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風景與記憶》跨越三個世紀和四大洲的風景、曆史和藝術之旅,以自然元素木、水、石分篇,內容豐富而結構恢弘,有光影、有色彩、有氣味……生動再現瞭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風景體驗。
·作者西濛·沙瑪因多部扛鼎之作和紀錄片《英國史》《藝術的力量》而蜚聲國際。《風景與記憶》曾獲W.H.史密斯文學奬,被評為美國《時代周刊》年度好書之一。
·《風景與記憶》彩圖32麵,黑白圖片200多幅,包括許多名畫和雕塑,圖文並茂引人入勝。
內容簡介
《風景與記憶》探討瞭神聖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對文化想象力的影響。有力地說明人們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亞於他們塑造自然的程度。《風景與記憶》不是把風景作為孤立和個彆的現象,而是作為連續的全景,視角跨越歐洲和美洲、東方和西方,融閤個人記憶和群體經曆,涵蓋詩歌、傳說、繪畫、雕塑、建築、園林等諸多方麵,從多樣的風景體驗中挖掘齣深層文化記憶,重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精神紐帶。
作者簡介
西濛·沙瑪(1945— ),英國曆史學傢,藝術史學傢,先後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曆史係任教,並擔任BBC紀錄片解說,《紐約客》文藝評論員。編寫並主持過係列紀錄片《英國史》、《藝術的力量》、《美國的未來》,曾獲諸多嘉譽,包括1977年以《愛國者和解放者》獲沃夫森曆史奬,1987年以《財富的窘境:黃金時代荷蘭文明的一種解釋》獲“《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圖書”,1996年以《風景與記憶》獲W.H.史密斯文學奬,2006年以《亂世交匯:英國、奴隸與美國革命》(Rough Crossings)獲“全美書評人協會奬”。著作還包括《倫勃朗的眼睛》、《公民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死亡的確定性》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一部雄心勃勃、構思深廣的作品……自始至終充滿刺激與啓示。
——《紐約時報》
非凡之作……任何概述都無法傳達這本書豐富的內容。它會讓人沉浸其中,給人滋養,令人著迷。
——《紐約書評》
沙瑪熠熠生輝的風格驅動下,這部書猶如鹿兒在林中奔騰跳躍。
——《波士頓環球報》
承認機遇和偶然性在曆史中的主要角色,沙瑪也為其他不可預料的因素留齣瞭位置——激情、個性、魅力、雄辯、藝術、性彆。他所寫的曆史……讓帶有全部復雜性的人類個體迴到瞭舞颱上。
——《紐約雜誌》
目錄
導言
第一部分 木
序 路漫漫兮
第一章 立陶宛野牛的國度
第一節 比亞沃韋紮原始森林的皇傢野獸
第二節 最後一擊
第三節 必朽與不朽
第二章 林中小徑:穿越森林的小道
第一節 追尋日耳曼尼亞
第二節 森林之血
第三節 重生的阿爾密尼烏斯
第四節 垂死的森林
第三章 綠林中的自由
第一節 綠林好漢
第二節 居於森林:法律與違法者
第三節 橡樹之心,自由的堡壘?
第四節 高盧的棟梁
第五節 危急關頭
第四章 青翠的十字架
第一節 灰熊
第二節 植物的復活
第三節 開拓者
第四節 青翠的十字架
第五節 神龕
第六節 墓地裏的沃爾沃
第二部分 水
第五章 意識之流
第一節 神話之流
第二節 循環:動脈—乾流和奧秘
第三節 神聖的匯流
第四節 智慧之泉
第五節 尼羅河被引至颱伯河
第六節 貝尼尼與四河噴泉
第六章 血流
第一節 迷失方嚮的沃特·雷利爵士
第二節 棕色紙船中的男人
第三節 權力綫
第四節 銀魚政治理論
第五節 水體
第六節 伊西斯之流:泰晤士河和尼羅河
第三部分 石
第七章 狄諾剋拉底與道士:至高,至福,至大
第一節 拉什莫爾山的女性
第二節 狄諾剋拉底與道士
第三節 高地
第四節 驅邪皮拉多
第五節 便利受難紀念地
第六節 最後的聖山?
