床文献中,自杀被描述为“紧急的”“令人烦恼的”或“迫切的”问题,让临床医生们全身心投入。自杀是紧急的问题——它对人致命——但紧急事件未必让人恐慌。
只有坚定地给出明确的临床决定,自杀才可以被理解,它应该被给予充分的解释。我和其他临床医生的经验强调,对自杀的全面理解能够减少困惑和恐慌,也会促进临床的发展。
本章还触及了我对自杀所做的一些科学研究。和其他很多研究团队一样,我的团队提供了有关自杀的一些新的、重要的发现。这一章包括我们研究团队和其他研究团队提供的有关自杀的基本科研发现——事实是,每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都必须得到解释。
我还在本章总结了现存的自杀模式——理论证实它们的发展已经可以解释一些现实状况。检验一种理论模式最好的方法是它能解释多少事实,其中一些模式比另一些成功,我们有目共睹。我希望这本书对自杀的解释能唤醒那些对我和我家人的经历心存误解的人,可以改善临床治疗自杀行为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会被提出和解决。比如,当他们所爱之人死于自杀时,人们是否应该说出真相?自杀的恰当定义是?我们怎样看待那些9月11日从世贸大楼顶层跳下的人们?是9·11的恐怖分子,还是狂热信徒的集体自杀?是什么让女性更不容易自杀,然而,为何某些群体中则不是如此——比如卖淫女和医生——居然同属于高自杀比率人群?为什么在美国,受统计群体中成年白人男性更容易自杀?为什么自杀比率在美国国家危机时降低,为什么它会在一个特殊的城市有所降低——当这个城市的职业体育队正在进行冠军赛时?对自杀真实的渴望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在全书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将会被提出和解决。
临床笔记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精神病学助教,在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医学分部,地点是加尔维斯顿。从许多方面看,这都是个好工作。我见到了很多精神病人,和精神病专家共事——在精神障碍的生物学根源方面,他们让我受益匪浅。人们为何自杀,生物学的原因似乎起了一定作用,稍后我会在本书中论证这一事实。但我更多学到的是——对待处于自杀危机的病人的态度,既不轻视,也不大惊小怪。大惊小怪的姿态很容易理解——这种观点是,一旦有人说要自杀,这就是对生命的威胁,所以应该充分戒备。实际情况是,专业人士看来,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会患严重的心理障碍;在普遍的严重心理障碍中,只有一部分障碍会导致自杀;大多有情绪障碍的人都会有自杀的想法,可是绝大多数不会选择自杀,也不会死于自杀。如果911(美国报警电话)每次都回应这些事件,狼来了的剧情将很快上演。自杀恐慌者犯了个错误,陷入假定的可能性中。考虑到自杀心理或自杀行为的存在,他们错误地高估了因自杀而死亡和受伤的情况。
尽管自杀恐慌者犯了错误,可是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如此。
当人们有了自杀的想法,风险相对没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提高了。更何况,自杀是不可挽回的,应该尽一切可能阻止。自杀恐慌者反应过激,但他们所做的方向是正确的;“安全胜过歉意”,他们可能会这样说。
临床治疗中,自杀恐慌者的问题显而易见。我接到的最多电话报告是来自于我指导的临床医生,他们担心病人的自杀症状,认为需要进一步的方案。回复时,我会问一系列的问题,看医生们的护理方案是否达标。临床治疗中,达标是常规。然后我就会问:“嗯,你已经做了和我一样的,我想知道,你还要做什么?”回答往往是:“我也不确定,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时我会说:“不需要,但是不要丢掉这种感觉,因为这会确保你习惯于对病人做到最好。尽管如此,也不要让这种感觉失控,因为它会让你崩溃的。另外,最终而言,选择权不在你或我,在病人自己那里。”不犯错误,护理的标准很重要——有时关系到生命的挽救——医生要很严厉,甚至强制病人住院治疗,如果情况需要。但是除此之外,生命选择的责任在病人那里。医生在挽救生命中得到更多工作的满足感,不应该在处理一个病人时被别的病人分心,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同时应该享受自己的非工作时间。
自杀恐慌者的态度可以理解,但是,太过夸张就是错误了。那些采取轻视方法的人则在相反的方向犯了错误。他们对自杀行为很厌倦,将有潜在自杀倾向的人归结为装腔作势。
问题会变得尖锐,如果经常误解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他们长期情绪失控,在人际关系中表现激烈,感到空虚,有冲动行为,包括冲动时进行自我伤害。有些医生对有这种障碍的病人采取轻视态度,因为他们相信病人只不过是在作出自杀的姿态。换句话说,他们沉溺于自杀行动,比如弄伤自己,但并不真的自杀,只是想挑衅或操控别人。我也希望这是真的,可并非如此,有这种障碍约10%的病人死于他们的自杀姿态(这个比率和有心理障碍自杀的人相当)。
……
前言/序言
父亲的离去
1990年,世界上有将近100万人死于自杀,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的确,他的死亡深深影响着我对自杀的感觉和理解。
我对自杀的感觉部分来源于人们对父亲自杀的反应。
某些朋友和家人的回应方式我至今仍觉得宝贵——种种举动让你为人而感到骄傲。另一些人的反应则不能达到这样高的标准。
