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裏,湧現齣為數不少的改變曆史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齣現不僅重塑瞭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産生瞭深刻的影響。
內容簡介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裏,湧現齣為數不少的改變曆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齣現不僅重塑瞭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産生瞭深刻的影響。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叢書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係,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
作者簡介
耿傳明,1999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現代思想文化研究。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海內外學術期刊上發錶論文近百篇,主要學術著作有《新時期文學思潮概論》、《獨行人蹤——無名氏傳》、《現代性的文學進程——20世紀中國文學的動力與趨嚮考察》、《輕逸與沉重之間——“現代性”問題視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學》、《周作人的最後22年》、《決絕與眷戀——清末民初社會心態與文學轉型》等。
目錄
引言魯迅:現代文化的“創世英雄”/001
第一章 故鄉記憶與文化淵源/013
1.“居移氣,養移體”/014
2.儒、道、墨、釋之間/033
3.門第、傢世與“遺傳”/039
第二章 “英哲之士”與“大獨”人格/057
1.“私學”:作育“大師”的文化溫床/059
2.“學堂”:製造“人纔”的教育工廠/093
3.“帝國之眼”的凝視與超乎國族的立場/097
第三章 蘇生與毀滅之間的二元選項/119
1.“應然”與“實然”之間的緊張和對立/125
2.個人感情生活的灰暗與亮色/153
3.“藉瑣耗奇”與顛覆及構建/165
4.“跟上時代”與“四麵受敵”/175
5.小說:改造人生與“苦悶的象徵”/180
6.雜文:“寸鐵殺人”與“活體解剖”/200
7.散文、散文詩:幽深峭拔與獨齣機杼/203
第四章 “尋找革新的破壞者”/209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魯迅與授業弟子/210
2.“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魯迅與文學社團/252
3.“真的惡聲”——高長虹其人/270
4.“朝花社”和柔石/286
第五章 “衣鉢弟子”與“精神朝聖”之旅/297
1.“刑天舞乾戚,猛誌固常在”——鬍風/301
2.“識得這個雪峰後,人不言愁我隻愁”——馮雪峰/325
3.“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聶紺弩/348
4.“傳薪衛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蹤!”——蕭軍/364
結語/399
後記/410
精彩書摘
至於禮治文化之下的舊傢族是不是隻有陰風淒淒、鬼氣森森的猙獰一麵.也不盡然,它與個人的性格氣質,境遇遭際有關,即使是同一文化習俗之下,人對之的感受、體驗也會呈現齣多樣性差異性,那種認為一種文化下隻有一個“典型”的想法是源於文化決定論的簡單化的觀念。同是從舊式大傢庭中長大,有人的感受就與魯迅等大不相同。同是五四青年、留美多年又以研究中西政治為業的政治學傢蕭公權,尚未滿月之際,母親就猝死,以姑為母;長到6歲時,祖父又去世;12歲時,父親再去世,改由大伯撫養;等其到上海求學時,則是由二伯父照顧。所以他說:“餘雖早失雙親,仍得教養成人,拜舊傢庭之賜也。”從這種自身體驗齣發,他在《問學諫往錄》中認為…新文化’的攻擊舊傢庭有點過於偏激。因為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醜極惡的。‘新傢庭’不盡是天堂,舊傢庭也不純是地獄”。
傳統大傢庭的存在有其社會曆史的根源,在社會生産力水平較低、缺乏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隻有集大傢庭之力,纔能使傢族延續下去,因此相對於生存的需要,其他都隻能放置一邊。現代文學中的大傢:“魯、郭、茅、巴、老、首”中,竟然有四位都是早年喪父.1949年前後中國人平均壽命纔35歲左右,民國初年更低,沒有傢族的照顧,失去父母的孤兒存活下來會極為睏難。在社會保障闕如的情況下,傢族實際擔負起瞭這種社會責任。但既然傢族齣力將其養大,他自然須對傢族盡相應的職責,所以明代李贄在雲南當知府時,故鄉遭災,族中上百口到雲南找他吃飯,使他大受其苦,但叉無可奈何,
再則對禮治的理解既往也有偏頗和簡單化傾嚮,禮治是因禮而治,並非在上者可以作威作福、為所欲為,而在下者隻能忍氣吞聲、哭告無門,上下的行為必須都符閤禮,纔具有閤法性,所以它對雙方都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像魯迅的祖父介孚公在禮治之下也並非總能孤行己意,為所欲為,周冠五的迴憶中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情,介孚公與他的續弦蔣夫人關係非常緊張、冷淡,他將“蔣夫人”稱為“長毛婦”(因為其曾被太平軍擄掠),經常辱罵。他在金溪做縣令時,曾把全傢都帶去赴任,但是他總是與妾同住,不理會夫人,蔣夫人有一次聽窗,結果還被介孚公罵作“王八蛋”。蔣夫人也不甘示弱,第二天設計邀婆婆戴老夫人同往.結果介孚公又罵”王八蛋”,蔣夫人馬上說:“母親在這裏,你敢罵母親是王八蛋!”介孚公即刻齣去跪倒,但戴老夫人已因為意外挨罵,痛哭失聲!後來介孚公被免職,據說也與此事有關。
還據周冠五記述,周福清其人個性極強:
介孚公清臒孤介,好諷刺,喜批評,人有不當其意昔,輒痛加批評不稍假藉。是非麯直純齣於己意、瑣碎囉嗦,奴奴不休,人多厭而避之。偶值邂逅,則遮道要執以傾之,願下願聽不問焉。多有不待其詞畢托故引去,這亦隻有輩份和他相並的纔可以這麼做,若係小輩隻好洗耳恭昕,非至其詞罄不可。
周福清這種個性也使他吃虧不小,一次他與上司爭吵,知府搬齣皇上來壓他,他在氣頭上脫口而齣:“皇上是什麼東西,什麼叫做皇上。”結果以“大不敬”被參。
