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大國的興衰》主要從經濟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的興衰,以及在興衰過程中,對世界格局等方麵造成的影響,尤其是我國讀者更願意關注的19世紀初到新中國建立前後各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大國的興衰》也分析比較瞭中國近現代曆史發展過程中,中外之間的關係,背後涉及到的相關國傢的深層次關係和問題。書中提齣的一些數字資料,還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評價,對我國讀者而言,可能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會接觸到傳統史學書籍中不曾有過的資料和觀點。通過《大國的興衰》,讀者會對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國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紀初英法衰落和美國的崛起,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內容簡介
《大國的興衰》全書共分上下兩冊,對公元1500年以後各國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作瞭綜閤比較,內容涉及瞭軍事與國力、經濟發展周期等諸多理論問題,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綜閤分析諸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著作,為那些渴望瞭解各大國經濟、軍事等國力對比不斷變化趨勢的當代讀者,提供瞭大量翔實的資料。
《大國的興衰》的重點仍未脫離傳統史學的領域——經濟史和軍事史,但其內涵卻有瞭質的變化。正如作者保羅·肯尼迪所言,《大國的興衰》並非一部軍事史,也不是一部經濟史。他通過追述公元1500年後世界經濟力量的變化,描繪瞭國際體係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和軍事戰略的相互影響。
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不光將軍事衝突同經濟變革聯係起來加以考察,而且在論述國際權力體係與全球經濟秩序的關係時,能對公元150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思想、社會、地理、外交等方麵綜閤研究,勾勒齣這一曆史時段的總貌。這種寫法獨樹一幟,打破瞭陳陳相因的傳統,使《大國的興衰》具備瞭全球性的寬廣視野、引人思索的新穎觀點,旁徵博引翔實的曆史資料並富含邏輯嚴密的有力論證,因此《大國的興衰》在1988年齣版後引起瞭美國學術界、政界與讀書界的震動,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大國的興衰(上)》,重點論述公元1500前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主要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
作者簡介
保羅·肯尼迪,英國曆史學傢,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任皇傢曆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重點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係,是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的客座研究員和客座教授,齣版有多部有關海軍史、帝國主義、英德關係、戰略和外交等方麵的著作,在世界史學界享有頗高聲譽。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齣色的,有新穎觀點的書……它用湯恩比式的寫作方法,為那些熱愛曆史的普通讀者齣除去瞭錯綜復雜的瑣碎信息,並引導他們關注那些有價值的曆史細節。
——金融時報
這本極富見地的曆史書已落入每一個華盛頓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瞭分析公元1500年以後的世界範圍內的國力變遷之外,還以這些分析為基礎,宣稱要迴答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國徵程已呈夕陽之勢瞭嗎?毋庸置疑,這是每一個觀察傢都在關注的國際發展趨勢。
——衛報
目錄
推薦序 興衰的秘密/許知遠
前 言
第一篇
前工業社會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
明代中國
伊斯蘭世界
兩個特例:日本和俄國
“歐洲的奇跡”
第二章 哈布斯堡傢族爭霸
(1519~1659)
角逐的目標與紀年
實力與弱點
國際較量
戰爭、金錢和民族國傢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戰爭
(1660~1815)
金融革命
地緣政治
贏得戰爭(1660~1763)
贏得戰爭(1763~1815)
第二篇
工業時代
第四章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
(1815~1885)
歐洲之外
英國充當霸主?
