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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由中外国家首脑、高级智囊、全球一流政治家、战略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告诉你，未来十年——
　　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会有怎样的大变动和哪些新觉醒？
　　中美的角力会有怎样的结果？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统治力量？
　　中欧的合作又会是怎样的走势？中国将如何与全新格局下的全球相处？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中国如何与世界共赢？
　　全球变革是否箭在弦上？全球治理新体系何时建立？ 共同繁荣是不是幻想？
　　郑必坚、基辛格、希拉克、布朗、施罗德、佐利克、桑顿、河野洋平、吴建民、周文重、王缉思、黄仁伟、金灿荣、王志乐…...
　　中外国家首脑、高级智囊的思想交锋，预测未来世界大势与战略走向！

内容简介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拥有辉煌过去的古老国家，正在回到它已经坐拥了300年之久的地位，绽放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新旧大国的冲突。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十年，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是否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统治力量？世界各国该如何寻求合作共赢，避免战争和对抗？
　　《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由中国资深战略专家郑必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以及吴建民、周文重、王辑思、黄仁伟、金灿荣、王志乐等中外国家政要和国际问题专家联合撰写，详尽分析了中国和世界未来十年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以及中美、中欧等大国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关键点，试图寻找一条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的道路。
　　《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性的问题只能由全球共同解决，必须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郑必坚提出，中国需要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扩大和深化 “利益汇合点”，构建 “利益共同体”。而基辛格也提出了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指出中美冲突并非必选项；作为21世纪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必须战略合作，否则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简介

　　郑必坚，中国资深战略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共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

　　基辛格，美国知名外交家、战略理论家。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曾积极推动美国与中国改善关系。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著有《大外交》《白宫岁月》《论中国》等。

目录

序言 大变动·新觉醒·两重性　郑必坚
一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国和平发展之路　郑必坚
二 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　亨利·基辛格
三 欧中合作塑造全球变革　格哈德·施罗德
四 世界需要中国　雅克·希拉克
五 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　戈登·布朗
六 欧盟与中国：一场必要的对话　费利佩·冈萨雷斯
七 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肖卡特·阿齐兹
八 实现共同繁荣的机遇　罗伯特·佐利克
九 美中两国的合作是必选项　约翰·桑顿
十 “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寻求利益共同体　河野洋平
十一 寻找共同繁荣的道路：印尼视角　优素夫·瓦南迪
十二 从长城到长桥：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尼古拉斯·贝格鲁恩 内森·嘉戴尔斯
十三 通向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吴建民
十四 致力于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利益共同体”　周文重
十五 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关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王缉思　仵胜奇
十六 中美共同利益发展的历史进程　黄仁伟
十七 中美“携手共进”：阻力与动力——写于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　金灿荣　董春岭
十八 发挥全球公司在促进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中的积极作用 王志乐

