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百科全书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DEAD]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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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丹尼洛·契斯著，周淑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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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46749

版次：1

商品编码：11519076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丛书名：丹尼洛·契斯作品集

外文名称：THE ENCYCLOPEDIA OF THE DEAD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2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文学爱好者
遗落的二十世纪东欧文学经典，国内首次译介。

苏珊·桑塔格、米兰·昆德拉、萨尔曼·拉什迪、布罗茨基推崇的文学大师！

“博尔赫斯的《虚构集》之后最出色的小说集之一”——《国家》。

二十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

内容简介

丹尼洛·契斯自言承袭了母亲将事实与传说糅合在一起讲故事的癖好，这在《死亡百科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九篇微缩纪事有意混淆了神话、文献与想象的边界，看似互不关联、风格迥异，却有着共同的主题：死亡。以虚无始，以毁灭终，古典神话中的毁灭还有着悲剧的慰藉，现代神话中的毁灭只剩下道德虚无的灰烬。契斯用文学回应了这个时代，他展示了仇恨与死亡的蔓延、欧洲社会的崩溃、人类历史的灾难，也表现了一个作家对人性的关怀。

《死亡百科全书》，讲述“我”在图书馆找到了记录1789年以来所有普通人的传记的百科全书，它与众不同地“描述人物关系、遭际和风景——这些构成了人生的繁复细节”，这时“我”才获知了去世的父亲的全部真相……

如果说《达维多维奇之墓》是为“大清洗”隐秘的受害者们而建的纪念碑，本书就是对该主题的延续和扩展——将历史的受害者、无名者与消逝的过去记录在案。正如作者所说“我需要一些证明，在我绝望的时候，证明父亲的生命并非徒劳与虚空，证明终究还有人在记录每一个生命、每一场痛苦、每一种生活，并赋予它们价值”。

作者简介

丹尼洛·契斯，二十世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契斯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市，“二战”期间，他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遇害，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难到黑山，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南斯拉夫。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后开始文学生涯，作品有《花园，灰烬》《沙漏》《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等，曾获得塞尔维亚NIN 文学奖、美国布鲁诺·舒尔茨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并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他的作品虽受到国际瞩目，在本国出版时却常引起奇特的骚动：《达维多维奇之墓》被诬蔑抄袭了索尔仁尼琴、乔伊斯、曼德尔施塔姆、博尔赫斯、梅德韦杰夫兄弟等作家，布罗茨基对此评论说：“一位作者若能在一本135页的小说里模仿这么多位风格迥异的作者，那么怎样赞美他都不为过。”他还称扬契斯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重新定义了悲剧”。1979年，契斯侨居巴黎。1989年，他因肺癌去世，据传他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苏珊·桑塔格语）

精彩书评

二十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

毫不夸张地说，契斯的笔锋近乎永恒，他对人物所做的描写几乎是所有已知的信条渴望对人类灵魂所做的事：扩展他们的存在，也动摇我们对死亡难以洞察的感觉。”
——约瑟夫·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层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本书，但这阴影是美妙的，这黑暗发着冷光。
——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捷克作家、出版人）

精彩书摘

本书中所有的故事，或多或少地显示了我所谓的“形而上学”的主题：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开始，死亡就一直是萦绕文学的题材之一。如果“诗集 ”这个名词并不要求较鲜亮的色彩或更明亮的色调，那么这小说集——因为它显而易见的反讽和潜在的戏仿——就可以用 “西东诗集”作为副标题了。
《西门·马古》是对一个诺斯替教传奇故事的演绎。雅克·拉卡里埃尔（Jacques Lacarrière）曾引用《天主教神学词典》将“泥泞派”（Borborites）定义为邪恶的异教徒：“特尔图良斥责他们的邪恶、淫荡以及其他该遭天谴的坏事。而仁慈的亚历山大则说，他们‘沉迷于性欲就像公羊一样，将他们的灵魂陷入泥沼。’ ‘泥沼’这个词被用这些异教徒身上是因为他们淫荡的习性……他们是真的沉迷于泥沼中，抑或这只是一种隐喻呢？”
有一位善意的、学识渊博的人，让我注意到这个故事中描述的分裂教会的西门与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在1938年写下的一段文章非常相似！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斯大林及他的臣民们总是在说谎，只要有机会，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说谎，而因为他们从没停止过，所以他们再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说谎。当每个人都说谎时，就没有人在说谎……谎言是伪苏维埃社会的自然要件……集会、代表大会：演员、表演。无产阶级专政：独享的骗子。群众的自发性：谨小慎微的严密组织。右、左：谎言。斯达汉诺夫：说谎者。‘突击手’运动：谎言。快乐的生活：凄凉的闹剧。新人：灰色的大猩猩。文化：非文化。杰出的领导者：愚蠢的暴君……”这则故事与引述的这段文章之间所有的相似都是巧合。
在《最后的告别》中的简?瓦尔顿或是瓦尔廷是真有其人。在《逃出黑暗》这本大部头著作中曾确凿地提及这段插曲，尽管它的情节很容易让人想起所谓的重复主题。佛兰德斯元素则是由泰尔博赫、鲁本斯和伦勃朗的油画呈现出来的气氛，对它们的阐释，和我在1972年到汉堡一游的回忆所启发。那令人厌恶的剑兰是O.V.两三天前带来的，我就像站在画架前画静物写生似的。?
《死亡百科全书》最早发表在1981年5、6月号的《文学》（Knji?evnost）上；一年之后，在1982年6月12日，它经过亚米尔?阿尔卡莱的翻译刊登在《纽约客》上。做这场梦的人，以及这个故事所献给的人，有一天醒来时，不无震惊地发现她最熟悉的噩梦已经被刻在了石头上，就像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大约在这场梦之后六个月，且这个故事被出版后不久，一本南斯拉夫杂志以“档案”为标题，发表了下文：

