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清末十年间，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通过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推动国家变革、谋求独立富强的社会潮流。伴随着这股席卷朝野的浪潮不断涌动，清朝统治迅速冰消，社会呈现出整体上的急剧转型，20世纪中国也就此奠下最初的基石。本书钩沉、记述了这场社会大潮，再现了百年前中国社会的巨变。

作者简介

　　樊学庆，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科研工作。已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著作两部。

目录

绪  论  从康有为戊戌奏议说起

第一节  清代辫服制度源流

第二节  剪发易服问题研究概述

第三节  本书思路、材料与方法

第一章  新政复行与剪辫易服舆论勃兴

第一节  新政复行与清廷辫服体制松动

第二节  京津改良派宣传推动剪辫易服

第三节  江浙改良派反对剪辫易服的立场

第四节  海外改良派剪辫易服舆论及国内呼应

第五节  剪辫易服舆论中迅猛发展的排满革命倾向

第二章  清廷辫服制度改革及其社会影响

第一节  新军易服与服制风波

第二节  巡警服制制定波折

第三节  学界剪辫易服浪潮与学堂服制酝酿

第四节  社会风尚变化与民众剪辫易服

第三章  预备立宪前后剪发易服的起伏发展

第一节  仿行宪政与清廷围绕剪发易服的争论

第二节  京津立宪派掀起剪发易服宣传高潮

第三节  江浙立宪派对剪发易服的不同立场

第四节  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第五节  清廷辫服政策调整与剪发易服低潮

第六节  服式变革与国货运动萌芽

第四章  宣初政局与剪发重新兴起

第一节  朝野剪发易服舆论与载沣态度

第二节  振兴土货运动蓬勃开展

第三节  载涛与剪发重新兴起

第四节  清廷中枢形成支持剪发易服力量

第五节  剪发行动迅速发展与剪发阻力增强

第五章  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与剪发风潮

第一节  风潮初起

第二节  资政院剪发易服议案推波助澜

第三节  禁止易服谕旨对风潮的压制

第四节  资政院第二次奏请剪发易服失败

第六章  辛亥起义与清代辫服体制终结

第一节  武昌起义前夕剪发易服发展形势

第二节  剪发不易服与国货运动兴起

第三节  明谕自由剪发与辫服体制终结

结  语  回首十年

附  录

征引文献

索  引

后  记

精彩书摘

　　第一节 清代辫服制度源流
　　器与道：冠服与礼治
　　大致到20世纪初叶前后，中国一直是一个讲求礼乐文明的国度，注重以礼治国。[1]“礼”，最初是祭神以求福的活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至少从先秦时代开始，“礼”就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经孔子及后世儒家提倡，“礼”成为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及至清朝，“礼”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指导思想。“礼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4]“经世安民，莫大乎礼”。[5]“舍礼无所谓政事。”[6]
　　儒家之“礼”以周礼为基础，构建起一套近乎包罗万象的社会等级秩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7]儒家治世主张先教化而后刑罚。“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关于风俗，风俗盛衰之故系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之机存乎教化”。[8]“礼”正是教化的重要手段。“教化为朝廷之先务，礼制为教化之大端”。[9]通过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无处不在的等级秩序，“礼”辨上下以定民志，从微末之中对人潜行教化，以达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作用。“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因以制上下之礼，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气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饮食、知能所及、思虑所造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10]
　　在教化的同时，“礼”还具有防范的一面。“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礼”的防范既有对治国之君的制约。“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包含了义与信、和与仁的“礼”正是“霸王之器”。君只有遵循“仁圣、礼义之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才能为臣下树立榜样，使“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11]同时，“礼”也强调上对下、君子对民的教化和防范。“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君子不仅要发挥榜样力量，还要为民建立一整套秩序，对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约束、控制，使“乱益亡”。[12]只有在“礼”不及之处才诉诸于“法”。“礼乐者，刑罚之本也”。[13]“礼不足则任法”。[14]
　　总之，“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5]“故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天下之达道是也。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可凭矣。”[16]
　　“礼”这套等级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突出的体现之一，也即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之器便是冠服。“礼之说微矣。其最著而易见者，别亲疏，分贵贱，严进退，谨取与。忠孝所由出，而廉耻所由生，人道之所赖以立也。三代之时，上下前后，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乱。其人主垂裳正绅，不深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称治焉”。[17]
　　冠服，用今天最通俗的话讲就是穿衣戴帽。周时，“服”大概包括衣服、服饰等几个方面。衣服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周王在祭祀、视朝、甸、凶吊时所穿的吉凶之服。服的尊卑等次系于冠。冕服为上，弁服次之，冠服为下。[18]“服饰”指服玉之饰。[19]后世常用的“服色”，当时系指王朝所定的车马祭牲颜色。[20]唐初定黄色为皇帝御用之色后，[21]服色开始包含衣服及其颜色。今人常用以指代服饰制度的“服制”，原来系指区别宗法血亲的“五服之制”。在周时，“服”已经有了明确的等级性。《周礼》详细记述了王在不同场合的“服”和公以下直至士等各个贵族阶层的“服”。《仪礼》记述了各项礼仪规范中涉及的服饰规定。宋代“礼下庶人”之后，历代礼典对庶民服饰也做了详细规定。[22]所有这些细致复杂的规范都以“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为核心，目的都是要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从而“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23]