第八章 帝國之巔,理智之淵
第一節 愉悅的恐怖
第二節 帝國之巔,理智之淵
第三節 美德之所在
第四節 徵服
第五節 偉人艾伯特
第六節 救贖的前景
第四部分 木 水 石
第九章 重塑阿卡狄亞
第一節 我也在阿卡狄亞
第二節 蠻荒和牧歌
第三節 粗糙與混亂
第四節 民享的阿卡狄亞:楓丹白露的森林
第五節 玻璃下的阿卡狄亞
第六節 毛茸茸的野越橘
精彩書摘
導言
直到上初中,我纔意識到自己不該那麼喜歡魯德亞德·吉蔔林。這讓我大吃瞭一驚。我並不在意告彆基姆和毛格利,但《普剋山的帕剋》卻是另一迴事。事實上,自從我在八歲生日那年收到這份禮物後,它就一直是我最喜愛的故事。對於一個總是嚮往過去的小男孩來說,吉蔔林的想象確實有股引人入勝的魔力。毫無疑問,在英國的某些地方,如果你是個小孩子(就像丹或者烏娜那樣),幾世紀前生活在那裏的人會突然不可思議地重新齣現。藉助帕剋的魔力,我們站在原地就能穿梭時空。在普剋山上,幸運兒丹和烏娜能夠與維京戰士、羅馬百夫長、諾曼騎士談天說地,然後再迴傢喝茶。
雖然我沒有這樣一座山,但我擁有泰晤士河。它並不像我在帕爾格萊夫《詩選》中讀到的那樣,是一條在長滿青苔的河岸間汩汩流淌的上遊河。它也並不寬闊,如綠褐色道路般將倫敦一分為二。它是一個低淺的、不時地有海鷗浮掠過的河口,位於海水和淡水的交匯處,從我所在的北埃塞剋斯岸一直綿延至隱約的黑色地平綫。那邊或許就是我們的死對頭丹特,它總是妄圖在全國闆球錦標賽中打敗我們。大多數時候,風兒會帶來一股雜糅著城市與海洋氣息的味道:凝滯的汽油味和清冽的魚腥味。但在這兩種氣味中,飄浮著泰晤士老人自己的味道:一股濃烈刺鼻的陳腐味,仿佛是繁息於上古淤泥中的河底菌類所散發齣的氣味。
往下10 英裏處便是久負盛名的海濱城市紹森德,19 世紀末,它發展為“倫敦的肺髒”。它的碼頭上,霓虹閃爍,樂聲喧囂,幽黯的水麵上光影繚繞。海濱人行道上,到處都在叫賣鬆軟的醋溜炸薯片,還有極其粘牙的桃紅色圓柱形冰糖—使勁咬開它時,糖身上的花紋便像流瞭血般染紅你的牙齒。離傢不遠處的萊港仍有捕蝦船停泊,碼頭上販售鳥蛤的棚屋也依舊在。聖剋萊門茨埋葬著海洋之父:不隻有理查德·哈多剋(卒於1453 年),還有羅伯特·薩爾曼(卒於1641 年)—他的墓誌銘上寫著,“英國海軍的復興者”。棚屋外,泥濘的沙灘—到處是丟棄的珠蚌和一堆堆黑色起泡的海藻—一直延伸到晦暗的水裏。退潮後,廣闊的赭色泥灘便顯露齣來。這時,我便會一直走到離岸邊好幾英裏遠的地方,一邊用腳測量淤泥的深度,撥弄著四處逃逸的螃蟹和蛾螺,一邊充滿渴望地望著我想象中泰晤士河將要匯入大海的那個地方。
正是在那兒,我的海洋精靈帕剋—也或許是墨丘利身邊的小惡魔—纔會與我相見。他用一碼碼帆布、破船骨,以及纜繩、焦油、錨和辮綫裝飾著我充滿孩子氣的幻想。駛進河港的大帆船上,載著一排排咕咕噥噥的劃槳手。船首聳立著龍頭、側麵釘著厚重鋼鐵擋闆的大艇,氣勢磅礴地逆流而上。槳船和小快船則隨著河口的波濤輕輕擺動,船首斜桁掛的旗幟上,或者裝飾著喜氣洋洋的小天使,或者是裹著頭巾、一臉駭人須髯、鼓凸著眼的強盜。乘著微風駛進倫敦碼頭的大型運茶快速帆船,它的帆鼓脹得仿佛晾衣繩上的床單。在我水光繚繞的幻想中,連同破爛的酒館和生銹的吊車在內的海岸綫都神秘地消失在一片幽黯的河堤林地裏,那些樹冠從一片遠古的、陰沉的霧中伸瞭齣來。當年我和父親從格雷夫森德乘船旅行到倫敦塔橋時,維平和羅瑟希德的碼頭上仍有大型的貨輪停靠在岸,而不似今日一樣,到處充斥著昂貴的烤肉館和各類公司總部。然而,在我心中,似乎仍能看到那一如霍拉作品中數世紀之前的碼頭,桅杆林立,吊車高聳,塔橋頭重腳輕地懸在搖搖欲墜的木屋上空,讓這個熙熙攘攘的帝國都市充滿瞭勃勃生機。
那時,我還沒看到《黑暗之心》的開頭幾頁。多年後,我纔發現約瑟夫·康拉德早已預見瞭在泰晤士河畔展開的這段隨著港口潮水起伏而興衰的英國曆史。當我終於讀到查理·馬洛和他沉鬱的同事登上停靠在河口的縱帆小帆船“內莉”,讀到“那肅穆的河流”沐浴在“永恒不變的記憶榮光中”時,我再一次肯定瞭這一想法,同時,卻也心生失望。如此看來泰晤士河作為時空縱貫綫這一觀點本身已是共有的傳統。但假如能夠更加深入地迴溯河運商隊文學的曆史,我將會發現,康拉德的帝國之河—那以迷惘、癡愚和死亡告終的商業入侵之路—隻是一種古老的迷戀。早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汽船在長滿水草的尼羅河上遊和岡比亞開闢齣道路之前,西班牙人、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英國人,甚至是德國人的船隻,都曾在海市蜃樓般的埃爾·多拉多的誘惑下,沿著奧利諾科盆地上行。埃爾·多拉多,這個黃金般的天堂就在下一個河灣。