美国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的东面，深入落基山的脉花岗岩腹地，坐落着美国最不同寻常的档案馆之一。通过四条从岩石中炸出的隧道可以抵达该档案馆，它由几间被一条迷宫似的走道连接起来的地下室组成。只有精挑细选出来的工作人员才可以查阅储存在这里的成千上万的微缩胶片，每个入口都设有铁门及其他安全措施。
这些措施并不是为了保护高度机密的信息；这些档案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军方。它们涵盖了一百八十亿人的名字，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故的，由后期圣徒教会的宗谱学会小心翼翼地依日期录入这一百二十五万卷微缩胶片上。一百五十年前，约瑟夫?史密斯创立了这所教会，根据摩门教的文献，它大约有三百万美国信徒和一百万海外信徒。
这非凡档案中的名字遍布全世界；它们被煞费苦心地从多种多样的记录里复制过来，而且这项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这惊人事业的最终目标是将人类的全部细节都记录到微缩胶片上──不仅包括活着的人，还包括已经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逝者。
宗谱是摩门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元素。因为有这些档案，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到过去，追溯家族的谱系，这种追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让那些不幸错过“摩门教启示”的祖先接受摩门教的洗礼。
摩门教徒们非常严肃地看待这项工作。他们早在1958年就开始寻找一个可以存放这些档案的合适场所，在三年之后真正开挖。这些微缩胶片被严密妥善地保管着。地下室的温度始终维持在华氏四十度；湿度保持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间。通风系统保证室内空气的流通，并且仔细地过滤空气，以免哪怕最细小的微尘或最轻微的化学污染混入室内。
六座刷了双层增强水泥的巨大厅堂现在能容纳的信息，大约需要六百万本——每本都有三千页的书才能记完。
如果有必要，摩门教徒们十分愿意兴建新的场地。每月都有五六英里长的微缩胶片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除了微缩胶片以外，收集来的还有一万本直接或间接与宗谱相关的书、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等等。?

