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7
北大回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北大回忆》是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作家张曼菱回忆北大生活(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的新作。该书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涉及北大的领导、老师、同学等各种人物,以及发生在北大或者与北大有关联的种种事件,描述生动、人物鲜活,传达了作者体验和理解中的独特北大,为了解那罕见的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以及北大的风格和传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也可从中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书中有各种知名人物,有同学间大大小小的冲突,有作者自身性格带来的戏剧性,可读性强。
《北大回忆》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涉及文艺界、北大领导、老师、前辈、同学等大量人物,以及发生在北大或者与北大有关联的种种事件。
第一章 燕园春潮
那是一个时代更迭的日子。
中国大地上,火车载着一批批抖落岁月风尘的录取新生,日日夜夜,从四面八方,向着大学奔驶。
到了!就是这里。
昨夜之我,还在火车上倚着一只打补丁的旅行袋,坐在硬座上摇摇晃晃,难以入眠。今日之我,已来到轩昂华丽的北大校园,成为人皆羡慕的天之骄子。
恢复高考后的77、78届学子,如春潮般涌入北大,顿时更新了整个燕园。青春在这里重新展开,细节饶有趣味。到处是勃勃生机和意味深长的邂逅。
在校园内,光明与阴影,方生未死依然纠结,但一往无前的进步,已是大势所趋。
“作家梦”
驰名中外的北大中文系,所在的五院是那么小,小得像是一户旧式人家。
五院是独一无二的。
梦中常看见五院,院墙上的爬山虎散发着盛夏馥郁。初来乍到的我们,站在小草地上,聆听中文系副主任费正刚训话:
“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费老师的话没错。中文系历来培养的是学者和教学者。在我们此前和此后,出来的人才,基本如此。
而当时,这话令我们每个人都震了一下。
站在这里的这批学子,很多人都正做着“作家梦”。
在77、78级学生进校期间,中国文学出现了大潮。一批描写“右派”和“知青”命运的作品成为主流,成为人们反思“文革”的教科书。文学,承载着苏醒的精神与反省的力量,迅猛地复盖社会,使得中国社会的开放改革,及时地获得了新生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们“文学78”这个班,以及“文学77”,实际上都是以“发表率”来论英雄的。
当时,我们班比“文学77”差得太远了。他们的“发表人次”高达三百多。刚入学,他们就有“五大才女”,记得是:黄蓓佳、王小平、李志红、查建英等。
黄蓓佳已经出了短篇小说集。她衣饰妍美,时而佩小首饰,烫发,风韵温婉,在我们这两届素衣女生中,很眩目。中秋节,她与袁行霈老师出现在央视的赏月节目中,可谓风情占尽。
现在活跃着的“小查”,当年头发扎成双丫,高个儿,天真样。而门头沟煤矿来的作家陈建功,一派成熟,群雄之首。
一个“五四文学社”,77、78级是主力。
中文系迎新晚会后,系里的人“名符其实”地认识了我。
因为在晚会上我登台唱云南民歌:《绣荷包》、《小河淌水》。同学伯陶为我胡琴伴奏。在那个朴素的带着拘泥的晚会上,尚且陌生的人群中,我的乡野之音引发了一阵掌声。
早上两节课完,跑进图书馆,已是到处满员。我叹口气,拎着书包正要走,一位男生抬起头来:“我让你,我有课。”他站起来收东西。
走时他扔下一句话:“你的民歌唱得真好!”
那天,五四文学社的社长李志红来宿舍找我,我很高兴。可原来她是来请我去“唱堂会”的。五四文学社的茶话会安排节目,我就到那里给人家唱民歌去。
写作还没有找到路子,唱歌倒唱出名气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见到一位高大和悦的男生正在与舍友悦和莎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说:“人家学生会主席登门来请你去唱歌呢。”
来人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说:“我是孟晓苏。”
多年后,我们曾经在海南相遇。孟晓苏告诉我,他正在运行“股份制改革”。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往往有从政的前景。
我在乡下当知青“野学”时,读过一点美学的书,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一类。一进五院,我就去找“美学教研室”,楼上楼下跑遍了,找不到。
我即兴写就一篇《哀高丘之无女——中国的美学到哪里去了?》,交给“文艺理论”课的闵开德老师了,我那气势好像就是声讨他一样。
闵老师把我这篇东西拿给中文系书记吕良,吕看后说了一句:“张曼菱,罗曼蒂克!”他是与我的“唱歌”结合起来看的。这话传出来,人们可以感到,一个宽和的时代开始了。
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未名湖》第一期,我有一首诗发表。大意是讲,一个青年即将被捕,他遥望着女友的窗口告别。没有人知道,这是我的亲身感受,也是我当年在那种情境中写就的。
那一期《未名湖》,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出学校去卖的。每人一捆,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面。
走的时候,系里专门叮嘱:“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不要反抗,也别吵架,到那里就静静地等着,学校会来领你们。”有人还带上了英语单词本,准备到公安局去“背单词”。
金秋时节的北京,黄爽爽的秋叶铺满林荫大道,配着琉璃瓦、红墙、白塔,显出华丽高贵的气派。
仰头,可见秋树删繁就简,天空澄澈。
这么干净利落的换节景色,我的家乡没有。昆明“四季无寒暑”,气质混沌温和。
那次去大街上卖刊物,没有什么人来抓我们。我们都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人们见了油然起敬。
沿街叫卖“非正式刊物”的这番经历,学校的这种交代,让我们领略到了“北大学生”的特殊身份:我们是有些自由的,我们的自由是受保护的。我们得创造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超前于这个社会,回报于我们的身份。
至今我保存着《未名湖》1980年第一期。打开它的卷首语《给八十年代》,在那泛黄的纸页上,学子的壮心依然令人激荡:
上溯八十余年的岁月,未名湖似乎并非风月宝鉴。它卷过多少浓云密雨,掠过多少刀光剑影啊!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李大钊传播马列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历史在它上面的折光,真是灿烂晶莹,奇异夺目。我们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耕耘播种,的确是得天独厚的。为此,更使我们感到惶惶不安,我们很可能有负于我们的前人而愧对今天的读者。
可是,这一页历史毋庸置疑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受任于两个时代的更替之际。七十年代给予我们的感受和教益,是我们对八十年代认识的出发点。我们对八十年代充满希望,充满憧憬,充满热情。但是,我们是冷静的,沉着的,踏实的。
封面是黑色的,以白色线条划出地平线和日月,鲜红的三个字“未名湖”为茅盾所题,封底是木刻。这样的设计,有点模仿“五四”时代那些启蒙先驱的刊物。
这一期上,白桦的诗歌以长者的口吻说:“因为你们非常年青,或许可以少受很多罪。但道路仍然很不平坦,愿我们都像屈原那样‘虽九死其犹未悔’!”