然而,這種悲劇性的徒勞無功很少能在稚氣未脫的小男孩的想象中占得一席之地。在我眼中,照耀在埃塞剋斯沼澤地的陽光從未像康拉德的描述那樣,像“熠熠生輝的輕紗”,我也沒察覺河流上遊的空氣“凝滯成一片憂傷的陰霾”。我知道,通嚮上遊之路就是迴歸之路:從大都市的喧囂走嚮遠古的靜謐;嚮西走便是泰晤士河的源頭,凱爾特石灰岩上記載著不列顛的起源。但是,我很可能無法認同馬洛對於古老泰晤士河的可怕想象:穿著托加袍的行省總督在刺骨的潮濕中瑟瑟發抖,在這世界的盡頭吼著“這是大地上的黑暗之地”。我總是忙著看一條條航嚮明確的船隻駛嚮學校地圖上塗成粉色的那些地方。在那兒,成包的木棉、西沙爾麻和可可豆囤在熱帶的碼頭上,使聯邦—這是我們曾經對它們的稱呼—名副其實。當年輕的女王舉行瞭加冕典禮後,我們於是成瞭“新一代伊麗莎白女王的子民”。如此,我那將自己與先祖相連的白日夢似乎也有瞭根據:不論是與格林尼治的德雷剋和弗羅比歇相連,還是與蒂爾伯裏營地禦駕親徵,鼓舞士氣抗擊西班牙無敵艦隊的童貞女王相連(她本人看起來與弗羅拉·羅布森女爵真的像極瞭)。那時視野中絕無一絲康拉德式的“黑暗”,我曾寫瞭篇12 頁的文章—《皇傢海軍史》,並用帝國煙草公司贊助的香煙卡片為它配瞭15 、16 世紀西班牙大型帆船和無敵戰艦的圖片。
雖然帝國的強盛總是與泰晤士息息相關,然而,河道並不是唯一承載曆史的風景。如果不在時間的長河中漫遊,我便給cheder5(希伯來語學校)牆上的紙樹粘些小小的綠葉。每當猶太國傢基金會的藍白色盒子募捐到六便士時,就被奬勵粘貼一片葉子。而當這棵樹上貼滿瞭葉子後,盒子就會被寄齣。他們承諾會在加利利種下一棵幼苗,它翠綠的嫩枝上將掛上寫著我們班名字的牌子。紙樹很快便在整個倫敦北區叮當作響的六便士聲中變得枝繁葉茂,锡安山上的森林也同樣欣欣嚮榮。這些樹就是我們的移民替身,這些森林象徵著我們在那裏定居。然而,在我們認定即使隻擁有一棵香柏樹的小山,也要比被成群的山羊和綿羊啃光的禿山漂亮得多時,我們並不知道為瞭什麼種下這些樹。我們隻知道,與根深枝茂的森林相反的風景就是塵土飛揚、因風蝕而滿是裸岩和紅土的地方。流浪的猶太人猶如塵土。因此,如果以色列沒有自己的森林,那它又怎能穩固強大?沒人告訴我們到底種瞭什麼樹。但我們都認為是雪鬆,所羅門的雪鬆:建造廟宇的芬芳樹木。示巴月(Shevat )的第十五天是“樹木新年”(Tu biShevat )。每年臨近這一天時,粘樹葉的節奏就會加快。最初,人們隻是在已有的曆法中隨意選擇瞭這個日子,從而將前一年的什一水果稅與下一年的區分開—一種慶祝納稅年結束的方式,古怪而令人歡欣。但在以色列,它已經被完全地改造成猶太復國主義式的植樹節:一群興高采烈的小孩子乖乖地排成隊,揮著鏟子種下象徵他們的幼樹。這看似隻是個單純的儀式,但是,儀式背後卻隱藏著悠久復雜的異教傳統,它將森林視作民族的誕生地,人類居所的起源。但諷刺的是,正是發展齣這一傳統的文明給猶太人打上瞭異族的烙印,並且周期性地對他們實施殘酷的種族大屠殺。但那時我們對J.M. 弗雷澤《金枝》—它揭示瞭犧牲與重生之間的神秘聯係—的瞭解比對康拉德式宿命論還要少得多。我們更不會想到,寫齣《聖經》的希伯來人如古代近東地區的遊牧部落一樣,對黎凡特地區山丘的剝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即使我們知道,也不會有多大差彆。我們隻想在這個世界上開闢齣一片屬於猶太人的森林,從而能夠追溯到我們的根源,猶太民族的搖籃。
一旦紮根,植物不可抗拒的周期性似乎便承諾瞭民族的不朽—枯萎不過是再一次欣榮的必經過程。即使大火摧毀瞭這些草木繁盛的山丘(就如幾年前在迦密山南發生的火災那樣),這種錶層的毀滅實際上也推進瞭更生的自然循環。因此巴勒斯坦海岸邊最早開闢齣的林地中,第一批樹都是外來的桉樹。這種樹既能夠固定流動的沙丘,又能在地下形成木質莖塊,它們不僅耐火,而且錶麵的火災事實上隻會讓土地更加生機勃勃。在灰燼的硬殼下,我們確信潛藏著濛受祝福的生命力。因此,我們不停祝禱,祈望我們的紙樹就是新生的生命樹—《聖經》上說,有一個手持火焰劍的天使在伊甸園中守護著它。我們六便士的造林計劃就是為瞭在新锡安重建花園。如果孩子眼中的自然之景已經承載瞭錯綜復雜的記憶、神話以及意義的話,那麼,成年人審視風景時的思緒又該會多麼復雜。雖然我們總習慣於將自然和人類感知劃歸兩個領域,但事實上,它們不可分割。大腦總是在我們的感官知覺到風景以6 前就開始運行。景觀如同層層岩石般在記憶層被構建起來。
當然,客觀地說,維持地球生命的各類生態係統確實獨立於人類的能動性,一如它們在紛紛擾擾的智人占據統治地位前便已經開始運轉一樣。但是,我們也確實很難想象一套沒有經受人類文明大規模改造(不論結果好壞)的自然係統會是怎樣的狀況。並且,這種改造並不隻齣現在工業時代,它可以上溯至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它與我們的文字,與整個人類社會的存在同時齣現。這個被不可逆轉地改變瞭的世界—從極地冰冠到熱帶雨林—纔是我們所擁有的自然。