以弗所人的七个睡眠者故事显然出自《古兰经》，但是最早的纪录则可追溯到六世纪由叙利亚作家雅克布斯?萨格尼斯（Jacobus Sarguensis）。图尔的格里高利（逝世于公元594年）也认同雅克布斯，认为“苏醒就意味着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塔木德?密西拿》中出现了死者复活这一主题的另一种变化。这里的睡眠者在七十年后才醒过来。这个传说也被阿拉伯作家陶菲克?阿尔?哈基姆化用在剧作《洞穴》中。如果我没有记错，正是阿尔?哈基姆首先使人们熟悉了普黎斯加——德西乌斯皇帝的女儿的形象。三百年之后另一位普黎斯加，也是一个皇帝的女儿，被当做是那位同名人物的转世。在杰?波托奇《萨拉戈萨手稿》的注释中提到：“这七个睡眠者是七个高贵的以弗所年轻人，他们就如传说中描述的，为了躲避德西乌斯的迫害（当时是公元250年），躲进了赛勒斯山的洞穴中。二百三十年之后──根据其他算法，三百零九年之后──他们从睡眠中苏醒过来，但是不久就死了。他们的尸体被放在一口巨大的石棺中带到马赛，目前仍存放在圣维克多教堂（Eglise Saint-Victor）。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康士坦丁、狄奥尼修斯、约翰、马克西米利安、马勒古、马蒂尼安和赛拉皮翁。”
我的这篇故事的题词来自《古兰经》第十八章，名为“山洞”：“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人，第四个是他们的狗。／有人将说：／他们是五个人，第六个是他们的狗。／还有人将说：希望能洞悉这个谜：／他们是七个人，第八个是他们的狗。”就如我们所看到的，睡眠者的数字并不是这个传说唯一的秘密。丹妮斯?马松（Denise Masson）参考穆罕穆德?哈米杜拉（Muhammad Hamidullah）的说法，对这几行句子这样解释：“增加九年是为了平衡阳历与阴历。”
对于《预知未来的镜子》必须注意的是，通灵者们──包括卡斯特兰夫人（Madame Castellan）自己──都认为这事实是可信的。著名的天文学家卡米尔?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他是同样著名的《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世界》及《未知的自然力量》的作者——曾引用过类似的案例。在他的著作《未知与精神问题》（L'Inconnu et les problèmes psychiques）中，谈到某位贝拉尔的案例。他是一位前地方法官，也是国民议会的成员，一次出行时被迫在“茂密的森林地带”的一家肮脏旅馆中过夜。在那夜梦中，贝瑞德先生目睹了一起谋杀案的详细过程，三年以后，正是在他睡了正义一觉的这间房间，发生了谋杀案。受害者是一位名叫维克多?阿尔诺德的律师。多亏了贝拉尔仍在记忆中栩栩如生的梦，凶手才被绳之以法。退休警务督察盖容（Garon）的第二卷回忆录也提到这一事件，他的客观及缺乏想象力都是毋庸置疑的。?
《大师与门徒的故事》最早发表在1976年夏天的《文学世界》（Knji?evna re?）上。它表达的观点颇有远见，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完全可以预测：门徒会导致“一场漫长又残酷的反抗他（大师）的战斗，‘利用流言蜚语及诽谤为手段来显示他并非完全没有才能’” 。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故事流失的寓意越来越多，它的重心转移到现实主义甚至纪实的方向。
《为国捐躯是光荣的》是对一个逝去的资产阶级传说的改写，这个传说是历史作家的最爱和无数改编的对象——最近出现在某位弗里德里克?I-吉尔写的关于黑手党的书里——它们都以奥地利的资料为基础，其中不乏偏袒、繁冗和感情用事之处。
《国王与傻瓜之书》最初的构思是以散文的形式，现在仍然清晰可见原来的脉络。我的目的是要概述真实又荒诞的──“不可思议的荒诞”──关于《锡安长老议定书》如何诞生的故事，并记录下该作品对世代读者的荒唐影响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作为一则关于邪恶的寓言，它已令我着迷多年（我的小说《沙漏》中的某些段落能证明这一点）。我想运用历史上有记载的、人们多少有些熟悉的案例，来置疑被普遍接受的“书籍都只产生好的作用”这一观点。就事实而言，圣书和被视为神圣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都像是蛇的毒液：它们是高尚与邪恶、恩与罪的根源。“有许多书并不危险，危险的是只有一本书。”
这篇原意以议定书为主题的文章瓦解于以下时刻：我试图以想象补充该书至今隐秘难解、也许永远无法厘清的那部分历史；也就是说，当我萌生了“巴洛克式的对智力的需求，将它填满每一处空虚”（科萨塔尔），并决定赋予那些原只是隐藏在暗处的人物生命的时候——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是神秘的俄罗斯流亡者，他在故事中叫做别洛戈尔采夫，还有更为神秘的Ｘ，就如读者看到的，在拆解议定书之谜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当我明白了，在研究的范围与事实的层面上已经不会再有任何进展，于是开始想象这些可能曾发生的事件的时候，这篇文章失去了其随笔体裁的风格。就在那时，出于清醒的认识，我将那本书的名字 “议定书”改为“谋反”。从事实的外围开始述说──从头到尾不曾完全泄露出来──在资料不足、真相不明的时候，在对象蒙上阴影、轮廓难辨的模糊地带，故事依照其自身的方向发展着。
如同博尔赫斯所说，为了赋予故事一些戏剧性，我省略了某些细节而添加了一些别的。“如果一位作家将其作品称做罗曼史，”纳撒尼尔?霍桑曾写道，“那么很显然，他希望能在处理作品的形式和素材方面享有一定的自由。”不用说，这个说明也非常适用于这个短篇故事。
我相信，见多识广的读者一定能毫无困难地在《谋反》中分辨出著名的《议定书》，而且很容易就认出隐藏在“谋叛者”、“撒旦的教派”这些名号之后的人物。在关于《议定书》颇多的二手文献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同一素材的不同重述，有微小的变动与增补，却有不同的同情），必须特别提到由诺曼?科恩（Norman Cohn）?与德列夫斯基（Ju. Delevsky）所做的研究，以及亨利?罗林（Henri Rollin）所著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一书，它不仅是基础的研究工具，而且是这篇故事道德或逻辑上的补充说明：如同《谋反》的又一个牺牲者，它被巴黎的德国占领军焚毁。机警的读者自会发现，在别洛戈尔采夫的书单上有一些书也与这个论题相关。
读者可能会对故事结尾出现的“不幸的库特?格斯坦”感兴趣。这位“德国反抗者的悲剧英雄”勇敢地决定加入党卫军，以便从内部破坏其灭绝政策。“由于格斯坦的技术专长，他被委派到武装党卫军卫生部门；该部门的任务是改良那些名义上是消毒剂的毒气。1942年夏天，格斯坦为公务前往贝尔泽克集中营……后来他试图激起世界性的公共舆论，成功与瑞典外交官冯?奥特男爵取得联系……他还努力获得驻柏林的罗马教宗大使接见的机会，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他的结局既荒诞又悲凉，“1945年5月，格斯坦被法国军队俘虏，监禁在谢尔什-米迪监狱，孤苦无助，同年6月自杀身亡。”格斯坦预先用法语写下他的证词，当然也是因为沃斯队长已经使他厌恶自己的母语。
《有列宁肖像的红色邮票》这篇故事虽有大量的引用，但是它纯属虚构，尽管……尽管纳博科夫曾说：“我从未明白，杜撰书籍、编造那些并未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何益处。”
这个故事提到“唯物论者狄德罗”，毫无疑问地是由于下面这一封信，多亏了伊丽莎白?菲特那（Elisabeth de Fontenay）夫人我才能发现它：“那些生前相爱并要求死后葬在一起的人们，也许并非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疯狂。也许他们的骨骸紧抱在一起，已与对方融为一体……我又能知道什么呢？也许他们没有丧失原来的所有感觉与记忆；也许一点残余的温暖与生命仍然在他们体内燃烧。噢！苏菲，当我们死去，我仍然企望可以触摸你，感觉你，与你结合，与你合而为一，如果我们的组成部分之间依循着吸引力法则，如果我们注定要构成一个生命，如果在世纪的火车中，我注定要与你为偶，如果你那腐朽了的爱人的分子能够四处游走、找寻你散布在自然中的分子！留给我这个疯狂的幻想吧；它对我是如此珍贵，它许给我永恒——在你之中，与你一起……”

