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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明初是当今人们最为关注、议论最多的时代之一，《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1部）：局中人》所选人物，或为当时之亲贵、朝臣、政要，或为文人、遗老、知识分子，形色各异，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命运与彼朝彼代的时局形势息息相关，是了解清末明初这个时代的窗口。

内容简介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时代。一如当今的民国热，对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民国或许就是他们心中的黄金时代。而清末民初，在李鸿章的眼中，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都不是绝对，本书所写的载沣、荣禄、端方、徐世昌、邵飘萍、柳亚子、郑孝胥等，便是深深嵌在这清末明初“变局”里的“局中人”。

作者简介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晚近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及民国人物研究，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社会科学战线》《文献》等学术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闲暇之余，撰文自润，已在《书屋》《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名人传记》《中国经营报》等国内报刊发表随笔、杂文、时评近百篇。已出版著作有《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民国音乐：未央》（与人合著）等。

精彩书评

　　写晚清民国间的雅人，须有雅人深致。作者浸润史料有年，笔耕不辍，得之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张鸣

　　历史学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吸引读者，启发智慧。学斌就属于很会讲故事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马勇

　　清末民初不是好时代，却一定是大时代。何谓“大”？变局也，转型也，发凡起例创制也。凡此时代，风云际会、思想激荡、制度递嬗，各色人等每每急于粉墨登场。
　　若想参透此局，常须撷取独特视角，关注典型人物，梳理海量史料。本书恰为此种佳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孙燕京

　　作者对于历史不仅有着良好的大“局”观，而且善于做“局”，从一个个不同的“局”里，去发现历史人物的命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冬君

目录

序 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自序 “萧条易代不同时”——清末民初众生相

守局
荣禄：最后的满族大佬
载沣：哥非无能是无奈
善耆：王爷竟是“改革控”
铁良：霸气外露的代价
鹿传霖：当贤臣步入黄昏

毁局
载涛：让大清娱乐至死
那桐：庸臣焉知亡国痛
荣庆：末代文人终无用
徐世昌：利国无能但利身
陈夔龙：官运盈而国运尽

破局
张继：三将军与老油条
柳亚子：“留当他年诗史看”
李叔同与苏曼殊：殊途同归入法门

出局
胡思敬：孤亭兀坐一轩眉
汤寿潜：布衣都督乃过客
郑孝胥：多情总被无情恼
林纾：一个非典型遗民

殒局
端方：上台虽壮终必悲
黄远庸：那些挥不去的痛
邵飘萍：纷扰乱世一飘萍

格局
“山雨欲来风满楼”——重温“同文馆之争”
醒睡古今真难辩
日记里的辛亥年
别样的一九一九

附录 民国太迷人了！

参考文献

跋 用怎样的态度看那个时代

精彩书摘

　　荣禄：最后的满族大佬

　　时论：

　　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

　　——陈夔龙

　　观局：

　　继鳌拜、和珅、肃顺、奕��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一个时代结束了。

　　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

　　走近荣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估计听者就要吓得尿裤子了。与乱党结盟，这绝对罪不可赦。然而荣禄淡然一笑，道：“彼等即逃亡海外，何事不可为？些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既撇清了罪名，又起到讽谏之效果。

　　眼瞅着荣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

　　谁知这竟成了两人最后一面。三天后，4月11日，荣禄撒手人寰。不久，一家西方大报刊布了这样一则社评：

　　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纪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

　　至此，继鳌拜、和珅、肃顺、奕��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一个时代结束了。

　　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是个标准的“军二代”。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好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人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人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之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仍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假公济私，给荣穿小鞋。又一次，肃顺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訢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自将其送到菜市口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四十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三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苦涩。光绪四年，贵州巡抚出缺，奕��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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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早些日子，中央党校年轻朋友王学斌博士发来一部未刊书稿：《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并嘱我方便时为这部书稿写几句。

　　学斌是我们所里在站的博士后，年龄不大，著述不少，读书更多更细，很有心得。博士论文专攻清代学术史，研究“颜李学派”的发展及结局，颇见学术功力，也打下了一个广博而坚实的学术基础。稍后，著有《民国底气》等，对徐世昌等一大批民国人物均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文笔清新，善讲故事，兼及精深与广大，在青年一辈学人中确实比较突出。