現代環保主義之父亨利·戴維·梭羅和約翰·繆爾宣稱,“世界存於荒野”。這一宣言聲稱在美國西部腹地的某個地方仍存在著尚待人類發現的荒野,它將是工業社會毒害的一劑解藥。然而,如同人類幻想的所有樂園一樣,荒野的療效也隻是人類文明渴求和文化構想的産物。就以美國第一個也是最聞名於世的伊甸園—約塞米蒂國傢公園為例。雖然停車場幾乎與公園一般大,還有熊在麥當勞的紙盒中覓食,但我們依然將約塞米蒂想象成阿爾伯特·比爾斯泰特畫作或者卡爾頓·沃特金斯和安瑟爾·亞當斯照片中的樣子:一片人跡罕至之地。很顯然,我們總是身未親臨卻早已對一個地方有瞭先入之見(更不必說攝影),與我們相伴而行的是形影不離的厚重的文化包袱。畢竟,荒野既不會自我定位,也不會自我命名。1864 年,國會法案使約塞米蒂山榖成為瞭對美國具有神聖意義的公園,而當時美國正處於一場標誌著北美伊甸園正在墮落的戰爭之中。荒野顯然無法崇拜自己。它必須藉助新英蘭的牧師托馬斯·斯達爾·金,攝影師林德·維德、埃德沃德·邁布裏奇和卡爾頓·沃特金斯,油畫傢比爾斯泰特和托馬斯·莫蘭,以及用散文“作畫”的約翰·繆爾等人對它的朝拜,纔能成就西部神聖公園、新生之地的盛名,纔能成為民族苦難救贖和美國重生的象徵。這裏奇異而遠離塵囂的地理風貌—絢爛多彩的草地鋪滿瞭整個山榖,一直蔓延到大教堂岩石陡峭的崖壁上,默塞德河則蜿蜒於草叢間—是這個民主的人間天堂的完美象徵物。並且,參觀者必須下到榖底這一事實更加深瞭人們進入一個室內聖殿的宗教感。
和所有的公園一樣,約塞米蒂國傢公園原本也打算將野獸驅逐齣園。但是它的保衛者們卻一反慣例地保留瞭動物,驅逐瞭人類。於是,不論是一開始就覬覦內華達山脈周遭地區的煤礦公司,還是遭驅逐的阿瓦尼基印第安人(Ahwahneechee),都被仔仔細細、不容分說地從田園牧歌中清除乾淨。荒野先知約翰·繆爾將約塞米蒂國傢公園形容成一個“公園山榖”,並歡欣地稱贊它仿若一個“人工景觀園林……擁有怡人的小樹林、草地以及大片繁茂的灌木叢”。這座“公園”中的山脈,“山腳覆蓋著鬆樹林和翠綠欲滴的草甸,山峰宛如天之黛眉;它們沐浴在陽光中,享受潺流的滌蕩。雪白的雲朵如雪崩般淹沒瞭群山,風兒在歲月的流逝中,拋光、敲打和雕飾著它們。在這些巨型宅邸中,自然仿佛萃集瞭她所有無與倫比的珍寶,隻為瞭吸引她的愛人,與她共度私密時光”。
這當然不是自然的本意。這是我們的意願。1952 年,安瑟爾·亞當斯(他對繆爾推崇備至,經常引用後者的文章,極力將自己的崇敬之情轉化為壯麗的自然標誌物)嚮國傢公園管理局的局長解釋道,他是從推崇“一種宗教理念”以及“探索這些遠古的景象到底象徵著什麼”的角度來拍攝約塞米蒂國傢公園的。他寫道:“究根結底,哈夫穹丘隻是一塊岩石……但是,某些深層的個人思想和觀念的精粹將這些塵世之實物鍛造為超驗的情感和精神體驗。”他認為,要保護約塞米蒂國傢公園的“精神內蘊”,就要保持這片荒野的純淨,而“遺憾的是,為瞭保持它的純淨,我們便不得不占有它”。
這樣的占有就其本質而言,並無可恥之處。即使是那些我們認為完全獨立於文明的風景,隻要詳加考察,也同樣是文明的産物。這就是《風景與記憶》的主旨:這一事實不應引起愧疚和悲傷,而值得歡欣雀躍。難道我們真的寜願約塞米蒂國傢公園—雖然它的參觀者過多,而且也被捧得太高—從未被發現、規劃和保護?這裏絢爛的草甸讓它的發現者驚嘆這就是未染俗塵的伊甸園。但事實上,它是當地居民阿瓦基尼印第安人定期火耕的結果。因此,當我們承認(而且必須承認),人類對於地球生態環境的影響並非純粹的幸事之時,我們也不能認為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悠久的曆史關係隻是一場無法消解且早已注定的大災難。至少,我們得承認,正是由於我們富有塑造性的感知能力,纔有瞭未經加工的自然物和風景之分。
風景這個詞本身就有豐富的內涵。作為一個舶來詞,它和鯡魚及漂白亞麻布一起,16 世紀末從荷蘭輸入英國。正如它的德國詞根Landschaft 一樣,Landschap 意味著人類占有,這實際是一種判斷,即將其視為值得描述的迷人事物。因此,landschap 這一理念産生於荷蘭防洪領域(這本身就是個瞭不起的人類工程)絕不是一個偶然。這個詞在同時代的英國口語中演變為landskip 。它的意大利語同義詞parerga,指嚮小河潺潺、滿山金黃麥田的田園牧歌的發源地,眾所周知的古典神話和聖經主題的輔助背景。但是在荷蘭,最能說明該詞曆史的就是人類對於風景的規劃和使用:比如,在埃薩亞斯·範德·威爾德的畫作中,總有漁夫、趕牛人、行人和騎馬者點綴其間。
荷蘭風景畫在英國迅速成為時尚,因此,藝術學者亨利·皮查姆便在他的繪畫指南《圖匯》中,首次嚮他的同時代人提齣瞭切實可行的構圖建議。為瞭防止人們誤入歧途,認為隻要將所見事物搬到二維畫紙中就是風景畫,皮查姆在同年齣版的寓意畫著作《英國工藝品》中指明瞭10 創作方嚮。皮查姆將寓意畫《鄉村生活與寜靜》與一張英國阿卡狄亞畫作放在一起,這明確錶達瞭他將鄉村生活看作是矯正宮廷以及城市生活弊病的道德良方;不僅因為植物具有藥用價值,而且基督教與花草本身也有聯係,更為重要的是,它展示瞭造物主令人驚嘆的仁慈。他的寓意畫想要展現典型的英國風光:“旖旎的泰晤士河畔果林成蔭/我們於是得享裏士滿王侯之福。”但是,這位繪畫大師提供的木刻插圖,看起來更像是詩意的阿卡狄亞,而非泰晤士河榖風光。它包羅瞭人文主義樂土的標準特徵:平緩的山坡上,羊群安逸地吃著草,濕潤而清香的和風輕輕吹拂。後來不計其數的畫作、雕塑、明信片、火車宣傳畫以及戰爭海報—僅為喚起人們對這個恪己溫和、承天之佑的小島的忠誠—都以它為原型圖像。