前言/序言

抵抗虚无

景凯旋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人物，身为犹太人，他的一生经历了纳粹占领、斯大林式统治以及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民族冲突，始终都感觉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由于英年早逝，且喜欢阅读甚于写作，他不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花园，灰烬》、《沙漏》，三部短篇小说集《栗树街的回忆》、《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以及三部散文集。即使如此，这些作品已足以奠定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了。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可以看作是一个系列，分别写了两种不同极权制度下人道的毁灭和原因。其中《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一书，更是被视作继奥威尔《1984》、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之后描写极权清洗的一部经典作品。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取自短篇集中一篇小说的名字，最初的集子则以其中另一篇小说《红木柄小刀》为书名。这部涉及第三国际恐怖历史的书出版于1976年，立即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但在契斯家乡，小说的内容却招致斯大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由于书中人物大多有犹太血统，对此书的毁谤因而充满了反犹意味。这些人避而不谈大清洗历史，而是指控契斯剽窃索尔仁尼琴、乔伊斯、曼德尔斯塔姆、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宣称这是一个丑闻。为了替自己申辩，契斯撰写了随笔集《解剖课》，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人文观念和文学渊源，同时也使读者得以了解他的生平经历。
契斯1935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小城苏博蒂察，靠近匈牙利边境。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人，在铁道部门工作，母亲是黑山塞族人，信奉东正教。这个出身赋予他一种混合的身份和文化。像所有生活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一样，他父亲的宗教感已很淡薄。他从小生活在苏博蒂察南边的诺维萨德，那是个横跨多瑙河的城市，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德国人居住在不同社区。1939年，匈牙利颁行反犹法律，为了避祸，父母让他受了东正教洗礼。1941年诺维萨德被匈牙利吞并后，来自周围的敌意迫使他父亲不断搬家。由于一直受到周围孩子的欺负，童年的契斯始终处在恐惧之中，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1942年，诺维萨德发生了屠杀犹太人事件，受害者尸体被扔进冰冷的多瑙河。契斯全家逃到父亲的匈牙利家乡，但在那里也不安全，经常有士兵和警察闯进家里检查证件，翻箱倒柜。父亲给了他和姐姐一本匈牙利杂志，并告诉他们要高高举起来，让别人看清楚杂志的名字。契斯意识到自己仍不属于这儿，乡村天主教堂的钟声让他感到神罚的恐惧，他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干活，在学校学习天主教的教义问答，但他不能进教堂，只能晚上在家里接受母亲的东正教教育，学习用斯拉夫语朗诵主祷文。1944年，他父亲及其亲戚被送往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回来。
二战结束后，他搬迁到母亲的家乡采蒂涅，进入当地一家音乐学校学小提琴。与此同时，他一边写诗，一边翻译匈牙利、俄罗斯和法国诗歌。毕业后，他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在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学习，并获得首个比较文学文凭。那以后，他一直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家和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62年，最后10年他移居法国，此间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却接受了大量采访，写了不少随笔，直率地批评国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此时，种族、宗教再度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报纸专栏上充满仇恨的主题，他似乎已经从中预感到，在他的故土，往日的情景将会重现。

