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68：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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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萨米尔·阿明 著，沈雁南，彭姝祎 译

图书标签:

• 社会主义
• 多极世界
• 第五国际
• 政治
• 国际关系
• 马克思主义
• 历史
• 理论
• 共产主义
• 世界政治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8014

版次：1

商品编码：11585274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68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6

字数：26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68：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作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著名学者，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68：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运用社会主义理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体进行深入、独到的阶级分析，这对于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理论流派，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批判。作者的理论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沈雁南，生于1952年9月18日，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2000～2001年欧洲发展报告》、《欧洲与世界》。//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著名学者，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1年生于开罗，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后来，一直在国外工作。1960年至1963年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1963年起，先后担任过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的教授和设在达喀尔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

目录

译者序
序言
上编　多极世界
第一章　“三合会”：团结或者分裂？
一　美国领导阶级的计划：在全球推行门罗主义
二　欧洲计划的流沙困境
三　欧洲人民与国家面临的三重挑战
四　政治文化的冲突
五　那么日本呢？
第二章　中国的崛起：质疑帝国主义秩序？
一　中国崛起的由来：革命还是开放？
二　市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转型阶段还是通向资本主义的捷径？
三　前途未卜
第三章　俄罗斯：走出隧道？
一　苏联体制的基本特点
二　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新形式
三　今天的俄罗斯还有特点鲜明的选择吗？
第四章　印度：一个超级大国？
一　殖民地遗产
二　国家民粹主义的成功及其局限性
三　偏航和文化主义
四　艰难地走向另类全球化的长征
第五章　南方国家：团结还能重建吗？
一　“万隆时代”（1955～1975年）的批判性总结
二　排斥非洲的根源
三　南非，体系的薄弱环节？
四　阿拉伯世界：偏航运动能否转向？
五　从三大洲的视角来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六　东方：新的南方？
七　重建南方国家人民的团结
第六章　联合国的改革和多极化的全球化
一　联合国框架下的国家主权管理
二　联合国作用总结（1945～1980年）
三　经济和政治管理空间的冲突和契合
四　混乱的帝国：主权、社会公正及跨过陷坑的发展
五　替代性选择：同时建设社会公正和国际公正，确认各国人民的新主权
六　关于复兴联合国的建议
结论
附录一　20世纪的多极化
附录二　多极化地缘政治和社会体系补充读物指南
下编　第五国际
第一章　20世纪人民大众的国际化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
二　万隆会议和斗争的首次全球化（1955～1980年）
三　大革命的悲剧
四　帝国主义的力量、作用、影响以及全球扩张的永恒阶段
五　在选择前卫战略中捍卫后革命国家
六　激进周边地区的国家建设和/或社会主义建设
七　毛泽东主义的贡献
第二章　新时代新挑战
一　三大国际和万隆时代的历史翻过去了
二　社会运动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三　当今世界的真假冲突
四　财阀统治，衰老资本主义的新领导阶级
第三章　怎么办？
一　冲突性政治文化和共识性政治文化
二　我们想要的世界：两种社会理论——两种未来观
三　如何施政？
四　于多样性中求共性
五　展开讨论：经过长期过渡实现共产主义
六　中期目标
七　奔向第五国际？
附录一　为帝国主义扩张效力的政治伊斯兰
附录二　《巴马科倡议》
附录三　《巴马科倡议》建议