……
序:“值得回忆”
2007年11月进京,参加在清华园举办的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携所编撰之《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到“五棵松”,探望季羡林先生。
先生说,“这事很有意义”,指我多年来在做的寻访联大校友口述史一事。
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说,“只有零星文章,没有完整地写过。”
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问先生:“怎么写?”
答曰:“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
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其实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莞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而牵念之情油然。
他对杨锐说:“拿纸来。”遂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这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他写道“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他已为我的未竟书稿题词了。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来年,风雨如晦,光明时现。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床榻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当大学与“考试选拔”制度在文明古国中断达十年之后,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又提出了“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意味着古老的民族又恢复了它的传统与生机。
那数千年在中国大地上川流不息、滚滚向前的人才洪流又开始集结和流动。龙的脉博跳动着,民族的希望和生机,随着这股年青的人才洪流在集结涌动,流向一个“为国所用”的渠道。大陆中国重新构建它的信心。
到1978年,高考制度不止是“恢复”,而且取消了建国以来各种所谓“政审”以及各种“政治推荐”等等藩篱,只以“分数”,作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尺度来招生。
如果只是延续建国以来的培育制度,像我,和许多人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有很多“潜规则”阻拦我们进入第一流的大学。
我的祖上曾经“一门五进士”,至今家乡立有“进士碑林”。当“登科”之事到我,却百味遍尝。所谓的“政审”,其实罗织无中生有的罪名。用父亲的话说:“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考得太好了,却上不了。受刺激啊!”
在我们那个时代,进入北大的人有那么几种:平民考生是完全靠着出类拔萃的分数;还有一些已经具备基层干部的阅历,当过小领导的;高干子弟有一批,经历过大劫的他们很是朴素和低调。而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继续读完他们的那一年。
每天学子们匆匆忙忙,汇成往来于校园中的貌似“划一”的大流。这形形色色的人群带着大地的泥土,带着豪门的坎坷,带着书香的曲折;有机巧,有朴拙,有潜志,有执着;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而混同,数气相搏,风起云涌。
精英由此生成,人脉由此贯通。
那个年代铸造了我们这批人,也铸造了我们与耄耋之年的校园学者们的跨世纪之情。
季羡林所说的“像《浮生六记》那样写”,“浮生”者,不只是说生命之短促,更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重物。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这种欣赏与角度,十分接近于我的父亲。
上月我到京时,有人送来一个珍藏的书画匣。展开后发现,竟然是我父亲书写的一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 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 托父代书”
来人说,这是受季羡林之托,一定要在他逝世后,交代到我手里的。
时光忽然倒流,想起了当年我离昆之时,父亲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郑重地说:“你要我写的字,写好了,我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羡林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又是别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当年我把这一幅毛边的宣纸送到季先生桌前,向他说明了没有裱的原因,季沉默了,用手抚摸着这纸,喃喃地说:“不易。我自己裱。”
那一天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幅。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
如今父亲和季先生都走了,这幅字却回到了我手边。它已经被精美地装裱过,色泽淡雅,收藏于锦匣之中。来人说,季羡林在若干寿礼中,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中。直到临终前,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给我。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带着它又回到了昆明。在这幅字中,在这件事里,季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他们都超越了世俗,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还是“像《浮生六记》”,贵在心灵之自由。恬淡之中,隐藏了多少不愿从俗的辛酸。风雅之下,留取了一根纤细的书生傲骨,显示了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功利的飘浮。
父亲在我“大一”的时候来过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时,他特意摘下帽子,秋风吹乱了他的额发。这是一个边地知识分子对北大的敬仰之情。
父亲逝后,他的老友之漠伯伯说:“你考上北大,是对你父亲今生最大的安慰。”
父亲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种种,想知道我的学习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儿总是一付天之骄子的模样,语焉不详。
父亲辞世一个年轮了。
写此回忆,也算是不孝之女当年没有回答父亲的一份“补卷”吧。
2013年10月21日 昆明
给女儿也是自己的书,文笔细腻。
评分还没来得及看
评分快递很好,书也很好!
评分生动细腻,仿佛回到当年的美好时光
评分快递很快,帮领导买的,他很喜欢。
评分一来就看了一半,对作者本不了解,没想到她那么早就发作品在收获等大刊。书里有很多和名家的交往,看着惬意。学到很多东西。
评分刚到货,还没看,先屯着
评分折上赠券 物美价廉 京东买书 已成习惯 每月必买 感觉愉快
评分老妈一直在看青年报的连载,所以要求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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