童年对契斯的文学成长有着很大影响，他从乡民那里知道了各种匈牙利神话和格言，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塞尔维亚的许多抒情诗和史诗，还有故事和神话，因此很早就意识到所有民族神话的相对性。在契斯幼小的心灵里，这种民族意识是由世代相传的传说统治的。从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他读出的是杀戮和死亡。林中仙子与冬天发黑的窗户、雪地里的枪声融合在一起，成为缠绕他的噩梦。这种梦境延续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把它归于母亲的遗传，母亲给他讲故事时，总是喜欢将事实与传说混淆起来。
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更是出于一种创作自觉。现代作家越来越明白，小说不可能反映全部真实，它只是表现作家眼中的世界，因而杰出的作家会竭力寻求属于自己的一种叙事方式。这是他的世界观，他的认识论。在这方面，契斯是突出的。《栗树街的回忆》描写的是纳粹时期的生活，已经显出他的独特风格。全书不断转换叙事角度，跳动、省略、断断续续的片断，构成每一个章节。没有完整的情节线，所有的心理描写都是想象的内化。我们只知道，这个家庭住在栗树街，有着优美的乡间景致，儿童山姆每天的生活虽然艰辛，却充满童稚，放牛、游戏、尿床、初吻、马戏团、捡蘑菇，各种片断式的印象构成了一个孩子的现实世界。
接下来，周围发生了屠杀、抢劫、军队路过，这些事件都写得含混、跳跃，只有繁复的印象透出儿童内心的恐惧。酒鬼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了。父亲怎么被带走的，又是怎么死的，读者像山姆一样不清楚。只是从幸存的姑妈那里，山姆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从父亲留下的家族档案中窥知了部分事实。此前，他的初恋遭到父亲的教训后，他想象父亲“高大的身躯戴着一顶硬边黑帽，手上拿着棍子，在手推车后面拖着脚步往紫色的地平线走去”，而现在诗意的幻觉消失了，父亲一点也不像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不朽的遗言：
丽贝卡姑妈恶意的眼神暗示着令人痛苦、可悲的事实：与贫穷、虚弱的灵魂为伍，在惊惶失措的妇女和担惊受怕的儿童中间，与他们艰难地同行，与他们并肩，高高的、驼着背，没戴他的眼镜，没拿他的手杖——这些都被他们夺走了——恍恍惚惚地、在受难者的行列中曳足而行……他们用棍棒和来复枪的枪托殴打他；他呻吟着倒下；女人们为他鼓劲，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然而他——天哪！——哭得像一个婴儿，他那叛变了的肠胃散发出恶臭。
家庭的巨大变故叙述得如此平淡，甚至有点戏讽的味道。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心里，还无法理解屠杀犹太人这样的人类事件，他试图逃离难以理解的现实，让自己的想象跟生活保持距离，但这只能使叙事显得更加残酷。如果说，小说是作家赋予生活一种形态，那么契斯的世界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噩梦。这种不连贯的叙事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简短的片断组成繁复的印象，使得读者很难获得综合的认识，由此表现出世界的不可解释性。在创作上，的确可以看出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舒尔茨甚至卡夫卡的影响，但对真实资料的使用却已经体现了契斯的特色。在此后的《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中，这种虚实结合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独特而混杂的风格。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由七个短篇故事组成，叙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个职业革命者的命运。书中发生的事件与南斯拉夫无关，角色都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大多具有犹太血统。正如人们所知，犹太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些革命者四海为家，在欧洲各地组织革命，对这个世界充满狂热的仇恨，发誓要彻底改变它。需要提及的是，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有些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用契斯的话说，这些故事都是根据书籍和资料中完全真实的事情，主要来源于卡尔罗·希塔伊奈尔的回忆录《在西伯利亚的七千个日子》。希塔伊奈尔是南斯拉夫人，为第三国际工作，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
契斯的个人经历使他十分钟情于残酷的题材，他沉弱于有关大清洗的各种记载。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契斯已不再信任作家的虚构，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那就是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重建故事。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文学经历了一场巨变：文学不再是罗曼蒂克的，它不能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罗曼蒂克。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幻想是文学的主导因素。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显而易见，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其全部意义。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在必需的时候‘创造’它：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在此书里，契斯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学家，在档案、回忆录、传记和新闻报道中爬梳材料，试图将散见的事迹连缀起来，呈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资料里所缺乏的具体情节，以及环境、言行和心理等细节，就用想象来补充。
对契斯来说，史实的真实才是文学的灵魂，但他并不排除必要的想象。他把这称为“想象的现实主义”。在写作此书时，他采访过希塔伊奈尔，后者指出他的几处描写失实，比如黄昏时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墙外散步，因为会立刻遭到逮捕，但契斯并没有删除这个细节。诗人布罗茨基曾引用此书一篇故事中的一段描写，来说明契斯的写作手法：