皮查姆的木刻畫邊框都非常精巧,這也是寓意畫共有的特點。它們起到視覺提示的作用,告誡人們這幅畫是詩意的,而非寫實。它圈封起來的聯想和情感賦予瞭這片風景以意義。這種刻意設計的框架,其最極端的例子就是18 世紀時風行於藝術傢與旅行傢之中的“剋勞德鏡”(Claude-glass),它使他們得享“如畫般”的景觀。這種小型便攜、背麵粘有深色箔片的凸透鏡是以法國的一個畫傢命名的,他非常擅長將古典建築、蔭蔚的樹林以及遠處的流水和諧地融於畫中。如果剋勞德鏡中的景色接近剋勞德的標準,那這“如畫美景”就值得好好欣賞甚至可以入畫。它的改進版是將鏡片染上顔色,製造齣明媚晨光或者玫瑰夕陽的效果。憑依一種因襲下來的傳統,該傳統可以上溯到阿卡狄亞神話:在潘神肥沃的土地上,到處都是寜芙和薩提爾,風景畫纔擺脫瞭對地形和植物的單純記錄。
“這就是我們看世界的方式。”1938 年,在一次闡釋《人類境況》(彩圖2)的講座上,勒內·馬格裏特這樣宣稱。這個作品將一張畫疊加在它所繪的那片景色之上,由此,二者連貫成無法區分開的整體。“我們似乎是跳齣自我去觀看,但它其實隻是我們內在經驗的心理錶象。”馬格裏特認為,在麵對超越我們理解界限的事物時,我們需要一個構造(design )去辨明它的結構,而在此之前根本談不上從中獲得感知的樂趣。在構造中起作用的正是文化、習俗和認知(culture, convention, cognition),這些為視網膜上的印象賦予瞭我們認為美的特性。
正是這種論斷讓很多當代的風景畫傢十分反感。因此,他們拋棄瞭將自我意誌強加於自然的繪畫傳統,努力在記錄的自然過程中消解藝術自我。他們緻力於創造一種“反風景”(anti-landscape )藝術,將藝術傢對風景的乾預降到最低,希求隻在地球上留下最短暫的印記。比如,英國藝術傢安迪·高茲沃西(Andy Goldsworthy )和大衛·納什(David Nash )便已創作齣這樣的作品,拒絕將博物館的藝術規則強加於自然之上:在海邊的浮木或被自然燒黑的樹乾中“拾得”的雕塑作品;用海邊的卵石堆起的圓錐形界標;用荊棘和樹枝將樹葉和雪捆成的球,隨著季節的自然更替它們也將腐爛或變形。雖然這些極簡派風景畫(minimalist landscape )總是非常激動人心,並且也很美妙,但它們仍鮮能擺脫原本意欲反對的前提條件。就像卡林頓·沃特金斯和安瑟爾·亞當斯一樣,他們需要藉助相機來保存這些自然瞬間。因此,藝術傢隻是將構圖動作由手中的畫筆變為按在快門上的手指而已。在構圖的那一瞬間,古老的文化産物便拖著世代的記憶,從它們的洞穴裏又爬瞭齣來。
同樣懷著負罪感的環境史傢也痛悼被文化侵占的自然界。雖然他們並不否認風景可能的確是世代人寄寓夙願的對象,但他們仍無法歡欣地麵對這一現實。比如,他們認為阿卡狄亞式的田園牧歌隻是有産統治階級(從雅典時期的奴隸主,到弗吉尼亞州的奴隸主)編造的又一個美麗謊言,以掩蓋他們的貪婪造成的生態影響。因此,他們以重建自然風景與人為風景(manscape )間的區彆為大任,並探究如果這個地球及其多樣生物不是為瞭滿足“高貴人類”(Lord Man ,繆爾尖刻的命名)奢靡而排他的歡愉,環境的曆史是否就無法寫成。
這一點在美國尤其如此(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一直都是這個國傢曆史的核心),而它最優秀的環境史傢已經齣色地實現瞭這一抱負。不論是考察南極洲,還是研究澳大利亞燃燒的灌木叢,或是新英格蘭地區生態環境的變化,又或是美國西部的奪水大戰,斯蒂芬·派恩(Stephen Pyne )、威廉·剋羅農(William Cronon )以及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這些史學傢都成功地讓那些無生命的地質風貌以各自的方式成為瞭曆史主體。這些史學傢將一貫隻歸於人類主角的變幻莫測的未知特性重新賦予土地以及氣候,由此開闢瞭一種不由人類主宰與終結的曆史。
雖然目前已齣版的環境史著作書寫瞭一種充滿前所未有的創造力與挑戰性的曆史,但是它卻在重述同一個絕望的故事:土地被掠奪、剝削,最終枯竭;對土地保持著宗教般崇敬之情的古代文化已經被不顧後果的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者所取代。這些曆史學傢都懷著悔罪之心,但是他們在西方何時開始墮落這一問題上産生瞭分歧。一些史學傢認為,從文藝復興和16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發生之時起,西方人便開始把地球當作一部無論怎樣使用和濫用也不會損壞的機器。但小林恩·懷特(Lynn White, Jr )卻認為,公元7世紀時鏵式犁的發明決定瞭地球的命運。這個新工具的“利刃”“損害瞭土地”,農業由此變為生態戰爭。“從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現在,他成瞭自然的剝削者。”
集約農業則為現代的種種惡行提供瞭可能。為瞭滿足需求(不論是必要的還是奢侈的),人類不斷地開掘土地,由此引發瞭新一輪的技術革新,導緻自然資源的枯竭;而這又迫使人們更加瘋狂地通過革新技術來開采土地。這樣的惡性循環貫穿於西方的整個曆史中。
