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齐晔、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联袂推荐。

2. 《21世纪思考》以全球先锋视角认识世界的现在与未来，前沿探索建立新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所需的五项变革：全球化与地球意识，科学的平衡与敬畏，和平与女性化的决策， 制度机构的重组，进化、适应与学习。加速构建新世界秩序，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内容简介

通过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理论交融和反思，《21世纪思考》用富有启发性的语言，激励我们去面对建立新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五项变革。本书提出的五项系统性变革包括：全球化与地球意识，科学的平衡与敬畏，和平与女性化的决策，制度机构的重组，进化、适应与学习。这五项变革之间彼此相联系，但是把这些变革作为整体放在一起进行剖析，是十分罕见的。

《21世纪思考》认为，这五项变革已经开始发生，但还需要加速推进。结合科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本书尖锐地质疑了资本主义当前的模式，呼吁世界各国构建新秩序。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所构建的体系走向失败，本书提出的新体系就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界的新选择。本书不仅选取了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运动的先锋视角，而且独创性地将理性分析、个人日志和批判反思融为一体，为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突破性的前进道路。

作者简介

马尔科姆·麦金托什（Malcolm McIntosh），英国皇家艺术与人文学会会员，自1990年开始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和写作，一直在沃维克和考文垂大学工作，并在以下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诺丁汉大学、巴斯大学、布瑞斯托大学、斯泰伦博斯大学、怀卡托大学和悉尼大学。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格里斯菲大学创办了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企业中心，并担任教授。独立或联合撰写了27本著作和许多文章，经常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围绕社会问题、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公司进行研究和评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特别顾问，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动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工作，为英国、加拿大和挪威等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并为辉瑞制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联合利华等全球企业以及众多非政府组织提供管理咨询。担任Journal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创始主编和审稿人。

目录

致谢

序言

前言

第yi章拯救全球性

第二章科学与敬畏的再平衡

第三章共存、和平与女性化

第四章重组与政治经济学

第五章沉静的领导之道：进化、适应与学习

注释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让你的生命在时间的边缘轻舞

如同叶子尖端的露珠

——泰戈尔

万物低垂，好似

绿草边缘上的一滴露珠

——叶芝

序言

这是一本关于“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书，我们也可以称这种“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为快速进化。快速进化是变迁的、必需的、正在发生的且不可避免的。这本书既涵盖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涵盖了理论与实践。书中包含证据、奇闻趣事、思考感悟和热情。该书定位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在我接受癌症治疗期间完成的写作。写作以及我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优秀医疗团队，使我可以继续活着，并有坚定的决心要用正能量来对抗这种深刻变迁的过时的生活方式。与舆论界通常所描绘的不同，这并不是一场战争或斗争，而是一种正常的进化。写作期间我仍然活着！癌症对所有人而言是不速之客，但这就是人生，像坐过山车一样有顶点也有低谷。如果有一天我的精神状态影响到了我的写作，那么我乐于重新看待和评价生活，愁苦主义不是办法。

自我怀疑、反思和批评是奋发有为的思想家和自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zui重要资产。如果你把生命花费在预言、预测和武断地发表言论（有时被认为是教导）上，那么这些事情可以维持你的智慧，但不能让你有能力去公平地回溯和发现细微差异并进行演绎，如果那样我们就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或者说只是一个物种。进化、适应和学习才能使我们成为进步的人类，爱、欢笑和学习也能使快乐的人生和社会成为可能。

在我的事业、写作、公开演讲、电影制作和教学人生中，有时我想去说和去做的事情与我成功说到和做到的事情之间会出现差异。小说家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对此表述得很好：“总是尝试写东西，但总是感觉失败，漂亮的、响亮的、精确的和感人的、痛苦的精神内容，与纸面上沉重的、犹豫的语句之间的脱节，似乎是可怕的不足之处。”1

写作时将读者放在心里非常重要。我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了多年，其间我经常问我的同事他们的电影是为谁而制作，他们心目中的观众是谁。一位曾获得国际奖项的非常著名的制片人称，他制作电影通常不是为了广大观众，而是为了养育他长大的姑母。其他人通常会说他们想到的对象是恋人、搭档、同事或者在他们zui喜欢的酒吧里的某人，然后他们才会想到更广大的观众。