“中等強國”
剋裏米亞戰爭和俄國的衰落
內戰與美國
德國的統一
結論
第五章 “中等強國”的危機
(1885~1918)
世界均勢的變動
大國的地位(1885~1914)
聯盟與戰爭趨勢(1890~1914)
總體戰(1914~1918)
精彩書摘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
16世紀初葉,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齣,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之害。
公元1500年被許多學者當作近代和現代的分界綫,這個時候歐洲的居民們絕對看不齣他們的大陸即將統治地球上其餘大部分的地區。當時人們對東方偉大文明的認識是支離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這些認識主要來源於旅行者的故事,他們在重述這些故事時常常添油加醋。盡管如此,許多人對擁有神話般的財富和龐大軍隊的廣袤的東方帝國的想象,還是相當準確的。當初次接觸這些社會時,它們必定顯得比西歐的人民和國傢得天獨厚。的確,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經濟活動中心同這些社會比較,歐洲的相對弱勢比其實力更加醒目。首先,歐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區,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印度和中國對它們在這兩方麵的地位都引以為豪。其次,從地緣政治學方麵講,歐洲“大陸”的形狀隱含著睏難和危險,它的北部和西部與冰天雪地和大海相連,東麵容易招緻頻繁的陸路入侵,而南麵則易受到戰略包圍。在1500年及以前很長時間和這之後,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僅僅8年以前,西班牙最後一個穆斯林地區格拉納達纔嚮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軍隊投降,但這僅錶示地區性戰役的結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軍隊之間更大規模戰爭的結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動,仍然影響著大部分西方世界,這一事件似乎孕育著更多的東西,因為它絕不錶明奧斯曼土耳其人嚮前推進的極限。到該世紀末,他們已奪取瞭希臘和伊奧尼亞群島、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爾乾半島其他大部分地區。到16世紀20年代,情況變得更糟,當時可怕的土耳其軍隊迫近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南部,奧斯曼的戰船襲擊意大利港口,教皇開始擔心羅馬可能很快就會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運。
雖然這些威脅似乎是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繼任者們新領導的一個整體性大戰略的一部分,但歐洲人的反應是分散的、時斷時續的。不像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也不像莫臥兒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來沒有一個各部分都承認一個世俗領袖或宗教領袖的統一歐洲。不,歐洲是一些小王國和公國、邊境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在西方齣現瞭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主要是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但沒有一個國傢能擺脫國內的緊張狀態,而且每個國傢都把其他國傢看成競爭對手,而不是反對伊斯蘭世界的盟國。
同亞洲的偉大文明相較,也不能說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學或者航海和其他技術方麵具有顯著的優勢。總之,歐洲文化和科學遺産的相當大一部分是從伊斯蘭世界“藉用”來的,恰如穆斯林社會幾百年裏通過通商、徵伐和殖民從中國“藉用”一樣。迴顧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紀末,歐洲在貿易和技術方麵的發展加快瞭。然而,或許最恰當的一般評價應是:在這前後,每個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處在大緻相似的發展階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個領域先進一些,而在彆的領域則要落後一些。奧斯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稍後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北印度和歐洲國傢體係及其俄國人旁支,在技術上因而也在軍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會先進得多。雖然這意味著1500年的歐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絕對看不齣有一天它將齣現在頂峰。因此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和弱點。
明代中國
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傢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隻有5 000萬~5 500萬人口),燦爛的文化,特彆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齣的運河係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並且有受到儒傢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製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於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的確,這個文明受到濛古遊牧部落的嚴重破壞,並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後被濛古人統治著。但是,中國慣於同化徵服者而不是被後者同化,當1368年齣現的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最後打敗濛古人的時候,許多舊的製度和知識都保留瞭下來。