但這也許並非西方獨有的問題。從最嚴苛的角度來看,定居(而非遊牧)社會的整部曆史—從瘋狂農耕的中國人到同樣瘋狂農耕的蘇美爾人—都難逃恣意掠奪自然的罪責。隻有舊石器時代的穴居人纔能避免文明的這一原罪,他們留在洞中的壁畫證明他們不是淩駕於自然之上,而是與之融為一體。一旦古代宇宙論—所有的土地都是神聖的,人類隻是生物長鏈中的一環—坍塌瞭,這樣的時代便一去不復返,其過程僅僅用瞭幾韆年。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人在不知覺中已經導緻瞭全球變暖。慷慨激昂的評論傢馬剋斯·厄爾施萊格(Max Oelschlaeger )宣稱,我們現在需要新的“創世神話”,以彌補我們毫無節製的機械濫用對自然造成的破壞,並重新建立起人與其他共享這個地球的生物之間的平衡。
這並非在否認生態危境的嚴重性,也不是要消彌生態亟需修補和矯正的緊迫性;但事實上,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新的神話是否是在對癥下藥。有瞭新神話,舊神話該怎麼辦?盡管他們認為—這些著作中都堅持這一觀點—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拋棄原有自然神話的過程,但事實上,神話從未消失。如前所述,如果說我們整個的風景傳統是共同文化的産物,那麼同理,它也是在豐富的神話、記憶以及夙願的沉澱中構建起來的傳統。我們總被告知要去彆處(原始森林、生命之河、聖山)尋找偶像,其實它一直活躍在我們身邊,隻要我們知道應該如何尋找。
這正是《風景與記憶》試圖實現的目標:觀看並重新發現我們早已擁有但卻忽略和漠視的東西。我並不打算再次論述我們已失去的,而是要探索那些我們可能發現的東西。
提供這種新的視角並不是學術的詭辯,而是迫於危機。如果西方的整部風景史真的隻是一場愚蠢的競賽,直奔一個脫離瞭復雜的神話、象徵以及寓言,讓度量(measurement )而非記憶(memory )成為終極價值仲裁者的機械化宇宙;那麼,我們的聰明纔智便是一場悲劇,我們也就真的會睏在自我毀滅的列車上瞭。
但事實上,這並不是這個故事的全部。這一堅定信念正是本書的核心所在。這樣的確信並非産生於對過去或者未來的盲目樂觀。不論怎樣,我完全認同這一令人沮喪的事實:這個星球正在持續惡化。但我同時也懷有一種預感:它有可能重新恢復到健康狀態。因此,《風景與記憶》並不打算辯論這一危機的現實。相反,它試圖通過揭示我們豐富、古老而復雜的風景文化傳統,來展示我們失去的東西。我並不認為西方的文化與自然的關係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我認為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將它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這股力量通常深藏於我們司空見慣的事物背後。因此,《風景與記憶》就是要開掘我們的傳統視界,重新發現隱藏於錶麵之下的神話和記憶的脈絡。
比如說,“大教堂森林”已是一個俗濫的旅遊景點。關於這片位於太平洋西北部的原始森林,一本極其煽情的書稱贊道:“隻能以崇敬之詞描述這片充滿‘啊’的土地。”在這種陳詞濫調之下,潛藏著異教原始森林及樹木崇拜與風格獨特的哥特式建築之間漫長、深厚且意義深遠的關係史。斯堪的納維亞的樹木崇拜經由基督教中的生命樹和木製十字架,演化為比比皆是的意象—比如卡斯帕·大衛·弗裏德裏希的作品中,與象徵復活的建築存在明確聯係(彩圖1)的常青冷杉木,這之間的因果聯係看似難解,但實際上,它直擊我們內心最強烈的渴望之一:由於人類必有一死,因此渴望在自然中尋得慰藉。這就是每年春天都會復蘇的樹林成為最佳塵世裝飾物的原因所在。因此,這一故俗背後的奧秘其實就是自然形式與人為規劃之間親密關係的有力證明。
這樣的關係是否根深蒂固,或至少與掌控自然的渴望—據稱是西方文化的特徵—一樣慣常,我將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榮格明確錶示,自然神話的普遍性證明它們是處理人類內心恐懼和渴望時必不可少的心理機製。宗教人類學傢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認為,它們幸存於現代文明中,而且與它在傳統文化中的作用一樣,依然在發揮著全麵影響。
我的觀點顯然更接近曆史範疇,因此不敢妄稱是普遍真理。並不是所有文化都以同等的熱情擁抱自然與風景神話,即便是那些熱衷於此的民族,它們的激情也會在不同的時期裏有所增減。歐洲某個民族傳統中的古代森林神話傳到另一個民族後,其含義或許會發生徹底的改變。比如,在德國,原始森林是部落堅決抵抗羅馬帝國武力和法律的地方。在英國,森林則成瞭國王在皇傢狩獵期炫耀權力以及平反冤案之處。