世纪之交中欧城市普遍萧条的情形显而易见：灰色的平房，阳光缓缓照进后院，分割出两块截然不同的区域——一边是慑人的明亮，一边是如同黑夜、潮湿发霉的阴影；成排的黑刺槐分泌出树汁，像是浓稠的咳嗽糖浆或药片，童年患病时的麝香味；冰冷的、巴洛克药房，哥特式的白瓷容器闪着微光；昏暗的中学校园铺砌了院子（斑驳的绿色长椅，形似绞台的破秋千，粉刷过的木屋）；市内的建筑都漆成了玛丽亚?特蕾西亚黄，那是黄昏时吉普赛乐队在大饭店露天餐厅演唱的歌谣里，枯叶与秋日玫瑰的颜色。
　　　　就像许多省城里的孩子一样，药剂师的儿子卡尔·陶贝也梦想着，有那么一个快乐的日子，他将在离开之前鸟瞰这个城市，隔着厚厚的眼镜片看它最后一眼，就像透过放大镜看学校里那干透了的、滑稽的黄色蝴蝶标本，既难过又厌恶。
　　　　1920年秋，在布达佩斯火车东站，他登上前往维也纳的快车的头等车厢。火车驶离的那一刻，年轻的卡尔?陶贝再次向父亲挥手道别（父亲挥动着丝巾，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消失），便很快带着皮箱走进三等车厢，和工人们坐在一起。
布罗茨基评论道，药剂师儿子选择和工人坐在一起，象征着他未来的革命道路，这是一种常见的细节描写，而父亲“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消失”的观察则完全是诗，“丹尼洛·契斯明显诗化的散文带着对想象和细节的强调，以及反讽的超然，通过提醒读者注意其本身的智性，将他那恐怖的主题置于最恰当的视角。因此，读者对被描述的现象的道德评价不再仅仅是心神不安的感伤，而是由他深深刺痛人类的最高智力所产生的评判。这不是思想被感觉，而是感觉被思考。”契斯的作品终竟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在历史的框架结构下，由想象和细节的砖石构成的文学世界。
作为一个诗人，布罗茨基特别赞赏契斯的文字，称书中的许多篇章、段落可以当作诗歌来阅读。与《栗树街的回忆》相比，此书的描写更加质朴平实，情节也更加完整，但叙事仍然是片断的拚贴，那种蒙太奇式的画面，总能激起读者的强烈感觉。这些第三国际的革命者，无论是知识分子、商人儿子，还是平民子弟，他们的一生都大致相似，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充满传奇的色彩：暗杀、暴动、参战、逃亡、流放、被捕、审讯。他们掀起的革命、内战、集体化在半个世纪里像风暴扫过俄罗斯和欧洲大地，更像是用鞭子抽打着人民的脸庞（书中的一个比喻）。然而，迫害者并不比受害者活得更长，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自己阵营的清洗，在受尽折磨后步向死亡。书中一个人物在童年时写的诗句得到了应验：母猪吞吃了自己的猪仔。
书中最长的故事是有关达维多维奇的经历，他年轻时走过私，当过学徒、码头工人和司炉工，组织过罢工、街头示威、暗杀，然后是苦役和逃亡。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又作为苏维埃高级领导人，在俄罗斯指挥征粮，与白军作战。西方一篇评论这样描述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没有道德观念，愤世嫉俗，对理念、书籍、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要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革命者的目标就是打碎旧世界，解放全人类，这自然也包括颠覆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无论对情人还是民众，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同类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世界围绕着他们旋转，而他们则冷冷地看着世界。
想象他们成为阶下囚后的心理活动是很有意思的，在契斯笔下，达维多维奇被捕后面临的问题是：“为了那难能可贵、代价高昂的认知，接受这有限的存在之短暂，还是为了这同样的认知，臣服在虚无的怀抱里”。契斯在这里一改简约的叙事方式，详细描写了审讯过程。在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角力方面，此书与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有着相似之处，那些审讯者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关心什么历史目的论之类，他们只是凭着对人类的直觉，意识到要让一个有智力的老革命家屈服，就要蹂躏他那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达维多维奇被带出牢房，来到地下审讯室，天花板上垂着昏黄的灯泡。两个陌生青年被带到他身边，由于他拒不认罪，年轻人成了替罪羊，当场遭到枪杀。最终，达维多维奇不得不屈服了。
在《正午的黑暗》里，被审讯者出于信念和逻辑承认了自己的罪状，他意识到他与审讯者在维护共同的目标。在《达维多维奇之墓》里，被审讯者则遭到残酷的死亡折磨，他的认罪是被逼迫的。他并没有被处死，而是在多年的监禁后越狱，最后面对前来搜索的队伍，纵身跃进铁厂的熔炉中。他曾经想要摧毁旧世界，如今却不想再看到这个新世界。
这是一个关于毁灭与自我毁灭的主题。契斯的文学谱系包括了西方许多作家，但在精神内核上，他更接近二十世纪那些俄罗斯作家，甚至令人想起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书中人物都是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而对于他们建立的新世界，他们仍旧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样的审讯主题，库斯勒笔下的人物更为复杂内省，促使读者去思考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革命者动机的隐秘同情显示出一丝悲剧色彩，而作为年轻一代的契斯对此动机已经十分疏离，他直达事物的核心，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超然风格和反英雄形象，让读者感到，所有这些残酷的悲剧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思考这一历史的原因似乎不是作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契斯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展现虚构才能的小说家，他的理性思考太强，想要在小说中概述和检讨二十世纪欧洲的全部历史。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仍旧保留了一贯风格，故意混淆神话、文献与想象的界线。全书由九个看似互不关联的微缩纪事组成，却有共同的主题可寻：无神论者的死亡。在描写了纳粹和苏俄制度下的死亡体验之后，契斯似乎陷入了对形而上学的迷恋。毕竟，思考生存与死亡意义自古以来都是属于形而上学的。