精彩书摘

　　二
　　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2011年1月1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际，胡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宣告，两国将致力于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双方均对彼此的重大关切做出承诺：“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此后，两国政府着手将上述目标付诸行动。两国高层展开互访，并将他们在重大战略和经济问题上的交流制度化。两国重启军方接触，打开了一个重要的交流渠道。在非官方层面上，所谓的第二轨道团体也在探索美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两国之间的争议也日益凸显。双方国内均有一些重要组织声称美中争霸在所难免，或许已然展开。从这点来看，呼吁美中合作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幼稚。
　　双方国内都进行了不同但平行的分析，都出现了对彼此的指责。一些美国战略智囊认为，中国的政策追求两项远期目标：一是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二是将亚洲整合成一个排他性的、符合中国经济和外交利益的阵营。在这样的设想中，虽然中国的绝对军事实力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北京有能力在与华盛顿的冲突中对后者构成难以承受的风险，此外中国正在发展军力以抵消美国的传统优势。中国无懈可击的核二次打击能力最终将配以不断丰富的反舰弹道导弹及其在网络空间、太空等新领域的非对称战力。中国可以沿着周边岛链完成主导性的海军部署。有人担心，这一屏障一旦形成，中国的邻国将有可能必须根据中国的喜好调整自己的政策，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对华贸易，同时也不确定美国的反应能力究竟如何。这一切可能最终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阵营形成，并由中国主宰西太平洋地区。最近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多多少少反映出了这样的不安，至少是含蓄地点到了。
　　尚未有中国官员声称这一战略即是中国的真正政策。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正好与之相反。然而，中国半官方媒体和研究机构有足够的资料说明，中美关系将走向冲突，而非合作。
　　与整个“非民主世界”开战的意识形态倾向放大了美国的战略关切。一些人士声称，专制政权有其内在的脆弱性，不得不通过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与手段聚拢民心。这一理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均源于中国的国内结构，而这样的说法在美国左、右阵营中均有拥护者。有人宣称，世界和平将通过民主制度在全球的胜利来实现，而非通过各国对合作的呼吁来实现。例如，政治学家亚伦·弗里德贝格这样写道：“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几乎没有理由惧怕其他民主国家，更不可能与它们擦枪走火。”因此，“剥去温文尔雅的外交掩饰，美国战略的最终目标应是加速推动和平革命，一举扫除中国的一党执政，代之以自由民主”。
　　在中国方面，与美国相对抗的解读遵循的是截然相反的逻辑。他们将美国视为受挫的超级大国，决意要阻止任何挑战者的崛起，而中国最有可能成为这一挑战者。一些中国人认为，无论中国多么热心地寻求合作，华盛顿的既定目标仍是通过军事部署、条约承诺等方式抑制不断强大的中国，阻止其重新成为历史上的“中央之国”。从这一角度讲，任何与美国的长期合作都不可能成功，因为合作只会服务于美国改变中国的最高目标。有时，中国人认为系统性的敌对行动甚至包含在美国的文化和技术影响中，这些影响力时常被描绘成旨在侵蚀中国国内共识和传统价值的恶意压力。最为强硬的说法是，中国在敌对逆流面前过于被动（比如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争议上），中国应直面那些主权诉求与之有冲突的邻国，借用战略分析师龙韬的话说就是：“冷静分析，抓住机会，在形势逐渐失控前先下手，……小仗打几下，大仗就可以避免。”
　　历史并不必然重演
　　那么寻求合作的美中关系还有什么意义？制定政策实现这样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诚然，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新旧大国之间的冲突。但现在世殊时异了。那些在1914年杀入“一战”的领导人如能预知战后世界，还能否如此义无反顾？当今领导人万不可再心存幻想。核大国之间的大战只会酿成与任何精心确定的目标绝不相称的灾难与动荡。“先发制人”几无可能，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民主政治国家。
　　如果面临挑战，美国将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必要的行动，但它绝不应将对抗作为备选战略。美国将会发现，它遇到的中国这个对手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擅长打持久战，而且崇尚在精神上拖垮对手。在实战中，美中双方均有实力和智慧给对方造成灾难性的破坏。等一切关于冲突的假想都告一段落，所有的假想者都会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届时，他们就会重新面对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构建一个双方都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秩序。
　　双方在冷战时期为阻止苏联扩张而采取的“遏制”政策已不再适用于当今时势。当时，除军工产业外，苏联经济非常虚弱，不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中国与苏联断交，苏联顾问撤出中国之后，除个别被逼进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国家在经济上与莫斯科有太多牵扯。然而，当今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是其周边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美中长期对抗，将改变世界经济，导致全球动荡。
　　中国也会发现，其用于对抗苏联的策略并不适用于对抗美国。只有少数国家（而且其中没有亚洲国家）会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必须被“砍断”的“手”（邓小平对苏联扩张的形象描述）。甚至那些并非美国盟友的国家也希望美国在该地区保持政治存在，并在其近海驻军，以维护它们已经习惯了的世界。印尼某高官对其美国同僚的一番话表达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不要离开我们，但也不要逼我们二选一。”
　　中国近年的军事发展本身并非惊人之举，若世上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一大自然资源进口国不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成军力的增强，才更加反常。问题在于这样的军力增强是否没有止境，以及增强兵力是出于何种目的。若美国将中国军力的每一点进步都视作敌对行为，那么美国将很快陷入无休止的关于中国隐秘目的的争论之中。但是，从本国的历史出发，中国也应意识到防御型军力与进攻型军力之间的微妙分界，以及军备竞赛失控可能带来的后果。