精彩书摘

　　二 欧洲计划的流沙困境
　　到目前为止，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已经皈依到自由主义的旗下。这种皈依意味着欧洲计划的彻底消失，从经济上（欧洲经济联盟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化解了）和政治上（欧洲政治和军事的自治不见了）被双重地稀释了。当前不存在欧洲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或者可以说是“三合会”的）计划。
　　“美国制造”的战争确实唤醒了公众舆论——整个欧洲到处都在反对最新的这场伊拉克战争——以及甚至某些国家的政府，首先是法国，还有德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中国政府。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政府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并没有受到怀疑。这次严重的对立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克制，既不服从华盛顿的需要，也不真的决裂并终结大西洋主义。
　　我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重要政治结论是，只要权力集团的政治联盟仍将以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为中心，欧洲就不可能走出大西洋主义。只有当社会和政治的斗争最终改变了权力集团的构成，并再次迫使资本家和劳动者达成历史性的妥协，欧洲才能够与华盛顿有所差别，并有机会创建可能的欧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将同样能够——甚至是必须——在国际方面，在其与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踏上另外一条与集体帝国主义特有的追求不同的道路，从而开始它参与“超越资本主义”的长征。换句话说，欧洲将向左走（这个“左”的术语用在此处是严肃的），或者它将什么也不是。
　　现在这个“欧洲计划”是作为美国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欧洲部分而产生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根据华盛顿实施的“冷战”精神设计出来的，既虚弱又对国内工人阶级感到恐惧的欧洲资产阶级几乎是五条件地接受了这个计划。
　　然而，计划本身的发展——其起源就是令人怀疑的——逐渐地使问题和挑战的重要条件发生了改变。西欧已经能够或有条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美国。一方面， “苏联敌人”已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计划的发展将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欧洲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重要的强烈对抗的对手黏合到一起了：大陆的三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重归于好了。依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积极的，并且富有更积极的潜能。当然，计划的发展是建立在吸收了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基础上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是一种被弱化了的自由主义，它在社会方面考虑到了并通过限制资本实行“民主社会的历史性妥协”，以适应劳动阶级提出的社会公平的要求。80年代以后，计划便在效法“美国式的”、反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框架下继续发展了。
　　……