本書中,在勾畫風景隱喻的悠久曆史時,我竭力不讓這些因時空不同而産生的巨大差異遭到湮沒。當考慮到這些差異時,我們所繼承的風景神話和記憶必然有兩個普遍特徵:可延續數世紀的驚人持久力,以及強大的影響力—我們至今仍在遵循它所塑造的習俗。就以最顯著的民族身份認同為例,一旦缺少瞭特定地域風景傳統的神秘感—一塊被賦予傢鄉之名、承載復雜而豐富的故土之思的土地,那麼這一認同感那攝人心魄的魅力將會大打摺扣。 la douce France (美麗的法國)的詩意傳統不僅描述瞭它的地理環境,同時也敘述瞭它的曆史,這個美麗的地方有著古典式的井然有序,河流、農田、果園、葡萄園和樹林平衡而和諧地共處於這片土地上。著名的頌歌“王者之島”—莎士比亞通過瀕死的岡特的約翰之口唱齣—將四麵環海所緻的島國特性與愛國聯係在一起。而在風景抒情詩《美哉,美利堅》(America the Beautiful )中,新大陸則肩負著領土擴張的英雄使命。風景也可以通過有意識的規劃,傳達特定黨派或社會群體的道德觀念。比如,拉什莫爾山紀念碑(後文將有詳述)的規模便充分展現瞭雕刻者的野心,宣揚瞭美國幅員遼闊的領土是其民主製度的堅固堡壘這一觀念。更貼近生活的例子則是19 世紀美國郊區田園式生活的倡導者—比如弗蘭剋·傑瑟普·斯科特,他們認為沒有柵欄隔開的前院草坪象徵瞭社會的團結和和睦,將其想象為消除都市疏離感的良方。
將郊區庭院當作醫治城市生活痛苦的良藥,這一觀念便是古老田園夢的遺風,雖然牧羊人和打榖者已經被殺蟲劑和工業收割機取代。正是由於古老的地方總是不斷地披上現代性新裝(比如說原始森林變成瞭“荒野公園”),深藏於其核心的古老神話有時便難以發現。然而,它們和從前一樣,一直都存在著。有一天夜晚,我沿著州際84 號公路行駛,在穿過康涅狄格州曾被稱為“美國黃銅之都”的沃特伯裏市的舊址時,突然看到聳立於高速公路旁的山頂射齣一束淡黃色的燈光。拐過一個彎後,我纔發現那光是一個30 英尺高的十字架形霓虹燈發射齣來的—事實上,它是當地一位律師於上世紀60 年代建成的“美國聖地” 的遺跡。我們都很熟悉宗教主題的公園,聖地似乎也很容易被歸為迪士尼樂園式的天主教主題公園。但是,它的朝聖山之名、它所負載的虔誠使命,以及為在新英格蘭南部重建耶穌受難時的地理環境而作的不懈或者說笨拙的努力,都讓它無愧於最後的sacro monte (聖山)之稱;那裏仿造的基督受難像可溯源到15 世紀的意大利方濟各傳統。
在現代的外衣下發現若隱若現的古老風景的輪廓,這是核心神話延續的鮮活證明。在我寫這本書期間,《紐約時報》報道過在馬德裏附近的埃爾·埃斯科裏亞爾市發現瞭一棵古代的白蠟樹,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聖母瑪利亞都會在這兒嚮一個退休的清潔女工現身,但這一傳聞卻讓身為社會黨人的市長煩擾不已。 這樹當然與西班牙天主教曆史上最虔誠的國王—腓力二世的皇傢修道院有關。但隱藏於這二者背後的卻是存在瞭數世紀的一種關聯—這尤為方濟各會和耶穌會信徒所推崇:聖母瑪利亞如果坐於一棵枯木新生的樹上顯靈,它便象徵著復活。這一傳統思想可溯源到更古老的異教神話,它們認為古老中空的樹是神的墳墓,神奪走瞭樹乾的生命,將自己藏匿於樹皮中,等待輪迴的新生。
《風景與記憶》由這樣一些認知時刻構成:一個地方突然顯露齣它與古老而獨特的森林、山脈或者河流的聯係。對傳統文化充滿好奇的挖掘者總會被突起於日常生活錶麵的那些東西絆到。他扒開錶層,發現瞭殘圭斷璧的文化圖案,它們似乎無法形成一個一以貫之的整體,但這隻會引他前往曆史的更深處。本書接下來的每一章都可視為一次挖掘,從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開始,深入層層的記憶和錶象,通嚮深埋於16 幾世紀前甚至是幾韆年前的最初基岩,並再一次地激活它,使它重獲現代社會的認知。
當然,我的時間地道隻是沿著其他勤勤懇懇的“鼴鼠”早已挖好的路徑前行,他們在幽暗中的摸索,為曆史學傢留下瞭許多可供尋跡的綫索。本書提及的很多故事都是在重述他們努力的成果,是對他們的堅韌不拔和激情的頌揚。這其中,一些滿腔熱忱保護風景記憶的人—比如說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時波蘭比亞沃韋紮原始森林的林務長官尤利烏斯·馮·布林肯,以及開創瞭楓丹白露森林裏浪漫主義徒步傳統的剋勞德·弗朗索瓦·迪內考特,已經深植於那片特殊的風景之中,成瞭它的genius loci,“地方守護神”。另外一些人則自封為古老傳統文化的監護人,比如著作等身的耶穌會士阿塔納斯·珂雪—他為巴洛剋時期的羅馬教皇破解埃及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以此顯示異教的尼羅河人民已經受瞭羅馬天主教的浸洗禮;以及將柳枝綁成原始拱形的樣式,證明哥特建築的尖頂風格是從交錯的樹枝中獲得靈感的詹姆斯·霍爾爵士。
雖然自然神話的熱愛者韆差萬彆,但是他們絕非隻是在記憶的小徑上隨意撿拾奇談怪論。他們都認為,隻有瞭解風景傳統的過去,纔能澄清當下、啓發未來。正因為有這樣的信念,他們不僅是考古學傢,更是曆史學傢,甚至可以說是預言傢或政治傢。他們滿懷熱情地宣揚自己最熱愛的風景,認為它們能夠拯救這個虛浮的現代社會。我也跟隨他們進到荒野的森林,在生死之河中溯流而上,攀上高山。但這並不是齣於文化野營者的心態,而是因為現代社會的許多問題—帝國、民族、自由、企業以及獨裁—都曾藉助地形學,將自然形式賦予自己的統治理念。
美國詩人、商業代理人、外交官以及神話編纂者喬爾·巴洛就是將其自身時代的激情與古代的自然癡迷聯係到一起的探索者之一。他認為自由樹—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最重要的自由象徵物—是自然膜拜的對象之一,因此便在古埃及歐西裏斯復活的神話中探尋它的根源。在他看來,自由衝動並非起源於現代,而是自古以來不可抗拒的本能,是真正的天賦權利。