　　诚如中国公开宣称的那样，中国领导层有过硬的理由拒绝国内那些采取敌对态度的要求。历史上，中国封建时代的扩张曾由“融合”而非“攻克”实现，还有一种情况是入侵者改投中华文明旗下，然后将其疆土并入中国。靠军事实力主宰亚洲绝非易事。冷战时期，苏联的邻国大都是一些在战争和外国侵占中国力消耗殆尽的弱国，它们的国防依赖的是美国的军事承诺。如今，中国北邻俄罗斯，东邻美国盟友日本和韩国，南接越南和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也相距不远。这样的地缘格局并不适宜军事征服，反而更容易引起被围困的恐惧。上述各国都有悠久的军事传统，如果自身领土或是实施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则可能形成强大的抵御力量。如果中国在外交上实行“大棒政策”，那么所有这些国家，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些国家将加强合作，让中国再次经历历史噩梦，正如2009~2010年间所发生的那样。
　　应对新兴中国
　　中国至少应在中期未来保持克制，另一个原因是它所面临的国内调整。在中国社会中，发达沿海地区与落后西部省份之间的巨大差距令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十分引人注目却又难以推进。文化方面的改变也是挑战的一部分。未来的几十年将首次见证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这必将改变在传统上由大家庭照顾老弱病残者的社会文化模式。当四位祖父母争着得到一个孩子的关注、对满堂儿孙的殷殷期许只能寄托于独苗单传时，一副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的期待大到可能无法实现的景象或将浮现。
　　所有这些事态使中国2012年换届挑战更为复杂，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绝大多数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职位及数千个重要的国家级和省部级职位进行了交接班。新领导层中的大部分人是过去150年来出生于和平年代且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面对的主要挑战将是：应对因经济情况变化而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前所未有而快速发展的通信技术、疲弱的全球经济、数亿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由此形成的政府模式很有可能是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对这种结合的探索将呈现出中国变革的流动画卷。
　　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转型必将在美国引燃兴趣与希望。美国直接出手干预既不明智，也不会奏效。美国将会，也应继续在人权与一些个案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一举一动将彰显自身对民主原则的推崇。但是，有组织地借用外交压力及经济制裁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很有可能事与愿违，并陷美国本想支持的自由人士于孤立的境地。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中国人将透过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这样的举动，让人想起早前中国经受外国干预的岁月。
　　然而，当今局势并非要求抛弃美国价值，而是应该将可实现的目标和绝对的目标加以区分。美中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性失败。
　　对合作道路的选择挑战了双方对彼此的成见。中国在国土面积、自信程度、经济成就和国际影响力上都与美国相当，但文化和政治体系却和美国迥异。美国历史上还鲜有同这样的国家和谐共处的先例。中国历史上也难以找出应对这样的大国的先例。而美国将在亚洲长期存在，其尊崇的普世理念与中国的理念迥异，还与中国的一些邻国是盟友。在美国之前，所有试图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都曾与中国的邻国结盟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制定战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坚持用优势的资源和物质条件来击败潜在对手，然而这在现代社会中几乎行不通。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对方的继续存在将难以避免地成为一个长期的现实。两国都不会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对方身上——长久以来，也没有大国会这么做——它们会继续追求各自的利益，有时还会牺牲对方的利益。但是，两国都有责任考虑到对方的关切，并且充分认识到它们的言辞确实能像实际政策那样使对方产生怀疑。
　　中国最大的战略关切是某个或几个外部力量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军事部署，有能力侵犯其领土或干预其国内制度。以往，当中国认为自身受到这种威胁时，就会开战，而不想冒险承担外部势力集结所带来的后果，例如1950年参与朝鲜战争、1962年与印度开战、1969年与苏联在北部边境开战、1979年与越南开战。
　　美国担心被一个排他的集团排挤出亚洲，这种担忧有时只是间接地表达出来。为了防止这种后果，美国与德国、日本进行了一次世界大战。出于同样的目的，无论美国由哪个政党执政，都对苏联实行了最有力的冷战外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事件中，针对一个明显存在的霸权威胁，两国进行了大量合作。
　　其他的亚洲国家会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坚持发展自身实力，而不会加入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它们不愿意回到一个复活的从属秩序中，也不会成为美国遏制政策或是改变中国国内制度的计划的一部分。它们希望和中国、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并抵制任何要求它们站队的压力。
　　对霸权的担忧和对军事包围的恐惧可以解除吗？是否可以找到一个空间，使双方不必实行军事化的战略，就能实现各自的最终目标？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但目标各异，有时甚至部分矛盾的大国来说，发生冲突与放弃争夺之间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中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实渗透在中国的地理概念、价值观和历史之中。然而这种影响的范围取决于环境和政策决策。这就决定了对影响力的必然追求是否会转变为抵消或排斥其他独立的力量来源。
　　近两代人以来，美国的战略依靠的是地面部队进行本地区域防御——主要是为了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近几十年来，国会和公众舆论却使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终结了这方面的努力；现在，出于预算上的考虑，又进一步限制了这种做法的范围。美国的战略从领土防卫变成了以无法接受的惩罚来威胁潜在的挑衅者。这需要军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快速干预，而不是建立包围中国边界的军事基地。美国不应该把有限预算基础上的国防政策和无限意识形态目的上的外交结合起来。