小说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西门·马古的传说。这个宗教人物见于《新约·使徒行传》，是一个善行邪术的人。他否认耶稣赎罪的意义，主张靠天启的知识得到拯救。故事中他一出场，就宣称耶稣信徒的上帝是个暴君，他给世界带来灾难，却剥夺了人类明辨善恶的智慧。西门呼吁民众不要信神，而是信从他本人。他的演讲充满正义激情，雄辩有力：
我告诉你们，他们都是谎言，全部都是！你们从彼得与保罗那里所听到的，还有他们的信徒们的白色谎言与黑色谎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致命骗局！因此，汝不可杀戮！杀戮是他——他们独一无二、全能的、公义的上帝——所做的事！他就是那个折磨摇篮中的婴儿、分娩中的母亲和耄耋老人的人！因此，汝不可杀戮！把杀戮留给他和他的信徒！只有他们受命去杀戮！他们注定要成为狼，而你是羔羊！你必须听命于他们的律法……因此，汝不可奸淫，否则他们会夺走你女人的美貌。因此，汝不可觊觎邻居的物品，因你没有任何理由妒嫉他。他们要求你的一切——灵魂与肉体，精神与思想——作为回报许给你承诺；为你此刻的屈从、此刻的祈祷、此刻的沉默，他们拚凑出一套疯狂的虚假诺言给你：他们许诺你未来，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仰，西门甚至显现奇迹，缓缓飞上了天。人们纷纷跪下膜拜，因为很明显，如果这一奇迹是真实的，那么基督教的信条便是值得怀疑的了。
早期的基督教作家都认为，西门是异端诺斯底教的开端。从十九世纪迄今，一直都有诺斯底教派的古文献流传。按照这些文献记载，物质与肉体产生了恶，但人的堕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无知。这种唯智论否定基督教的意义世界，导致了人与世界的疏离。现代学者约纳斯就曾把诺斯底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古代对应者，认为可以借助它洞察现代虚无主义的意义。契斯将这个故事放在开头，似乎也是在暗示诺斯底思想与现代人精神的联系。书中人物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但命运都与充满精神危机的世纪紧密相关。
面对一个没有上帝的物理世界，现代人感到基督教建构的世界秩序消失了。存在只是一种物质的偶然，没有任何意义。价值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客观事实。人来到这个世上，失去了不朽的抚慰，失去了道德根基，只有绝对的孤独和虚无。小说中无论是妓女、贵族革命者，还是哲学家和诗人，他们的内心都缺乏安宁，对他人充满怨恨或冷漠。面对死亡的临近，他们发现自己的一生孤苦伶仃，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旁人对他们的悼词将会充满颂扬，但他们自己知道，“只有死亡是确实的”。
书中还写到诺斯底文献中出现的其他主题。比如，书中人物思考的“无性即是与道德无关”，这正是诺斯底的道德无涉主义，禁欲可以轻易变成纵欲；书中人物思考的“面对他人的空虚是危险的，即使只是注视着这空虚，这就像是在深井里注视着自己的倒影：因为那也是空虚。空虚的空虚”，这正是诺斯底所主张的现象就是实体的结果，人被扔入一个无神的自然之中，他为自己设计的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客观意义。
以虚无始，以毁灭终，这就是二十世纪欧洲社会崩溃的过程。契斯特地写到一份题名《谋反》的反基督教文献。这份不知所出的文献流传于世纪之交的欧洲，甚至在沙皇和苏维埃内战的白军中流传。根据契斯所引用的考察，它的政治现实主义还影响了希特勒、斯大林和福特公司的老板。由于无神论的世界需要赋予历史以意义，这本类似马基雅维利理论的《谋反》成为现代圣经，播下猜疑、仇恨和死亡的种子，引发战争与暴动，革命与极权，恐怖与死亡。以下是《谋反》的三段摘录：
当我们征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把“自由”这个词从人类的语汇中抹去，我们要将此视为己任。因为自由是生命精神的化身，它的力量能使人群变成嗜血的野兽，不过，当然了，就像所有的野兽一样，一旦让他们喂饱了血，他们就睡着了，所以很容易管教。
天性邪恶的人远远多于天性善良的人。用武力与恐吓来统治会比用学术争论治理有更好的效果。每个人都渴望权力，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想成为独裁者，然而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牺牲所有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幸福。”
政治与道德毫无共同之处。一位有道德地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是政治家，因此无权居于高位……从我们现在被迫所行的罪恶中，将产生好的后果——一个不可战胜的政权，唯一适应于一个独立国家实质的政权，却不幸在今时今日被自由主义暗中破坏……结局自将证明方法的正当性。所以，让我们将何为善良与道德摆在一边，专注在什么是必要的、有用的上面吧。”
法律不过是以司法的准则控制的强权，强权永远高于权利。
在接受采访时，契斯曾称他在此书中的思想是诺斯底式的，这让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他与塞利纳有相同之处，后者是一位表现恶的法国小说家。但我怀疑这可能是契斯的障眼法，目的是让读者把他视作一个冷漠的后现代主义者。就契斯全部作品的主题而言，他把两个世纪来的政治迫害归于人类的道德沦丧，而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背后，则是对世界的一种虚无主义看法。因此，此书中表现的诺斯底思想与其说是在肯定道德冷漠，毋宁说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试图探寻现代虚无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根源。正如诗人布罗茨基所指出，契斯的作品“在伦理失败的地方达到了美学的理解”。
契斯想要指明的是，两个世纪以来的仇恨、迫害、屠杀乃至现代极权制度，无不源于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就像“两千年前摧毁了古典时代的骚乱和衰败，将再一次摧毁我们的文明。”这股虚无的力量曾一度征服了全世界的人心，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能够战胜它的唯有它自身的限制。正如书中西门显现奇迹时，上帝对困惑的彼得说道：“他确实凭借他的意志、思想飞了上去，并且正在飞向星辰，无形中也仰杖了怀疑和人类的好奇心，然而这终究是有限的。”
书中的西门最终从云端跌下尘埃，证明了他不过是一个假先知。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极权由于其道德虚无，终将会自我毁灭，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