　　除了对内标示社会等差功能，冠服还是对外区分夷夏之别的标志，强调华夏与周边蛮族的等级差别。按照中夏礼仪，男女衣右衽，成人时要结发于首，加戴冠、笄以为标志。戎狄无此礼仪，都是衣左衽，编发披于体后。所以孔子才会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4]清代以前中国历代汉人王朝都采用束发，相沿成俗，成为“日用而不知”之事。因此历代正史的《舆服志》多对冠式有详细记载，但鲜有提到发式。
　　此外，夏、商、周三代各有所尚正色。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三代的车马祭牲都各从所尚正色。[25]由是色成为一代象征，易服色也成为王朝鼎革的标志。随着后世服色包括冠服及其颜色，冠服改易也成为“礼”的重要内容。
　　以满入夏：明清冠服制度因革
　　清代冠服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来源于明。明代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非常注重体现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冠服体制。明太祖朱元璋自布衣而有天下，目睹元朝败亡之乱，深悉民众反抗力量的伟大，对重兴礼乐以巩固统治极为重视。践阼之初，“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徵耆儒，分曹讨究”。洪武三年即修成《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必具”。其后又屡有制作，经成祖、世宗等朝“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26]不仅礼仪制度，有明一代，君臣上下对冠服礼义也极为强调。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对群臣总结元朝败亡教训：“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27]武宗时大臣舒芬也指出：“等威莫大于车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辂衮冕而羸车亵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礼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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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绪  论  从康有为戊戌奏议说起
　　1898年9月，百日维新形势正日益严峻。为了扫除守旧势力障碍，继续推进变法，康有为想出了一个主意：断发易服。请光绪帝带头剪掉辫子，改换西式衣服。
　　对于此事，光宣年间以“铁面御史”著称的赵炳麟记到：“康有为奏曰：‘服制虽细事，然最切于身。今新政行而大臣掣阻，儿戏王言，新政终无效。服制变，大臣褫魄，革面革心，一切新气象自然发现。武灵胡服，明治戎装，皆以此耳’。”[1]
　　光宣之际的另一清流干将、御史胡思敬也曾追述此事：“有为奏曰：‘自古言变法者，皆云小民难与虑始，乐于观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张利口，牵掣执政之权，筑室道谋，安能成事。古异姓受命者，必变服色，将与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数千年沈痼惯习，其何术瘳之’。”[2]
　　宣统三年五月，康有为的女婿麦仲华将康氏戊戌奏议整理刊印，其中全文收录了记载此事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这个奏折虽然可能是康有为在政变后重写而成，内容、语句、措辞等可能都有变化，但主旨和基本意思大体未变，还是可以借之一窥戊戌时康有为的变法主张。[3]
　　在奏折中，康有为开宗明义向光绪指出：“自古大有为之君，必善审时势之宜，非变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国，且非改视易听，不足以一国民之趋向，振国民之精神”。故凡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往昔汉武帝、魏孝文帝当守成中世，以改历易服更新善治、为法后世；赵武灵王、齐桓公当列国争强，因变服短衣遂致治强、英风霸烈。他们的成功正在于“善得通变之宜”。然而这四位明主所处之世“尚非迫于必变之时也”。今时今日，世局变化已迫人不得不变易发服：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辱，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总之，当今已成万国竞争世界，再以中国儒雅迂缓服饰与欧美尚武精神相较，“不啻如配玉鸣琚以走趋救火，诚非所宜矣。”
　　康有为又以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例指出，二人变法伊始都不惮以专制强力效欧美断发易服，目的都在因时通变，以求改民视听、导民尚武。康有为强调，“夫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但在通时变以宜民耳”。“且夫立国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诚不在乎服制也”。光绪欲要振衰去弊、中兴清室，就应当效法中外明主作为，“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身先断发易服”。同时诏告天下人民一起断发，令百官易服而朝，百姓易服听其自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即使有人守旧固蔽，也不得不勉循维新之令无复敢有阻挠，维新之政也将“犹顺风而披偃草也。”[4]
　　对康有为上奏的结果，赵炳麟记到：“上然之，令购西服杂优人服进……将请太后命更之……太后怒上曰：‘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5]
　　胡思敬称：“上可其奏，潜遣中使购西服五百余袭，杂优人衣冠以进。将改元开化，择吉日谒庙，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趦趄不敢遽发。”[6]
　　第三种是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8年9月25日，刚刚得知政变消息的康有为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琶理瑞号上对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说：“……所以突然引起政变的主因，是由于皇上最近下过一道改革诏，宣布依照西洋的服式，改变中国的服装”。[7]随后又告诉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贾克凭：“高官中的旗人……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竟达到顶点。对满洲人说来，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8]后来康有为又在回忆中谈道：“德宗神武，决欲举行（断发易服——本书注），大臣刚毅等力争，太后不悦，未几而政变事起。”[9]
　　以上几种记载都明确提到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对断发易服的反对。赵炳麟的记载直揭慈禧因破坏祖制反对此事，康有为更认为断发易服是导致政变爆发的主要原因。这些都表明，康有为奏请光绪断发易服违背了清朝祖制，是对清廷统治的严重破坏。辫发、服饰为什么会成为清朝祖制？为什么对清廷统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必须从它们的源头说起。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苏轼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 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弥尔顿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歌德