前言/序言

　　译者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急剧变革的年代，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在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世界最边缘地区，人们恐怕也不得不考虑世界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或许大多数人还在为每日的衣食住行操劳，无暇顾及这样过于宏观和“遥远”的事情；或许有那么多人因文化和地位等原因而无力、无心思考这种问题，但他们却也无法逃避世界变化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因此，世界的变化，国际社会的重建，无疑是关乎每个地球人今后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人们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的解体，作为世界变化和国际社会进入重组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仅仅是事物长期以来厚积薄发找到的突破口，宛如岩浆在地底下涌动已久终于在这个火山口喷出。事实上，世界的变化早在此前就已经悄悄地发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的急剧膨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等等，预示着地球上这个国际社会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了。于是，国际社会便以冷战格局的解体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重组时期；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溃散不幸成为国际社会转型的牺牲品，个中自有其具体的各种因缘，对此我们暂且不论。即使所谓冷战的胜利者，也未必是它们自诩的那样大获全胜。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从两霸相争走向群雄逐鹿的时代，是旧的游戏规则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甚至有人称为“无政府主义”时代。因此，这绝非是冷战胜利者所理想的时代，尽管它们占有着很大优势，并希望借助这种优势建立起符合其理想的新规则。但是，新的竞争对手正在现身，并希望通过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巩固其发展的地位。同时，冷战胜利者队伍里也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欧洲国家因“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而陷入一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停业整顿”状态；日本则因耿耿于怀其战败国地位而借中国钓鱼岛问题蠢蠢欲动，以打破“二战”后的体制安排，重振其军事和政治大国的“雄风”，走出日益低迷的经济困境。溃散阵营里的各个国家纷纷转轨，寻找新的方向；所谓胜利阵营的各国也因为“唯一”强大对手的消失而重新自我定位，仿佛外来压力的减弱使得物体内部组织出现了松散，尽管敌人可能是更多了，但却因为定位不同而使力量更加分散了。国际社会一时风起云涌，幻象迷乱。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关系的研究便成为当下显学，各种学说层出不穷，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大概是自其形成专门学科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
　　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从摩根索、沃尔兹、基欧汉、温特、沃勒斯坦到阿明等学术大家，不仅对当代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从各种不同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和解释，而且还提出各种世界治理的思想，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应当承认，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之际，这些思想理论对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充实作用。特别是以往重视不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说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得到更多关注，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界来说，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萨米尔·阿明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全球化问题、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世界治理发展方向和如何构建理想的新型国际体系的思路。与一般国际关系学者相比较，阿明似乎特别关注国际社会中的“阶级性”问题。本书是阿明集中讨论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转型问题的专著之一，也是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讨论国际问题的典型著述。
　　同时作为一位全球化问题的学者，阿明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社会体内，一国之外交思想和政策更多的是代表着其执政者背后的各种资本的利益。因此，国际社会如何构建，反映的是国际社会中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统治阶级的斗争。在阿明看来，美欧日三角组合类似于这个国际社会中的黑社会，故他称为“三合会”（港英时期的香港黑社会），是为背后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是一种强权势力，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一种“集体帝国主义”。它们管理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经济领域，通过其代理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欺行霸市；在政治领域，则通过北约行使权力，甚至有取代联合国的趋势。阿明认为，（在冷战后北约责任）被重新定义后实际上它可以用来取代联合国。因此，针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阿明提倡的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并用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念来阐释他的全球化思想。
　　除了对集体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以外，阿明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在世界其他国家里，不同的国家也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如在俄罗斯，新的领导阶级来源于“寡头政治”，这个阶级通过私有化的国家转型而一夜暴富，并通过石油收入、拆分工业和国家进口市场佣金而继续拥有财富。因而阿明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买办资产阶级的特点，由此也决定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者俄罗斯可以通过内部社会变化和民主进程，得到真正的复兴，并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者它继续走目前的道路，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样俄罗斯就仍然难以避免被三合会国家挤入“拉美化”的困境。
　　至于印度，阿明对其是否能跻身于21世纪崛起的大国行列表示怀疑。他认为，使印度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由于英国殖民统治从根本上将印度改造成一个附庸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家，通过农业土地私有化将大多数农民排斥在外，导致形成一边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和相对富裕的中农阶级，一边是大多数的贫穷农民。阿明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土地问题。如果不经过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印度就不可能跻身现代化强国。因此，无论这个国家是否被认为实际上已经买办化，它仍将属于边缘的资本主义国家。