我在撰写本书时心中想的是下一代。为了那些身处不同大陆、拥有不同性情的人，为了这个世界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能拥有一个可以栖息的世界。他们是未来。如果要我指出一个特定范围，那么这本书是为了南非的孩子们。从1998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去南非访问。在纳尔逊·曼德拉94岁生日那天，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得到特权：可以参与来自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附近林妮道什（Lynedoch）小学的所有5~11岁孩子的早会，与他们一起唱“祝曼德拉生日快乐”。漂亮可爱的笼中小鸟也一起清晰地唱着。

曼德拉去世之后那几天，格拉萨·马谢尔（Gra�揳 Machel）和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的宁静端庄挽救了那个滂沱大雨之中举行的追悼会。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升高语调强调曼德拉“释放囚犯和狱卒”，并将南非反对种族隔离与美国的争取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同样的后殖民主义斗争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从澳大利亚到中东。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金钱成为裁决所有美好事物的标准，以及由这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种族歧视。

这本书是乐观的。我曾经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是现在我重生了。就像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有时错误并没有害处，特别是当一个人可以迅速发现它时。”不过这已经花费了我一生的时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同样赞赏试错法的艺术：“批评可能难以让人愉快，却是必需的。它履行着和人体一样的作用，可以唤起我们对改善事物不健康状态的注意。如果危险可以被及时发现，那么就有可能去避免它发生；如果被忽视，那么就有可能暴发致命的疾患。”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你可以通过反复阅读获得启示，也可以读到一些有关人类和宇宙进化理论和实践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以下人物的思想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包括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和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和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和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托尼·朱特（Tony Judt）和乔纳森·格拉夫（Jonathan Glover），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丹尼·道灵（Danny Dorling）。

我不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受到托尼·朱特和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著作《20世纪思考》（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启发而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得益于后见之明，而我却在经历先知先觉的挑战。

这本书涵盖了宇宙学家、进化理论学家、小说家、管理论者、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背景迥异群体的观点，表明这是一份关于发散法的、跨学科的、精练的清单，所以适合那些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观点的人，“我们所能经历的zui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它是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的源泉。一个人如果心存疑惑却不想去探寻，也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其实如同死去一般，就好像一支熄灭的蜡烛”2。

恐惧、自满和行动

这本书阐明了五个简要论点，虽然它们的内涵一点儿也不简单。这五项系统变革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正在发生的。它们是必需的且不可避免的，即便会具有随机性且不一定同步。或许它们必然发生是因为它们必须这样，也或许它们的发生源于生命形态所具有的生存倾向。书中讨论的这些变革是过渡性的、正在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

我们作为物种的困境是恐惧和自满。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可以发现一个有用的例子。这部戏剧在伦敦国家剧院演出时，我不想去观看下半场，即便我们都知道这部戏剧是如何结尾的，就是罗里·金尼尔（Rory Kinnear）演绎了完全令人信服的罪恶的伊阿古（Iago）的角色［后来罗里·金尼尔因他的表演获得奥利弗奖（Olivier Award）］。我非常想像以前的很多人一样，跳到舞台上去阻止奥赛罗，因为他的妻子苔丝狄蒙娜（Desdemona）与他zui好的朋友卡西奥（Cassio）传出了绯闻，他要杀死他的妻子。这在我看来蕴含着生命的寓意：我们知道什么可能会增加死亡率，即便它们不是永垂不朽的，但我们一直被驱动，直到我们再也不能通过即刻行动来拯救未来时为止。

很多人已经对这种看起来安逸实则伴随着罪恶并在我们当中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评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63年在对早些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希特勒的一名中尉）的审判进行评价时，用了“恶之平庸”这样的表述。