书写得很不错，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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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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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是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我花了两天来读，真让人手不释卷。看到梵高自尽，酸楚的泪水也汨汨而出。尽管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纯洁，伟大。世人对他的误解至深，伤害至深。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出身于那样的阶层，可以说他是另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着他既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未尝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做一个体面的画商。 　他生来便是要做艺术家的。他的生活里容不下虚伪，无情。他是那么的炽热，坦白，他爱的那样赤诚，毫无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画，因此，当他不能再创作，他的生命便也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像大多数天才一样，他奉献给世界的，是不分阶层的博爱和用生命画出的瑰宝；而世界回应他的，却是无尽的挫折，饥饿，疾病，困顿，误解，侮辱，伤害。。。 　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始终关怀着世上受着疾苦的大众，他从来没有等级的观念。他描绘农民，工人，最普通的劳动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种者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麦田里迈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里有京东，但是他并不是和别的画家一样，纯粹到京东那里找乐子，满足肉欲。他尊重她们，甚至愿意娶一个年老色衰的京东为妻。讽刺的是，他有那么多的爱，却无法得到世人的回应，给了他些许温情的，竟然是那个被世人同样唾弃的女子。他的有些举动，的确是神圣的，悲悯的，难怪他被矿山上的人称为“基督在世”。在那里，人们不会觉得他疯狂，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他为了能让他们好过一点，已经奉献了几乎所有能够奉献的。 　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提奥之前的兄弟之情。没有提奥的资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兄弟两人就是一体的。没有提奥在背景里默默做着根系，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艺术之花。提奥无条件的支持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请求，总在关键时刻赶到他的身边，为他偿还负债，把他从贫病之中拯救回来。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已经让这两个灵魂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提奥虽然在巴黎过着体面的画商的生活，却无时不刻的关注着他的进展和动态。他在心灵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过书信让提奥感同身受。是提奥早早看出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潜力，是提奥细心珍藏了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奥把他的习作和画作按时间小心的编排好。所以后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历程，能够离这个伟大的灵魂更近一些。生前，只卖出了一副画，价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了极致。即使他后来长寿，能看到自己的画作价钱越来越高，我想，他也会是漠不关心的。他从未因为市场的口味而作画，他也从未为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作画。虽然，卖画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但他的祈求也不过是卖出的画，能够让他自立，不必依赖提奥的资助而生活。对他来说，创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说，那么他宁肯沉默。如果不能够再创作，那么他宁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两家都有不少出众的亲戚，他的姓氏在当时荷兰的艺术界鼎鼎有名。可以说他父母这一支是相对比较平淡的。然而，今日只有文森特让梵高这个名字不朽。就像书中说的，他活着，他的爱，他的才华，透过那些灿然的画活着。不管这些画今天值多少钱，它们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私藏，而能被我这样的普罗大众看到。他的精神，他的爱，他的热望透过那些画震撼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他淋漓尽致的来过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熊熊燃烧过。他终于成就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