　　阿明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国家阶级属性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对国际社会进行分析的基础，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种帝国主义的传统仍然在主宰着中心／发达国家和边缘／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在所谓“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大变局后，追逐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种时髦，但是追随者的资本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它们的边缘属性，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社会变革或者社会革命，它们就将继续是中心国家（集体帝国主义）剥削的对象。因此，阿明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阶级属性；在现阶段则是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即南方国家）的团结，粉碎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
　　阿明在诸多论述中一直强调，当代世界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来源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规律，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发展的经济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脱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本书的序言中，阿明特别对他所用的“多极世界”的概念做了说明。他认为，仅仅将“多极世界”用于解释美日欧等中心国家，甚而包括中国及俄罗斯、印度、巴西的关系协调是完全不够的，他所谓的“多极世界”是应该包括全体人类和所有国家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多极化。由于对“理想”的全球化形式（单极、分等级的多极、不分等级的多极）所做的选择是和某一国家所希望实行的社会模式（自由资本主义、另类的“社会”资本主义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任何“标准的”（即基本上是自由的）资本主义选择，都意味着在南北关系上的帝国主义态度。对此，阿明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阿明明确标榜其对多极世界和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自称是反帝国主义的激进理念。他认为，必须改变南北关系中生产条件的巨大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五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他提出的这种矫正是在超越资本积累基本逻辑意义上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中其他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思潮的一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
　　同时，阿明通过对充满社会矛盾的各种社会进行观察，分析这些社会矛盾对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影响，指出社会主义多极化理念的积极意义及世界治理的可行性发展趋向。《多极世界》运用社会主义理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体进行深入、独到的阶级分析，这对于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理论流派，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批判。因此，阿明的理论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应该是我们学界对待世界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应有的态度。
　　阿明不仅对全球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是当今世界问题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和思想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年轻时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曾经担任过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任教和就职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和联合国在达喀尔的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从1980年起，阿明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现为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替代世界论坛（WorldForumforAlternatives）主席。丰富的生活和工作阅历，以及涉猎复杂的多学科和广泛的研究领域，使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思想深度。
　　阿明曾经在1955年出席中国积极推动并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的万隆会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浓厚兴趣，他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有着密切联系，其著述多有论及中国。阿明高度赞扬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在上编《多极世界》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中国。阿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奇迹”。但与主流看法将其仅仅归功于市场效果和对外开放不同的是，阿明还关注1949年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基础建设的贡献。他写到，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取得增长率两倍于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阿明特别强调，没有此前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奇迹”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在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中，阿明是比较强调中国革命的积极遗产的。
　　但是，阿明对中国未来何去何从感到的担忧在书中也不无流露。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选择，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并据此而有三个可能出现的“场景”（或称为模式）：1。国家分裂和沿海地区买办化；2。“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3。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将互为补充和相互冲突的市场资本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社会主义逻辑纳入社会主义长时期发展的前景中。
　　当然，阿明认为第一种场景是对帝国主义战略有利的，但这种选择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受“三合会”的帝国主义发展逻辑控制并成为边缘国家的命运。他认为，进步的选择只能建立在优先扩张内部市场上，建立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与之形成对比的选择是，主要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不断地深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去。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的不平等，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就这些方面来看，取舍余地非常狭窄，除了选择“民族资本主义”外，它有望使中国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新的强国，甚至成为能迫使那些现在的超级大国放弃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但是任何一种内在选择余地有限的政治权力，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它的航向都是很难的，它或者会倒向右边（并以服从帝国主义计划而告终），或者倒向左边（向第三种场景演变）。
