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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主要内容包括：三十年来的清代法律史研究、概念、基本资料与研究路径、基层社会的秩序规范、南部县的历史与社会、国家对宗族组织的管理、宗族组织的内部管理等。

作者简介

　　吴佩林，1973年生，四川达县人。西华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11&ZD093;）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法律与社会，中外关系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八项；出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合著）、《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副主编）；在《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凡例
绪论
第一节 三十年来的清代法律史研究
第二节 概念、基本资料与研究路径

第一章 基层社会的秩序规范
第一节 南部县的历史与社会
第二节 国家对宗族组织的管理
第三节 宗族组织的内部管理
第四节 国家对乡里组织的管理
小结

第二章 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
第一节 纠纷起诉与解决程序
第二节 纠纷处理场所
第三节 纠纷调处主体
第四节 纠纷处理方式
小结

第三章 诉讼到衙门
第一节 诉讼成本
第二节 何以成讼
第三节 诉讼实态
第四节 诉讼策略
小结

第四章 诉讼文书程式
第一节 状式
第二节 差票
第三节 戳记
小结

第五章 民事案件受理的官方规制与司法实践
第一节 案件管辖
第二节 案件受理
第三节 佐杂司法
小结

第六章 特殊人群的诉讼与抱告制度
第一节 妇女诉讼权利之限制
第二节 妇女诉讼与抱告
第三节 抱告制度的“反利用
小结

第七章 衙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思路
第一节 关于传统司法的论争
第二节 衙门判案的基本思路
第三节 影响衙门判案的因素
小结

结语
第一节 对利用清代州县档案的思考
第二节 两个法律体系的纠纷解决特征
第三节 传统社会法律秩序的当下意义

附录
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史料类
第二部分论著类
后记

精彩书摘

　　案件发生在光绪末年。戴汶喜是蓝赵氏之翁姑蓝三贵的雇工，平日与蓝惠田、蓝宝田弟兄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没有主仆之分，蓝赵氏见面也不回避。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初七日，蓝三贵与蓝惠田弟兄都外出赶集，蓝赵氏之姑蓝李氏也外出探亲。戴汶喜趁机调戏蓝赵氏，发生奸情，而蓝三贵夫妇与蓝惠田弟兄均不知情。十二月十一日，戴汶喜见蓝惠田出外，又与蓝赵氏叙旧，此举被蓝惠田回家撞见。蓝惠田便将此事告知蓝三贵。蓝三贵等气愤不过，便投凭约邻董文芳等人，称要将此二人一并送官究治。戴汶喜跪地求饶，蓝赵氏亦惭愧悔过，立誓不与戴汶喜往来。蓝三贵考虑到事关颜面，便将此事隐忍。之后也没有给戴汶喜的工钱，另令各去，事息。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十日，蓝惠田与蓝三贵夫妇出外探亲，蓝惠田之兄蓝宝田因农忙经理农务，也未在家，只留蓝赵氏一人守屋。戴汶喜得知这一消息，下午便混入院内，悄至蓝赵氏房中，欲再调戏蓝赵氏，蓝赵氏不依，双方搏斗，戴汶喜被踢伤。恰好董文耀路过，闻见屋里有人大声吵闹，便走拢劝说。蓝宝田、蓝惠田亦先后回家，问明情由。董文耀将此事告之戴彭氏，投同约邻向戴汶喜查明，戴汶喜承认被蓝赵氏拒绝、踢伤属实。戴彭氏将戴汶喜扶回，医治不愈，因伤殒命。命案发生后，戴彭氏又请约邻看明，遂报案。经南部县初审后，又保宁府招解至四川省按察使司，由该司提案亲讯。
　　该案卷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有保存。③对照《南部档案》，所叙情节并无异同，其裁决方式也完全一样。“将奸夫役死者，照擅杀罪人律减一等，拟流第擅杀绞罪。现经改流，该犯妇应于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上递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系犯奸之妇遵照新章，免杖罚金，徒罪照例收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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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说，法律与英国上院议长修辞中隐喻般的矫饰不同，乃是一种直接的“地方性知识”，其“地方性”不仅针对空间、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针对“情调”而言，因事情发生及经过表现出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的想象力相联系。他自己一向称之为“法律意识”者正是这种特性与想象的结合以及就事件所讲述的“故事”。这段关于法律特质的论述出自吉尔兹结集出版的有关阐释人类学的论文集，该书第八章基于阐释人类学立场，以比较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法律在制度规范和实际运作层面所具有的“地方性”，这一章的题目就设定为《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
　　人类学在今日似乎已成显学，学者争相体认。其实从泛学术史的立场看，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说是一门正趋向成熟而非已然成熟的学科。在该学科的理论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方法之争，莫衷一是。②前者认为人类学的宗旨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后者则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主张研究具体而微的田野个案，对宏观的理论建构不屑一顾。上世纪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的出现使人类学中的“普遍主义”盛行，而该学科中一些人则拒绝接受“结构”的主宰，试图寻求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途径，于是促成了阐释人类学的产生。受韦伯（Max Weber）影响，阐释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从而将文化研究从偏向“寻求规律”的经验科学型塑成致力于“意义阐释”的人文学科。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来源众多，但吉尔兹无疑是该学科重要的奠基人，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人类学者的研究从过去形同自然科学家注重实验室实验，逐渐变得类似文学批评家那样作文本分析和意义诠释了。可以认为，吉尔兹通过建立文化的符号学理论，重新诠释了早先部分人类学者对“特殊主义”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在吉尔兹的话语中，“地方性知识”成为最具个性化特征的表意符号。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强势的西方文化向全球传播，多元的世界文明朝着一元化方向发展，西方学界在理论上也出现类似的趋同倾向。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学术研究领域一度时兴“整合”之风，强调宏观，注重共性，追寻规律，抹杀个性，学术研究亦因贪大而变得肤浅。作为以“全球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性”的反动，吉尔兹标新立异，强调“地方性”，质疑“总体理论”及“全人类性”一类大话和宏观思维的合理性，认为“统一”固然促成了文明进步，却也毁灭了文明固有的多元性状，造成灾难性后果。吉尔兹的这一认知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念具有关联，由于要矫正“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带有求异特征的“地方性”诉求便提上了学术议程。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本来是限于人类学认识范畴的同样具有“地方性”局限的概念，这些年来却被中国学者——至少是具有“后学”倾向的学者视为带有普适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不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法学学者及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用以观察认知文化及社会现象，“地方性知识”概念遂在中国学界大行其道。从这些年中国史学界研究的状况看，随着区域史与地方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在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当然历史学者关注“地方”也有内力驱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家偏重揭示特殊的历史现象，对“普遍性”不感兴趣，也未必认同“普世价值”。在历史学者看来，基于特殊历史现象归纳出的一般性或规律性结论，无法找到同样的历史环境重演以证明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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