我理智上对自杀理解的形成源于一条不同的路——相较对它的感觉。通过自然科学和临床医学,我开始更多了解自杀——从生物的到文化的。但与此同时,父亲的死亡从未消失过,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评估有关自杀的理论和研究就不只是通过正规专业的科学标准,同时也考量它们是否符合我所了解的有关父亲自杀的种种。因此我要指出,一个事实始终萦绕脑海——那就是,我父亲的自杀并不符合现存的自杀理论,它促使我从别的方面去思考父亲之死,思考普遍的自杀。
所有这些将贯穿这本书,而首先,我要讲一讲父亲自杀的细节。
1990年8月1日,亚特兰大的早晨,父亲在睡觉——或者说努力入睡中,那时我十几岁,他不和妈妈同屋,可能是因为他打鼾的问题。我在奥斯丁——那个时候还属于得克萨斯州——读研究生。
正值夏天,我的父亲在床上翻来覆去,估计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屋外空气的作用导致冷(因为通风口刚好靠近床),关掉它又觉得热(这屋子的隔热性不好)。父亲起床了。我猜测他是否做了些无声的手势,比如把手靠在墙上——那堵墙把我以前的卧室和他以前的卧室隔开,妈妈睡在那边。
他经过了曾经和妈妈一起住的卧室,然后是妹妹们的房间——她们在熟睡。再一次,我猜测,他经过这些房间时是否犹豫过?是否准备好了一个说辞,如果妈妈或妹妹们醒来,问他要去哪儿?他下楼。在走出门之前,他或许在厨房中打开过一两个抽屉,找一把大刀。或许,他的刀子是在车库放渔具的地方找到的。这让我惊异和痛苦至今,然而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也不知道像这样关键的细节——同父亲的死亡直接相连。
他走出去,到送货车上,开出约半英里,到达工业园区聚集地。没有任何前兆,在天亮前的某个时候,他进入货车后厢,砍了自己的手腕。自我伤害行为从此开始恶化——验尸报告显示,导致他死亡的是“心脏刺破”。这些细节对我来说很痛苦,但是它们很关键,也将变得清晰——一个人是如何逐步发展到致命的自我伤害。他们这样做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累积经验,减少对自残的恐惧感,到了某刻就会自杀——最开始轻微的自我伤害是致命自残的前奏。
死亡后六十小时,他的尸体才被发现,那时已急需准备葬礼了。所以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90年的6月,和家人一起的海滩旅行。我们钓鱼,谈美职篮(NBA)决赛,以及父亲最近完成的、引以为傲的大量生意上的交易。回家的路上,我们在货车里下棋——就是在这个货车里父亲去世了。现在想起那时的事情,我仍觉得不真实——六个星期之后他将离开家,永远离开我们。他没有说再见,对母亲、妹妹们,还有我。
去世前数月,父亲和他的公司分道扬镳,在那里,他成就了自己的职业,实际上,更多地成就了自己的个人认同感。他在公司的位置是自杀的一个影响因素,离开后,父亲努力重获他之前对公司的影响。我想,这种努力最终被还留在公司里那帮冷酷自私的人搞砸了,而父亲曾以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
父亲去世后,我见到的第一个家人是吉姆伯父,他的哥哥。我们在亚特兰大的机场见面。他伤心欲绝,对自己如此成功优秀的弟弟突然自杀一事非常不解。他承受了这让人难以接受的一切,又把它暂放一边,忧心我的感受,和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和妹妹们该怎么办。吉姆对自杀并不是太了解,他或许会说,他自己,甚至别人根本不需要去理解自杀,为了不犯这样的错,正确地活着。他们只是给予无尽的同情——这就是我伯父所做的。
……父亲葬礼后一两天,吉姆伯父和我去亚特兰大陈尸所取回父亲的东西和一些资料。那个工作人员完全是个傻瓜,似乎对我们在那所做的事情非常不耐烦。吉姆伯父是个很温和的人,但那个工作人员让他怒火冲天。那家伙被震慑了——他那时应该想来个后空翻逃走,如果可能。
我们从陈尸所拿回的东西中有一块手表——是妈妈送给他的,20世纪70年代的防水劳力士。父亲总戴在左腕上,表的正面朝向手腕内侧。被问及为何这样戴时,他会说:“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时间了,免得咖啡煮溢。”手表至今还在我这儿,这是他戴着它到处行走的见证,那么多的划痕……他去世后我打算戴着,可是太小了。
最近,妻子想换一个新的婚戒。我筹划着一个特殊的仪式,把戒指送给她——就像当初求婚那样,但这次有马拉奇和齐克做我们的见证人。挑选戒指时,我想到珠宝商可以为我修复父亲那块表,还可以扩一下表带。父亲去世后,太多的经历和记忆不经意间回响耳畔,有时让我深感痛楚(是的,他从没见过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有时,像在珠宝店的片断,伴随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把他的生命甚至死亡与我和我家人的生活缝合在一起。
即使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悲伤。但现在变得更宏观——少了对父亲之死的悲哀,多了几分苦闷,明天,美国大约会有80个家庭因为自杀而失去他们所爱的人,就像我的家庭曾遭受的。科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能够挽救那些生命,减少丧失亲人的家庭数量。
我将和自杀的幸存者分担失去挚爱的痛苦。而我还要和临床医生探讨治疗自杀行为面临的挑战,我也要和科学家们一起进入这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如何解开自杀之谜。我要感谢我们共享的过去和未来,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各样有关自杀的紧迫问题,同时它们也作为我在解释人们为何自杀时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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