1989年10月，契斯在法国因病去世。他结过两次婚，第二任妻子陪伴他到最后。在他的名声遭到毁谤时，有许多人站出来支持了他，这其中就有两个耀眼的名字：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和美国作家苏姗·桑塔格，前者为《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的英文版写了序言，称扬他是一个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重新定义了悲剧。后者将契斯的《解剖课》和其他文章编辑成书，同样写了序言，感叹“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他们都把契斯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契斯生前曾目睹苏联极权正在东欧崩溃，民族主义再度成为主流。在他逝世后，贝尔格莱德的媒体一改往日态度，为他发起全国哀悼。当苏姗·桑塔格1993年访问萨拉热窝时，那个城市正遭受围困，当地作家们都在怀念契斯反对民族主义的激情言论。契斯生前曾经写道：“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偏执狂，个人和集体的偏执狂。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问题；他知道——或认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基本价值，他自己的人民的价值，他所属的民族的伦理和政治价值。他没有任何其他兴趣。没有其他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他人就是地狱（其他民族，其他种族），不值得了解和研究。所有民族主义者在其他民族那里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形象：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民族主义的兴盛基于相对主义：它没有普世价值，美学的或伦理的价值。”
契斯将这个普世价值沦落的虚无时代看作是一个神话世界，这使他的文本具有神话的特征：死亡笼罩着人类的命运。以神话和寓言的形式表现极权社会，这似乎也是许多当代东欧作家的特征之一。在契斯的小说里，现代人仿佛处在世界的原初，没有统一的伦理秩序，一切都是未知的、混乱的、盲目的。受到某种历史宿命论的驱使，人类疯狂地互相杀戮，让千万具尸体漂浮在血海之上。唯一不同的是，古典神话中的毁灭还有着悲剧的慰藉，现代神话中的毁灭只剩下道德虚无的灰烬。正如克罗地亚哲学家勒达·米舍维奇所称，鼓动南斯拉夫宗教分裂的“主要都是无神论者”。契斯没有亲眼看到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没有看到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的重现。如果契斯依然健在，他会将此看作是该隐杀亚伯的虚无主义演绎，另一场现代诸神的战争。
苏姗·桑塔格曾说，契斯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那是因为他用文学回应了这个时代，在展示极权灾难的同时，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人性的关怀。他用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人的一生的诸多细节，让我们在惊惧和思考之余，仍能享受到美学上的愉悦。比如，书中一个人物在查阅《死亡百科全书》时看到了父亲的一生，这是一本记载1789年以来全世界所有普通人事迹的秘密文献。契斯细致而温馨地描写了人物的感受：
在那些孩子中间，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我的父亲，虽然当时他还不是我的父亲，但是他是将成为我父亲的那个人，曾是我父亲的那个人。然后，乡间忽然间变绿了，树梢的花蕾绽放了，粉红的，白色的，山楂花就在我眼前绽开。太阳缓缓上升，照耀着克拉列维察，镇上教堂的钟敲响了，牛在牛舍里哞哞地叫，朝阳绯红的反光映在农舍的窗户上，融化了屋檐上的冰柱。

这就是文学，最终还是想象拯救了事实，抵抗了物理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