我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观看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的《为奴十二年》时感同身受。我感觉我成了残酷行为的一部分。我感觉通过对《圣经》中奴隶主和奴隶交易的引用，我被卷入了每一个罪恶的行动中；我感觉每一步我都与受害人在一起，唱着每一首歌，乐意去践行每一个善意的行动。然而，就像电影中的奴隶一样，在那时我无法行动，我只能坐在观众席中看着不公正在我眼前结束。我想要呐喊！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因耻辱和痛苦而哭泣，直至电影结束。21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仍然有原住民生活着，他们直到现在还活在星期五晚上他们的伙伴被处以私刑的记忆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还没有投票权，在宪法中被当作动植物一样对待。我想要呐喊！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因耻辱和痛苦而哭泣。

活跃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有时会产生同样的挫败感。对于作为与不作为需要有纯粹的想法和明确的意图。从世界范围来看，快餐食品已导致大量肥胖和疾病的产生，并增加了医疗保健费用，但需要多少新闻报道才能使这个庞大的行业停止运营？再如，银行业自从2008年崩溃之后，如何才能使它们投入同恢复自身一样多的资金去服务于社区需求？

就像现代快餐业一样，手枪使用不当也会导致死亡：需要多少疯狂的行动才能阻止这件看起来容易的事情？2012年小野洋子（Yoko Ono）在推特发布了一项统计数据，自从她的丈夫约翰·列侬（John Lennon）于1980年12月8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达科他公寓建筑外的街道被枪杀至今，美国已有105��7万人死于枪击。小野洋子的消息已被1��5万人在推特转发或引述，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

1964年，母亲带我去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听一位她认为“非常重要并且以后将成为更重要的人”的演说。母亲说他是“一位道德领袖”，并且希望我能向他学习，当时我11岁。我们站在一根柱子后面，却能从柱子旁边看到这位演说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他当时是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路过此地。我已经记不得那天他都讲了些什么，但是我感谢我母亲可以让我站在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面前。4年后，1968年4月4日，他去世了，在美国孟菲斯市被人用手枪射杀。但是直到2013年1月，奥巴马总统才开始进行第yi次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枪支暴力犯罪研究，并声明枪支犯罪是关系“国家健康的紧急事件”。

有时这种情况也会打消人的积极性：尽管付出了意义深远且善意的努力，但是世界的每一天看起来都和前一天相差无几。很多时候这是由不知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引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生活都以失败告终，我想知道是否换成优秀的领导人还会如此。但是他们并不像政治家，可能是他们没有时刻意识到他们作为领导人的角色。作为残暴或不负责任的对立面，优秀的领导人可能并不认为他们是领导人，直到有人轻拍着他们的肩膀并告诉他们：“你已经带我们攀上了这座山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并要求应允的国土。”

个人的问题往往过于接近主观，导致人们深陷日常活动和沉思的泥沼。但是，个人的即政治的，而政治可以带来行动。

我慢慢开始明白环境可持续性只不过是人类困境的反复，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得到了当今知识的支持。当我们得知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即我们的生存已经受到威胁，我们所爱的人实际上正在我们眼前慢慢死去，这是对我们圣洁本质的zui后考验。许多气候变化专家告诉过我，当他们晚上睡觉或谈论到他们孙子孙女的未来时，必定会感到内心冲突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球家园的极差状态。

当这些我会定期联系的科学家告诉我那些关于气候变化的显而易见的真相和启示时，我不想去干扰、对抗或者反驳他们。在我能够理解这个说法之前，我不是不相信他们的科学，而是不相信我们如同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ni�恊k）和其他想让我们相信的人说的那样“正生活在终结时代”3。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如果进化、适应和学习意味着人类不能长期繁衍生息，那就顺其自然吧。尘归尘、土归土、星归星。我们要成为一个灿烂的、不可思议的奇迹。顺其自然，随他去吧。正如zui古老的宗教典籍吠陀经中所说：“诸神生于创世后。”

气候变化和冲突

眺望山谷，可以欣赏到绿树、红花、远山、高产田地、林鸟雀跃的美景，海鸥高亢鸣叫、蜜蜂嗡嗡作响，还有割草的味道，所以我不相信没有未来，而且我不认为这是某些心理学家所谓的我个人的自我否定。因为当我以中长期视角回溯地球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时，我对进化的事实充满希望。我甚至不想去深入研究“即使我们不这样做，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等论点。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常规问题，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讨论，来自多个知识性学科且被视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到讨论中，科学已经超yue和脱离了纯粹的气候变化学科，这是个好现象。