　　阿明的分析就其理论依据所自有的逻辑而言不无道理，但就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分析则是值得商榷的。诚如阿明所重视的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并非横空出世的来自某人或某些人的神来之笔，而是由其自身内在历史发展所使然的。其中，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百多年来饱受内忧外患的苦难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重复杂因素纠结其间，加之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改革开放所处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固然中国不大可能完全摆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用一般模式来套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不可取的。不论其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或是像阿明这样对中国友好的思想批评家，理想主义的愿望终究并不能代替现实。客观地来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或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就其社会现实，或就其经济规模，或就其起步基础，等等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确为古今中外无前例可循的。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们特别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和实事求是的行事方式，我以为这绝非是“官样文章”，而是具有深刻含义的。当然，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对其性质进行评判，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其实这也远非一两篇文章甚至一两百部著作所能论证得了的。也许需要时隔若干个十年和若干代学者才能更清晰地予以深入分析和准确评判。本文仅想在此向读者说明，阿明在上编“多极世界”中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尽符合真实，因此其所做的判断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阿明的分析及其所依据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不同的见解是可以讨论的。正如阿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论题是开放的，可以在对体系现实的分析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和他们的愿景上有各种不同看法。”我以为，阿明的书的确提供了讨论的路径和平台，尽管阿明的结论还有一些不为读者所能接受之处，但他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见解对于中国读者认识当今的世界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意义。
　　上编“多极世界”译者为沈雁南，下编“第五国际”译者为彭姝祎，特此说明。
　　沈雁南
　　序言
　　本书的书名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的确如此，我希望建设一个多极世界，这当然就意味着以“全球军事控制”为特征的华盛顿霸权主义计划的失败。直截了当并毫不隐瞒地说，我认为，正是这个疯狂同时也因此而必然是罪恶的计划，将世界推入没完没了的战争中，尤其使南方国家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失去任何希望；对北方国家也一样，即使表面上看没有那么严重。我从1991年的《混乱的帝国》起，就开始写这个问题了。
　　现在，需要对我用的这个词——“多极世界”——做些说明。如同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各种词语一样，“多极世界”也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定义过，现在依然如此。对我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承认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体系不仅确实是“世界性的”（按不规范的英式法语是“mondialisé”、“globalisé”），而且对这个体系（即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甚至极而言之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上的）的任何方式的选择，本身也只能是完全同样的“世界性的”。换句话说，我正是人们所说的“有选择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反对任何全球化的“反世界主义者”——这不仅不符合我的事实，而且也并非我所希望的。
　　分歧主要在于人们对“多极”的理解不一样。一部分人认为，“多极”只是保证“三合会的每个搭档——包括欧洲（欧盟及其主要国家）和日本——与美国在主导世界事务方面拥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这是“大西洋主义的再平衡”。某些人承认，在这种再平衡之外，同样也应该考虑到与其他大国保持一种协调——人们特别会想到中国及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有时甚至还包括某些南方国家，即那些或多或少地被看作“初露头角”或可能会“初露头角”的国家。
　　对我来说，这样的“多极”完全不够，它不能令人满意地应对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并创造社会进步的条件；而没有社会进步，民主化进程很难有牢固基础。我的“多极”观念是必须全面彻底改变现在的“南北关系”。这种改变必须创造一种能够削弱强权势力的环境，这些强权势力正在使（如其所名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日趋严重。照我看来，这种改变将会对“帝国主义”传统——不论这个词是否讨人喜欢——提出挑战，并通过对帝国主义的质疑，进而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传统经济学家对市场全球化所想象的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中，这种帝国主义传统主宰了中心国家／边缘国家的关系。不过，我一开始就要明确的是，在与任何拒绝追随美国霸权主义单边计划的人进行的政治讨论中，我的论题是开放的，可以在对体系现实的分析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和他们的愿景上有各种不同看法。
　　资本主义打造世界体系的理念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新的问题，这种理念与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变中或多或少取得的进展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更不能相提并论。追溯到1954～1955年，我写的第一部专著，就题为《世界规模的积累》。
　　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理念仍然是我关于“改变世界”的斗争目标的分析和主张的核心问题。篇幅所限，在此不容赘述我已经写过的对此问题的讨论。但是，我可以将我结合资本主义扩张提出的、认识现代全球化的四大发展阶段的结论概述如下：（1）“重商主义”阶段（1500～1800年），在此期间，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体系是由大西洋的欧洲，通过对美洲的征服和改造、贩卖黑奴和（紧随非洲之后）对亚洲开始的商业入侵建立起来的；（2）“古典主义”阶段（1800～1950年），世界体系建立在工业化中心国家与非工业化边缘国家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的基础上（并伴随着迫使边缘国家政治地位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的趋势）；（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段（1950～1980年），在此期间，各边缘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或社会主义革命，我理解为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迫使世界体系中旧的不对等关系发生了改变，并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个“谈判”的全球化时期很特殊。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是人们已知的历史上发展最为强劲的时期，发展遍及了整个世界，分布也较为平衡；（4）当前是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新时期，这个新的世界体系的特征——从更长远来看——是我所说过的“五极并存（cinqmonopoles）”，在此期间，中心国家（三合会）完全受它们在体系重建中的利益所支配。