對於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學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必定是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在11世紀就齣現瞭活字印刷,大量書籍隨後齣現。商業和工業受到運河開鑿和人口壓力的促進,同樣很發達。中國的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地加速瞭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11世紀末,中國北部已有可觀的冶鐵業,每年能生産大約12.5萬噸鐵,主要為軍隊和政府所用,比如,100萬人以上的軍隊是鐵製品的一個巨大市場。值得指齣的是,這一生産數字要比700年以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産量還多!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傢,而且在14世紀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濛古人的統治。
對中國文化和技術進步有瞭這些瞭解以後,再聽到中國人已轉嚮海外開發和貿易也就不足為奇瞭。指南針是中國人的另一發明,他們有些平底帆船同後來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樣大,而與印度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從潛力上說與往返大漠商路的貿易一樣有利可圖。許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在長江進行過水戰。13世紀60年代,為瞭徵服宋朝的船隊,忽必烈汗強製組建他自己的備有拋射器的大規模戰船序列。14世紀初葉,沿海榖物貿易興旺發達。據記載,1420年明朝的海軍擁有1 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舶。這樣一支力量還不包括許多私人經營的船舶,但後者同海軍比起來顯得黯然失色。這些私人經營的船隻那時已經在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進行貿易,並為中國帶來收入,因為國傢試圖對這種海上貿易徵收捐稅。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遠徵,是1405年和1433年間海軍將領鄭和進行的七次遠洋航行。這支船隊有時由數百艘船舶和數萬人組成,遍訪從馬六甲和锡蘭(斯裏蘭卡)到紅海口和桑給巴爾的各個港口。一方麵他們嚮順從的地方統治者饋贈禮品,另一方麵強迫桀驁不馴的統治者承認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帶著長頸鹿從東非返迴,以取悅中國皇帝;另一艘船押迴瞭一個锡蘭首領,因為他極不明智,竟不承認天子的最高權力(但是應當指齣,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曆史學傢和考古學傢可以告訴我們的關於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看來大約有400英尺長和1 500噸以上的排水量)來看,他們或許在航海傢亨利王子的探險開始熱心地嚮休達2以南推進之前好幾十年,就可以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1433年中國的遠徵是這條航綫的最後一次遠航,3年以後皇帝一紙詔書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後一道專門敕令竟禁止保存兩桅以上的船舶。此後船隊船員受雇於大運河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盡管有種種機會嚮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誠然,這項決定有一種似閤情理的戰略原因。大明帝國北部邊疆再次遭受濛古人的威脅,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或許是謹慎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一種耗資巨大的奢侈,無論如何,中國嘗試過的南下嚮安南(越南)的擴張被證明是徒勞的,而且代價很高。但當後來收縮海軍的弊端已經顯露齣來以後,看來它仍未重新考慮這個似乎頗為有理的論據。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但它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3。甚至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復齣沒,也未能使當局重新估計局勢。達官貴人們推理說,陸上防禦就夠瞭,因為不管怎麼說,中國臣民所進行的一切海上貿易不是都沒有被完全禁止嗎?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費和其他起抑製作用的因素外,中國倒退的關鍵因素純粹是信奉儒傢學說的官吏們的保守性,這一保守性在明朝時期因對濛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變化不滿而加強瞭。在這種復闢氣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關心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創造基於海外擴張和貿易的更光輝的未來。根據儒傢學說的行為準則,戰爭是一種可悲的活動,而軍隊隻有在擔心發生蠻族入侵或內亂時纔有必要重視。達官貴人對軍隊(和海軍)的厭惡伴隨著對商人的疑慮、私人資本的積纍、賤買貴賣的做法、暴發戶商人的鋪張闊氣,都冒犯瞭這些權貴士大夫,程度幾乎如同他們激起瞭勞苦大眾的不滿一樣。雖然達官貴人們並不想完全停止整個市場經濟,但經常通過沒收商人的財産或禁止他們經商來乾涉個彆商人。中國民間進行的對外貿易,在達官貴人們的眼裏必定顯得更加令人疑慮,而這僅僅是因為外貿較少受他們控製。
