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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对助手表示深切的感谢，没有他们辛苦和不遗余力的工作，本书不可能按期出版。首先应当感谢我的秘书梅勒·罗斯德意彻(Merle Rossdeutscher)女士，她怀着极大的耐心打印手稿并且校对。学术合作者本纳德·迪特勒(Bernhard Kittler)先生承担了繁重费时的编辑工作，在可能的范围内参与了本书的全部过程，其中特别是缩写和现行法规的烦琐校对工作。学术合作者韦伯克·格尔丁(Wiebke Gerking)先生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他的编辑工作及时而又出色，负责索引的修订、因特网地址的添加和编码的更改。在“电子数据处理和行政”方面应当感谢学术合作者斯泰芬·巴尔斯(Stefan Bals)先生，他还从“现代控制模式”角度提供了材料。学术合作者格里特·布劳泽-永(Gerrit Brauser—Jung)负责重新编排每章开头的文献，参与了部分缩写的校对。助教马丁·米勒(Martin Müller)博士提供了荷兰行政法的材料，审校了文献和第33节第2至4部分的内容。学生助手托比阿斯·爱恩斯特(Tobias Ernst)先生和茵佳·墨尔迪克(Inga Mohrdieck)女士在编写索引、因特网查询法规和法规校对方面提供了合作，特别是材料的复印工作。所有的学术合伙都参与了手稿的书写和打印校对，都为本书付出了劳动。刚萨勒兹-瓦拉斯·伊办奈茨(Gonzalez—Varas Ibanez)教授、德·梅勒雷斯·佩雷拉(de Meirelles Pereira)博士、汶·乌·雷(Won Woo Lee)博士和帕纳迪澳蒂斯·斯彼里阿克斯(Panagiotis Spiliakos)审校了第16章的文献。最后要感谢与我颇有隔阂的妻子以及贝克出版社的布克哈德·舒尔茨(Burkhard Schulz)先生。他热心和耐心地参与了本书的出版过程，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

这里要对助手表示深切的感谢，没有他们辛苦和不遗余力的工作，本书不可能按期出版。首先应当感谢我的秘书梅勒·罗斯德意彻(Merle Rossdeutscher)女士，她怀着极大的耐心打印手稿并且校对。学术合作者本纳德·迪特勒(Bernhard Kittler)先生承担了繁重费时的编辑工作，在可能的范围内参与了本书的全部过程，其中特别是缩写和现行法规的烦琐校对工作。学术合作者韦伯克·格尔丁(Wiebke Gerking)先生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他的编辑工作及时而又出色，负责索引的修订、因特网地址的添加和编码的更改。在“电子数据处理和行政”方面应当感谢学术合作者斯泰芬·巴尔斯(Stefan Bals)先生，他还从“现代控制模式”角度提供了材料。学术合作者格里特·布劳泽-永(Gerrit Brauser—Jung)负责重新编排每章开头的文献，参与了部分缩写的校对。助教马丁·米勒(Martin Müller)博士提供了荷兰行政法的材料，审校了文献和第33节第2至4部分的内容。学生助手托比阿斯·爱恩斯特(Tobias Ernst)先生和茵佳·墨尔迪克(Inga Mohrdieck)女士在编写索引、因特网查询法规和法规校对方面提供了合作，特别是材料的复印工作。所有的学术合伙都参与了手稿的书写和打印校对，都为本书付出了劳动。刚萨勒兹-瓦拉斯·伊办奈茨(Gonzalez—Varas Ibanez)教授、德·梅勒雷斯·佩雷拉(de Meirelles Pereira)博士、汶·乌·雷(Won Woo Lee)博士和帕纳迪澳蒂斯·斯彼里阿克斯(Panagiotis Spiliakos)审校了第16章的文献。最后要感谢与我颇有隔阂的妻子以及贝克出版社的布克哈德·舒尔茨(Burkhard Schulz)先生。他热心和耐心地参与了本书的出版过程，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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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很薄

东西很不错，正是我想要的

多次在京东买书，但凡是做活动的时候，就买一点点。穷人嘛，就要有个穷人的样子，只能买点便宜货了。但这本书还是不错的，一如既往的喜欢。适合专业性的人去读。 不知道为什么，作者的轻松遐想，提不起兴致。可能是本身心情不好的缘故吧平心而论，文章里的一切、有他自己的心思，只是这心思不能被世人所公知。于我，就像那火红的木棉，那金色圆润的木瓜，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却在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了否定。不用说话，只要发光就好，有没有人知道都没关系，会很寂寞呢，可是寂寞怕什么，即使有人在，听不懂自己的话，那还是一样的寂寞啊，安安静静的，看看来来去去的人，想想自己的事情，这样，多好啊。 　　不算自夸的话，文学性的语言在三十来岁就有了信心，但这十来年，写得最多的论述性的文字，一度以时政评论专栏为主，自己的转折点，应该在2008年，停掉在《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报刊的时评专栏，以为是微博类的文字更灵活、更直接、更生动地取代平面媒体所致，可是在微博上，我对时事的关心度也直线下降，不再喜欢第一时间点评论事情，等它尘埃落定吧，可尘埃落定后，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当然，在微博上到达这点，又 迟了一些，直到2012年才意识到。 越来越无所谓，难道就是自由主义者？ 我对外部确实是无所谓了，在我心中，有个美好世界的模样，我也会在文章里说，可是现实如何演变，甚至不变好，我并不在乎，毫无原来的愤怒和焦虑；我对自己及自己所爱的人很所谓，能不能让自己和她开心，变成最重要的事。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走向自由的人，剥离那些不必要的“实体”，是很漫长的路。 在《城市画报》的专栏，也是论述性的文字，由于媒体的属性，它不像时政类评论那么“强硬”，柔软一些，时间跨度也长，半个月一篇的文章，写每一篇，你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把两百多篇快进看完，演化就出来了，挑文章，最早几年的，基本看不上眼，前四五年的，要做些修改，删除那些攻击性强的、挖苦人的文字，太猛烈的判断、太强烈的抒情，都一一揉软，近一两年的，则基本可以不做修改。 长年专栏的好处是，你发现原来幻想改变外部环境，到后来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你写的东西，都是在与自己对话，是在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轻灵一点，不再背着别人跳舞。 祖国、国家、民族、家族这些集体词汇，是最早放下的，稍稍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都容易发现它们的主要功效就是用来压迫个人，个人无法逃逸，当然就没自由。但很多问题还要自己去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罗尔夫·施托贝尔

估计比较晦涩难懂

罗尔夫·施托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