　　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体系本质上是永远追求极化（polarisant）的（实际上是“全球化价值法则”在起作用，在我看来，这个法则与“简单价值法则”是有区别的）。根据我的分析，极化和帝国主义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并不把帝国主义这个形容词仅仅用于以使一个民族服从另一个民族为目的的政治行为，人们可以从人类经历的各个时期中看到，这些政治行为是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关联的。我作此分析的兴趣，仅仅在于证明，当代帝国主义乃是资本扩张内在逻辑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常态特征，这种扩张自资本主义产生起到今天，就一直在进行着有利于中心国家的财富和权势的极化（polarisation）。使中心国家在构建其体系与边缘国家不对称关系中受益的各种“极（lesmonopoles）”，决定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历史上每个时期的特点。
　　从工业革命（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个极是工业，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就等同于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我们知道，边缘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从一种“追赶”的观点出发，强调优先发展工业。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取得的成功，迫使帝国主义做出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追赶”的进程，并进入了“后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因为，中心国家已经围绕着新的“极”重新组织起来，以确保它们对技术、全球资源开发、国际金融流通、通信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产的控制，它们不得不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并加强极化。
　　从16世纪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一直是复数。帝国主义之间经常的、往往是激烈的冲突在世界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以在这一点上发生的重大改变而结束的：以一个“三合会”（美国、欧洲、日本）的集体帝国主义取代了复数的帝国主义。
　　我认为，新的集体帝国主义形成的根源在于竞争形势的改变。数十年来，大公司的竞争战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的。国内“竞赛”的胜利者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有利的地位。今天，要想在竞赛一开始就能占上风，起码要有将近5亿～6亿“潜在的消费者”的市场规模。争夺必须从一开始就在世界市场上展开并在此赢得胜利。而只有这些在世界市场上占上风的赢家才能在各自的国内市场上拥有威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成为大公司的第一战场。换句话说，在国家和世界这一对关系上，因果被颠倒了：过去是国内做强的走向世界，今天正相反。因此，跨国公司——不管是什么国籍——在世界市场的管理上有着共同利益。这些利益与资本主义一切固有的竞争形式——不论是什么——所决定的永远的、唯利是图的冲突交叉重叠在一起。
　　“三合会”所有伙伴跨国资本的主导阶层确实是休戚与共的，并表现在它们都集合在新自由主义的总旗帜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被看作“共同利益”的保护者（如必要也可以是军事上的）。华盛顿当然不打算“平均分配”它的领导者利益。相反，美国竭力使它的盟国处于从属地位，根据这种思想，它只准备对“三合会”内它的下属盟国做出较小让步。那么，统治资本的利益冲突会日益加剧以至于将大西洋联盟拖入破裂中去吗？
　　我所坚持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真正的多极观念，即关系到100%人类的、包括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多极。它与被大大地打了折扣的全球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提出这种全球化的那些人，即使从来没有明确但也暗示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三合会中心国家（只占人类的15%），其次才是在迫不得已时去考虑对“其他国家”（占人类的85%！）做出某些让步。我一向反对这种掺杂着西方-中心国家文化优越论的系统的扭曲。
　　由于（现代）“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于“理想”的全球化形式（单极、分等级的多极、不分等级的多极）所做的不同选择是和希望实行的社会模式（自由资本主义、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偏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考虑“标准的”（即基本上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的选择，都意味着一种在南北关系概念上的帝国主义态度，这是由资本积累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我选择的是另一极端，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激进理念，即承认改变南北关系中生产条件巨大不平等的必要性，这种不平等是五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造成的。我必须指出，这种矫正不仅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者的观念（是在超越资本积累基本逻辑意义上的），而且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这种全球化社会主义理念既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也不同于当前社会及社会主义者新思想的各种思潮。
　　我的分析将始终致力于阐明可选的全球化的各种选择并涉及跟各种社会理念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各种分析属于“地缘政治学”。然而我必须指出，这些分析并没有借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从根源上说，这门学科是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它认为民族-国家均有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愿望所决定的永恒不变的“利益”，而实际上（defacto）经济愿望是被统治资本的愿望所掌握的。即使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杰作，如保罗？肯尼迪的著作，也能在这一点上发现它们的局限性。
　　相反，我所做的分析是从观察各种充满社会矛盾的社会（所有的，包括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开始的，所以，这种观察既不涉及社会观念，或所涉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不关系国家的所谓等级。对于各种挑战及其应对之策，不管是面对国内方面的还是对外关系方面的挑战，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必然不会有同样的认识，即使是当大众阶级和政府站在一起表面上似乎一致的时候。我将特别关注这些矛盾。只有对这些矛盾的分析才能考量出我们能想得到的各种“剧情”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分析同样还能够更清晰地凸显出我希望得到加强的选择，虽然这些选择是困难的，但却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分析将十分重视人们称为“社会运动”（特别是“有选择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明确的或暗含着的各种建议。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心国家里，围绕着资本优势领域（尤其是跨国金融领域）所形成的霸权主义集团，对南北关系的观念既是“自由主义的”（在经济意义上），也是帝国主义的。它们操纵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则仅限于，或者追随美国的霸权主义战略，或者力图缩小其影响，或甚至完全摆脱其影响。但是，另外一种霸权主义的集团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欧洲），因此应该指出其选择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条件及其局限性。做这样选择的集团并不一定要与资本主义的需求彻底决裂，但却完全能够迫使它适应走不出自身特有逻辑的要求。同样，我还认为，在边缘国家目前也存在着霸权主义集团——抛开它们的差别来看（对这种差别需要具体地、准确地分析），它们所关心的利益属于这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具有“走狗”性质的霸权主义的集团。当然，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选择的集团，对它们来说，假如成功的话，将根据它们的需要来改变世界体系。
　　为了让本书阅读通畅，我在正文中尽量不设任何注释，读者可以从附录二里找到我所提到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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