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大量技術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修瞭萬裏長城,發展瞭運河係統、製鐵業和禦用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上奏皇帝說,這些都是必須的。但這些事業纔剛剛開始就受到忽視:運河聽任淤塞,軍隊缺乏新的裝備,天文儀器(約建於1090年)缺乏管理,鐵工場被廢棄。這些阻礙瞭經濟的發展。印刷僅限於學術著作,沒有用於廣泛傳播實際知識,更很少用於社會批評。紙幣的使用被中止。中國城市從來也不被容許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宮遷址,帝都亦隨之遷移。因為得不到官方的鼓勵,商人和其他企業傢無法興旺起來。即使那些發瞭財的人,也寜可把錢用於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情願投資發展基礎工業。同樣,禁止海外貿易和海洋漁業,消除瞭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因素。盡管在以後幾個世紀裏,受官方控製的(雖然無疑會有許多逃避監督的)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奢侈品貿易之類的對外貿易仍然存在。
結果,中國明朝時期與400年前的宋朝比起來,活力和進取精神都大為遜色。明朝時期農業技術的確有所改進,但即使這種比較集約化的農業和對邊沿土地的開發利用,也很難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中國的人口增長隻受到馬爾薩斯所說的瘟疫、洪水、戰爭等方式的製約,而這些災害是很難預測的。甚至1644年以後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這種持續的相對衰落。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概括這段曆史。1736年,即(英國)亞伯拉罕·達比在科爾布魯剋德爾的鐵工場開始齣名的時候,中國河南和河北的鼓風爐和煉焦爐已被完全廢棄瞭,而鼓風爐的規模在徵服者威廉於黑斯廷斯登陸4以前就已經很大瞭。這下子它們要等到20世紀纔會重新恢復生産。
伊斯蘭世界
16世紀初葉第一批歐洲航海傢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們雖然對它的麵積、人口和財富留下瞭深刻的印象,但或許已經看齣這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傢。那時對奧斯曼帝國當然還不能這樣說,它當時正處在擴張的中間階段,由於離基督教世界的後院比較近,因此對後者更具有威脅性。從更大的曆史和地理背景來看,大概可以這樣說,事實上伊斯蘭國傢在16世紀已形成瞭世界事務中發展最迅速的力量。不僅奧斯曼土耳其人在嚮西推進,而且波斯的薩非王朝也正經曆著國力和文化的復興,特彆是在伊斯瑪儀一世(1501~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時代;一係列強大的伊斯蘭化的汗國仍然控製著經喀什噶爾和吐魯番到中國的古代絲綢之路,這與諸如博爾努、富蘭尼和馬裏帝國等一係列西非伊斯蘭國傢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國在16世紀早期就被穆斯林勢力推翻瞭;而喀布爾國王巴布爾則從西北部通過徵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於1526年建立莫臥兒帝國。雖然最初對印度的統治並不穩固,但他的孫子阿剋巴(1556~1605年在位)順利地鞏固瞭這個帝國,他開創瞭西起俾路支東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國。在整個17世紀,阿剋巴的繼任者們繼續往南嚮信印度教的馬拉特人推進,這正好是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從海上侵入印度半島的時候,然而後者的規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締造的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還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與之比較起來,基督教傳教團的傳教活動就顯得黯然失色瞭。
但對近代早期歐洲來說,最嚴峻的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當然來自於奧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難以對付的軍隊和那個時代最好的圍城戰法。在16世紀初以前,他們的領地已從剋裏米亞(在那裏他們侵占瞭熱那亞人的商業據點)和愛琴海(在那裏他們夷平瞭威尼斯帝國)延伸到黎凡特。至1516年,奧斯曼軍隊奪取瞭大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土耳其火槍摧毀瞭馬穆魯剋軍隊。這樣,他們在封鎖瞭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後,溯尼羅河而上,並通過紅海推進到印度洋,在那裏遇上瞭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這也令伊比利亞船員不安的話,那麼同土耳其軍隊給東歐和南歐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較起來,簡直算不瞭什麼。土耳其人已經占有瞭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並在瓦拉幾亞和整個黑海沿岸有決定性影響;但在嚮南攻擊埃及和阿拉伯以後,在蘇萊曼時期(1520~1566年)對歐洲的壓力重新開始。那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強大的東方堡壘——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優勢軍隊瞭,它在1526年第一次莫哈奇戰役之後受到蹂躪,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爾在帕尼巴特戰役獲得勝利的那年,通過這一勝利他為建立莫臥兒帝國奠定瞭基礎。是否整個歐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在有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圍瞭維也納。事實上,那時陣綫已在匈牙利北部穩定下來,神聖羅馬帝國從而得以保存;但以後土耳其人仍構成持續的威脅並施加瞭從來不能完全忽視的軍事壓力。而到1683年,他們再度包圍瞭維也納。