　　正如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会引发他国被控制的担忧，美国对于传统国家利益的追求也会被看作一种军事包围。双方都应该认识到某些微妙差别，这种差别会使表面上看起来传统而合理的做法引发对方最深切的担忧。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定义一个范围，在此范围中限定和平竞争。如果能巧妙处理这个问题，双方就可以避免军事对峙和控制；否则，就难以避免紧张局势的加剧。外交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个空间，如果可能还要扩大这个空间，并防止两国关系被战术上和国内的需要压倒。
　　共同体还是冲突
　　当前的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的，所以中国有时会感到并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遵守世界规则。当中国认为某种秩序不符合自己的喜好时，就会进行另一种安排，比如与巴西、日本和其他国家建立单独的货币渠道。如果这种方式变成惯例并且延伸到其他活动领域，那么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世界秩序。缺乏共同目标和一致认同的克制规则，制度性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其程度将超出竞争参与者的估计和本意。在如今这个进攻力量和侵入技术大幅提高的时代，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挽回的。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如此国际化，又受到两国国内和两国之间的各种压力困扰，单靠危机处理已难以为继，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并希望两国至少可以在某些广受关注的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如果任何一方认为这个计划主要是击败或破坏对方的一种更有效的形式，建立这个共同体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国和美国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对方对自己发出了系统性的挑战，一旦发现这种挑战，它们都会进行抵抗。两国都需要致力于真诚合作，寻找一种方式把自身的目标传达给对方和世界，并与之形成关联。
　　在这个方面，两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验性的行动。比如，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是一个连接美洲和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是走向太平洋共同体的一步，因为它可以在共同推进的项目中减少世界上最富有生产力、最有活力、资源最丰富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并连接大洋两岸。
　　奥巴马已经邀请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正如美国的简短声明和评论人士所说，加入该协议的条件有时似乎要求中国对国内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该协议可能会被中国认为是孤立它的一种战略。从中国方面来看，它也会提议进行另一种安排。中国已经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协商了一个贸易协定，并向日本和韩国提议了一个东北亚贸易协定。
　　对于各方来说，重要的国内政治考量也不容忽视。如果中国和美国把各自建立贸易协定的努力当作孤立战略的一部分，那么亚太地区就会陷入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中国满足了美国的诉求，按照最近一次五年规划的要求，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上述问题将极具挑战性。这样的趋势不利于美国继续担当中国的出口市场，即使美国鼓励其他亚洲国家与中国建立更多贸易联系。
　　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两国究竟是要走上一条真诚合作的轨道，还是要进入又一轮历史性国际斗争。两国都声称要建立共同体，甚至还为此确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高级别论坛，并一年召开两次会议。在一些现实问题上，这一论坛颇见成效。但要实现建立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一最终目标，该论坛依然任重道远。如果在经济领域中未能形成国际秩序，那么在诸如领土和安全问题等带有更多感情色彩和拥有更少赢家的领域，阻碍因素或将更加变得难以逾越。
　　言论的风险
　　在两国往积极方面努力的同时，双方都要认识到表达看法和估测的言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领导人偶尔会对中国展开猛烈抨击，包括采取敌对政策的具体提议。甚至当政客们的最终目的是采用一个温和政策的时候，也许尤其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具体的某个指责，因为这些都可以就事论事，关键在于美国政客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动机的攻击，比如宣布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被攻击的对象必然会问，这些要求采取敌对立场的国内力量，是否最终也会要求采取敌对行动。同样，中国方面的威胁性言论，包括那些半官方媒体上的言论，也有可能会转化为他们所说的行动，无论国内的压力或催生这些言论的意图是什么。
　　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两党都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需要变得“成熟”，并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履行责任的“崛起中的大国”。而中国并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是一个回归中的大国。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该地区辉煌了两千年，只是暂时被殖民统治者借用其国内的争斗和腐败而取而代之。在中国看来，强大的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事务上影响着世界，对世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反常的挑战，而是让一切重回正轨。美国人不需要完全同意中国方面的分析，凭借常理也能理解，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刺耳和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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