　　对学斌的这部新著，我怀着浓厚兴致翻看了一遍，因为书中描述的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清末民初。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时代。作者在书中描写了清末大佬荣禄、摄政王载沣、“太子党”善耆、铁良、载涛、端方、那桐，以及清末重臣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陈夔龙，还有民国新旧人物张继、柳亚子、李叔同、苏曼殊、胡思敬、汤寿潜、郑孝胥、黄远庸、邵飘萍、林纾、黄侃、辜鸿铭。还有一篇上溯近代早期同文馆之争，论及恭亲王、倭仁、徐继畬、郭嵩焘、冯桂芬等。另有一篇追溯近代变革思想起源，讨论何启、胡礼垣等几个近代人物的思想。这些人物与论及的事件，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因而拜读了学斌的讨论，也有几句话想说。

　　学斌在导论中讨论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代，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表述，以为“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套用狄更斯的描述，清末民初确乎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新旧杂陈，希望与绝望共在。学斌的这个观察是对的，清末民初，甚至可以说整个大近代都属于这种过渡性质，从传统到现代。

　　古典的中国创造了精致而早熟的文明，这是不必怀疑的。不论近代西方知识人如黑格尔怎样贬损中国文明，至少在18世纪之前很长时间，见到过中国文明的人，比如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不对中国文明心存敬仰，以为中国文明达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高度，也给人类文明以重要启示。西方的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即便与中国文明没有血缘上的直接关系，也与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有着因果关联。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大发明”。

　　毋庸讳言，中国文明到了18世纪发生了逆转。不是中国文明不行了，而是中国文明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没有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形那样，如饥似渴汲取域外文明、异样文明，中国文明在18世纪之后，顶着康乾盛世的虚名，向世界大声说不，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历史逆转，中国从西方人膜拜的对象一变而成为野蛮、不文明、不开化的象征。

　　对于这个逆转，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以“悲情主义”进行观察，以为世界亏欠中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蚀。这个评判大方向当然不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确实在这个时间段深刻影响了中国。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弄清这种影响的真意义。

　　古典中国的文明精致而早熟，是对的。古典中国的文明对域外文明、异样文明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致，接纳、吸收，融为一体，重构自己的文明体系。所以在过去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文化边疆”不断扩大，中国文明的“政治边疆”也随之扩充。从18世纪回望，中国文明从黄河一隅扩大到东亚如此广袤的地盘，并不只是血与火，不是战争，而有着文明的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古典的中国文明只是一个农业文明，是在中国这块以农业立国的土地上发生、发展，古典文明的全部成就都能从这个视角读出新意，从这里才能明白中国文明的真价值、真意义。而西方文明则不然。西方文明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是近代文明，又是工业文明，如果与中国文明相较，显然不是优与劣，进步与落后，而是时代之异，历史的落差。

　　在古典中国文明中，并不缺少工业文明、近代文明的因子。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中国人的商业意识、经商才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相比都不弱。问题在于，中国智慧太高超了，两千年前，中国人为了社会稳定，坚定不移实行“重农抑商”基本国策。两千年不变，于是遏制了商业，遏制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成长，成就了一个“超稳定”的中国文明形态，也使中国再次遇到西方时发生了巨大困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遇到西方，就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开始。中国可能没有走好第一步，但要相信中国文明的基本智慧，中国一定能够像一千多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接纳西方，中国不仅会将西方文明像佛教文明那样吸纳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组成宋明理学，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像过去创造“中国佛教”一样，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就像从东汉至宋明遇到印度佛教一样，异样文明的交流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一个善于学习的文明一定会利用机会改造自己，丰富自己。

　　在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新旧杂陈，旧的未去，新的已来；旧轨已破，新轨未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新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转型没有完成。我们都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份子，学斌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些人物，其实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相似，乃至原型。

　　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学问，历史无定式，是因为历史学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没有办法模拟，没有办法复盘。历史学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吸引读者，启发智慧。

　　学斌就属于很会讲故事的人。读了学斌的新著，写下这点感想，仅供学斌批评，供读者各位参考。

　　马勇

　　201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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