一個世紀後,偉大的藝術史學傢和肖像學傢阿比·瓦爾堡稱巴洛的追尋之路為“社會記憶”(sozialen Ged.chtnisses )。由於他所受的傳統教育,沃伯格最初的關注點在於古代主題以及極具錶現力的肢體語言在文藝復興和巴洛剋時期古典藝術中的再現。但他在人類學和早期社會心理學方麵的造詣並不亞於藝術史。因此,他的探尋便不再局限於形式化的問題,比如某種姿勢或慣例繼續留存於繪畫和雕塑之中。對於沃伯格而言,它們隻是一些錶徵,指嚮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某些更加令人驚訝甚至睏擾的東西。他認為,在這些宣稱以理性為基礎的文化錶象之下,潛藏著強有力的神秘無理性的殘片。就像司曆史的繆斯剋裏奧是更本能、更原始的記憶之神摩涅莫辛涅的女兒一樣,西方的理性文化及其對自然的優美設想,也無法抵抗創造瞭死亡、犧牲與繁殖這類無理性神話的黑暗造物主。但這並不意味著一旦我們踏上探尋“社會記憶”之路,便將無可避免地陷於某些地方—因身處一個世紀的恐懼之中,我們不願意前往的某些地方,這些地方隻會強化公共悲劇,而非提供齣路。然而,承認自然神話的含混遺産,至少可以提醒我們,風景並不總是“愉悅之地”,隻以安寜的景緻與井然的地貌供目光停駐。這一目光(我們將在後文看到)很少能夠理清記憶。而記憶顯然並非總停留於田園牧歌般的野餐之上。
就此而言,那些最堅定的自然神話研究者(比如尼采和榮格),大部分都對多元民主不甚熱心。即使時至今日,最熱心的地球之友也仍然厭惡那些一談及迫在眉睫的“自然之死”以及要麼挽救要麼毀滅的嚴酷選擇時,就互相推諉、討價還價的玩弄權術之徒。正是在亟需解決的環境問題被賦予一種宗教的、神話般的性質(它要求人類奉獻齣更加純淨、更加堅定的虔誠)之時,記憶纔有助於恢復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平衡。在人類的文化習俗中,總保留有對自然的崇敬之情,這正是我在《風景與記憶》中極力想要展現的一點。所有的風景—不論是城市公園,還是徒步登山—都打上瞭我們那根深蒂固、無法逃避的迷戀印記。因此,我認為,認真著手解決環境的諸多嚴重問題,並不是要毀掉我們的文化遺産或是切斷它的發展。相反,我們要做的隻是返本還源地對待自然:不是排斥,而要敬重。
《風景與記憶》並非要為生態災難提供淺薄的慰藉。而且,我也不敢妄稱能解決仍然睏擾著那些民主社會的大問題—它們既想糾正對環境的濫用,又想要保留開發環境的自由。就像所有的史學著作,若說它開齣瞭行動的良方,倒不如說它意欲引人深省,而且,它希圖在自我認知上有所助益,而非為挽救生態提供戰略措施。但是,如果能夠通過此書讓人們瞭解,過去數世紀裏形成的文化習俗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並非隻停留在濫用方麵,而解決我們問題的方法存於我們共享的精神世界,而非外部世界;那麼這本書便算是沒有浪費那些上好木漿。
這種態度介於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事實上,有兩種木書(wood-book )可分彆代錶它們。“木材圖書館”是那個將科學探索和詩歌敏感輕鬆而巧妙地結閤在一起的18 世紀啓濛時代産物。現代林學發源地德意誌的一些狂熱分子希望尋找到更好的介紹樹木的方式,而不隻是采用植物圖譜模式。在此思路下,書籍本身便由它的主題物質構成,即如果是有關Fagus 這種歐洲最常見的山毛櫸的書籍,就用它的樹皮裝訂。山毛櫸的果實和種子的樣本便裝在裏麵,而它的書頁實際上就是它的葉子—用枯頁製成的對開本。但是木書不隻是一個單純的隨想之物,實際上它巧妙地利用瞭cultivation 的雙關語。通過對由植物構成的所有事物(包括所有的文獻)示以敬意,木材圖書館昭示瞭文化與自然結閤的必要性。
兩個半世紀後,在啓濛運動時蓬勃高漲的信心被一場災難所吞噬,在崇高、如畫的風景被戰爭打得支離破碎,被不計其數的死者的血肉所滋養之後,另一個德國人創造瞭一種新的木書。但是在安塞爾姆·基弗的書頁裏,曆史卻是用火寫就的,18 世紀自然文化的樂觀主義也隨煙散去。這捲書—被藝術傢命名為《被燒焦的布痕鄉村》(Cauterization of the Rural District of Buchen,地名源自德語的山毛櫸buche 一詞)的書頁,是在全麵戰爭中被烤焦的樹葉,是殘酷的自然大火的傑作。
我們沒法不把火看成是一種毀滅元素。但是神話作者和自然曆史學傢則看得更深:鳳凰將從火柴堆裏飛升;灰燼之下,新的生命就要破繭而齣。因此,如果說這是一本記憶之書,它並不是哀嘆我們希望的灰飛煙滅。相反,它是一次穿越時空、讓人大開眼界的旅行,這或許能讓我們保持信念,堅信這個堅強、可愛的古老星球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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