奧斯曼海軍的擴張在很多方麵幾乎同樣令人驚恐。土耳其人像中國的忽必烈汗一樣,發展海軍隻是為瞭攻下四麵環海的敵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這種情況,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戰艦序列和幾百艘小船對其進行封鎖,以協助1453年的攻城。此後強大的戰船隊曾被用於橫穿黑海的戰役,用於往南嚮敘利亞和埃及推進,以及為控製愛琴群島、羅德島、剋裏特島和塞浦路斯島而同威尼斯發生的一係列衝突。在16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中,威尼斯、熱那亞和哈布斯堡的艦隊都避免與奧斯曼的海上勢力接近;但到該世紀中葉,穆斯林的海軍在整個北非沿海都很活躍,他們常常襲擊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裏群島,並且最後於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戰役敗北纔受阻止步。
當然,奧斯曼帝國不僅僅是一部軍事機器、一個從事徵討的上層人物集團(像中國清朝時的滿族人)。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羅馬帝國還大的一塊地區和許多臣屬民族中,確立瞭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語言的統一。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和技術上都領先於歐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設備好,並有排水係統,而且其中很多城市還有大學、圖書館和極其壯麗的清真寺。在數學、製圖學、醫學以及科學和工業的許多其他方麵(磨坊、鑄炮、燈塔、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領先地位。奧斯曼從巴爾乾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來土耳其士兵的製度,造就瞭一支虔誠的、統一的軍隊。對其他種族的寬容使許多天纔的希臘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為蘇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鑄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蘇萊曼一世這樣的成功領袖的領導下,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管理著l 400萬居民,而這時西班牙隻有500萬人,英格蘭僅有250萬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0萬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歐洲城市都大。
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也開始踉踉蹌蹌,轉嚮內戰,最後失去瞭支配世界的機會,雖然這種明顯的衰落比明王朝極其類似的衰落晚瞭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一過程是早期土耳其勝利的必然結果:奧斯曼軍隊雖然管理良好,或許可以維持一條很長的國界,但如果不付齣大量人力和金錢的代價,則很難繼續擴張;而且奧斯曼帝國主義與後來的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它沒有順便帶來許多經濟利益。到16世紀下半葉,已有跡象錶明,奧斯曼帝國在戰略上戰綫拉得過長:一支龐大的陸軍駐紮在中歐,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在作戰,一些部隊在北非、愛琴群島、塞浦路斯和紅海作戰,而堅守剋裏米亞以防正在興起的俄國勢力則需要援軍。由於先以伊拉剋而後以波斯為基地的什葉派,嚮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遜尼派在行為與教義兩方麵發起挑戰,使伊斯蘭世界發生分裂,即使在近東也沒有一個平靜的側翼。有時局勢像當時德意誌的宗教鬥爭一樣嚴重,蘇丹隻有靠用武力鎮壓什葉派異端,纔能維持其統治。然而在邊界另一邊阿拔斯大帝統治下的波斯什葉派王國,已完全準備好與歐洲國傢聯閤反對奧斯曼人,就像法國曾與“異教”的土耳其人聯閤反對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與這一係列敵人作戰,需要傑齣的領袖來維持其發展,遺憾的是1566年以後,陸續進行統治的是13個無能的蘇丹。
但外部敵人和個人的弱點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奧斯曼帝國的整個製度像中國明朝的製度一樣,越來越多地受到專製集權和對創見、異端、商業的極端保守態度的影響。一個愚蠢的蘇丹可以使奧斯曼帝國陷於癱瘓,而一個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對全歐洲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由於缺乏來自上麵的明確指令,官僚體係的各個分支變得麻木僵化,它們對一切變故持保守態度,從而扼殺瞭新鮮事物。由於1550年以後沒有擴張領土和隨之而來的戰利品,不滿的軍隊轉而進行內部劫掠。商人和企業傢(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早先曾受到鼓勵,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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