启示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思考得太多，我们的思想容易感知到威胁、真实和想象，而且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代欧洲人和北美人的产物。对他们来说，增强稳定性、积累经济财富、增加自由度和参与度，以及延长寿命已经成了人生主题。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片狼藉中的英格兰，成长于满怀壮志的60年代，经历了对社会变迁要么走无私、集体路线，要么走利己主义、新自由主义路线的70年代和嬉皮士一代。但是这些路线之间相互交叉，传递出了各自的愿景，并相互纠葛地走过了40年甚至更久。

我接受读者将这本书作为气候变化的科学书籍进行阅读（但是请看第二章的标题《科学与敬畏的再平衡》），所以这本书并不仅是关于气候变化，而是关于“既然我们知道，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本书备选的副标题可以是：《既然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做？》《这对人与地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这对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我承认已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以碳为基础的经济必须停止。这意味着现代生活的一些主要产品会有显著变化：交通、供暖、农业、化学品、塑料领域的变化是zui基本的。一方面，这些变化中所包含的创新、企业和学习是人类所面临的zui大挑战之一，涉及深刻的变革、混乱和破坏；另一方面，从碳依赖中解脱出来，依靠zui初快速长期增长的投资和之后慢慢减少运营成本才是长久之计。就像修建的桥梁可以维持上百年，一座教堂或寺庙可以屹立数千年。我们已经做到过，我们可以再次做到。

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理想国度，但是，是否通向理想国度的旅程一定是布满荆棘的，它能否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是马克思、达尔文和霍布斯认为的过程充满冲突的说法正确，还是《易经》中隐喻的欣快和自然的观点正确？

企业责任和进步

从前我以协调人、积极分子、出版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身份积极从事企业责任运动。我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其他很多慈善部门、利益相关者行动的成员。我们努力让企业行为改变成为我们认为道义的一方，或者是我们认为的那样。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我现在认识到它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实际上，演讲中的承诺以及一大批自发的企业社会责任举措可能起到了先导作用，使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更多触及根本制度问题的更重大的变革，而不是对边缘部分修修补补。

企业责任运动有几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善意的且有用的，但是根本上是自利的、自我吸收的，且很难带来制度变革。

没有人会支持缺少先进议程却十分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积极分子，如果他们正在通过谈话、谈判和妥协的方式积极zhi力于他们的目标，则将有可能描绘出更好的资本主义蓝图。我们认为企业有可能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具有同情心，企业可以通过“二战”结束后形成的社会契约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形式以及国家的发展来传达它们的变化，同时私人和公共部门也承认了彼此的优势，并且共同转型为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有时公共部门会需要调整，有时私人部门会表现得过度贪心。但是在欧洲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地区，至少通过分权制衡，实现了1945~1980年的黄金时代，实现了增加平等、延长寿命、普及医疗保健、好的福利保障网、全面的就业和日益发展的物质繁荣，在繁荣的民主中一切都在变好。

甚至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欧洲在几乎所有文明指标上的得分都很高：寿命长、提供全民医疗、街道安全、男女平等、腐败率低、收入平等、和平宁静、民主政治、控制枪支、没有死刑4。我们既然已经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加拿大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世界其他地区见证了这些，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它们更加普遍和实现全球化呢？

我zui近认识到的一件令人高兴和惊奇的事情，就是身处群体当中会更有效力。“二战”结束至今已经70多年，不仅欧洲、北美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日本发展得比较好，而且全世界都比以前更加和平了。从统计学上看，无论是婴儿死亡率、教育、和平还是寿命指标，都显示出人类发展已经兴旺起来，作为群体一员，我为我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尽管存在反对者、末世论者以及世界末日学说等，但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如果世界的总体情况是令人满意的，那么为什么进行根本性变革又是必需的呢？答案就是我们现在具有的、做得相当好的范式，未来将不再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种族，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并且具有先见之明；我们必须明白，只有认识到我们是如何发展到当前境地的，我们才能将短期的成功继续下去；必须明白转型对这个世纪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并且承认如今转型是必需的。

于罗宾斯·奥查德

英格兰德文郡南汉姆区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