介孚公一輩子不吸煙、不喝酒,尤恨鴉片。嚴以律己也同樣嚴以責人,所以得罪的人也多,兒子周伯宜去世,他寫挽聯道:“世間最苦孤兒,誰料你遽拋妻孥,頓成大覺,地下若逢爾母,為道我不能教養,深負遺言。”這個挽聯引起瞭魯迅極大的不滿,對弟弟說:“人已死瞭,還不饒恕嗎?”看來介孚公的“詞典”裏的確沒有收入“饒恕”二字。
介孚公給傢庭帶來的最大的災難就是“科場舞弊案”,這場巨大的傢庭變故不但使周傢迅速沒落,也使少年魯迅經曆瞭由“王子”到“乞丐”的巨大的命運反差,並影響到其一生看待世界的基本眼光和立場,也可以說此事構成瞭初涉世事的魯迅“對於世界的最初經驗”,是魯迅成為“魯迅”的第一個關鍵事件。事件的原委據周作人的記述是這樣的:1893年,周介孚因母親戴老夫人去世,從北京趕迴紹興奔喪。這一年是光緒十九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錶,已經齣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章可能是同年吧,周介孚公是相識的。親友中有人齣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纔,湊成一萬兩銀子,寫瞭錢莊的期票,由介孚公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於經手當然另有報酬。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兄過一麵,隨即差遣‘二爺’(這是叫跟班的尊稱)徐福(實際不是徐福,而是陶阿順,東傢派來幫忙的一個傢丁,對此事完全不知情,又比較固執、遲鈍,事情就齣在他身上,也與介孚公考慮欠周、粗心大意有關)將信附去。那時恰巧副主考周锡黔正在主考的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瞭,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收條?’這件事便戳穿瞭,交給蘇州府去查辦。……
P44-46
……
前言/序言
總序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裏,湧現齣為數不少的改變曆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齣現不僅重塑瞭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産生瞭深刻的影響。 本叢書以“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為寫作對象,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係,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在對曆史的迴顧中,理解現在,展望未來。
本叢書可以說是對以師徒關係為中心形成的現代知識群體的研究。 中國文化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所謂“道”者,意指“終極真理”“一切的本原”,為師者擔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其所擔負的社會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著“尊師”。 現代中國是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舊的一切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土崩瓦解、走嚮沒落,而新的一切方興未艾、勢不可當。 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中,齣現瞭一些為現代中國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開創性的文化大師,他們的齣現填補瞭傳統退位後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為現代人仰慕、尊崇的導師、傳統“聖人”一般的人物。 這些大師級人物大都帶有馬剋斯·韋伯所謂的“剋裏斯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 “剋裏斯馬”一詞,最初用來形容宗教領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後來泛指各類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 馬剋斯·韋伯認為“剋裏斯馬”人物以其錶現齣的某種超凡的品質,“高踞於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 “剋裏斯馬”現象的齣現在其時代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製的錶現,無論是認為“英雄造時勢”還是強調“時勢造英雄”,“英雄”與“時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顯的是一種人與時代的互動:一方麵“王綱解紐”的時代使這類創世精英脫穎而齣,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銳意求變,率先垂範,成為得時代風氣之先的先覺者、預言傢和精神導師,吸引眾人成為他的追隨者;另一方麵,新舊轉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機呼喚著這類人物的齣現,以滿足人們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們的心靈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虛、迷茫,獲得一種新的精神歸宿感。 處於由傳統嚮現代轉換之際的中國社會,齣現瞭嚴重的政治、倫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機,人們對傳統的價值觀念和信仰體係發生根本動搖,社會亟須一種新的信仰,來重新凝聚散亂的人心,這就為“剋裏斯馬”人物的齣現提供瞭眾多的受眾和適宜的時代土壤。 “剋裏斯馬”人物的齣現,可以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一種導嚮,進而轉變人們的信仰和行為,使他們“以全新的觀點去看待各種問題”,因此,“剋裏斯馬”可以錶現為一種變革時代的“強大的革命力量”。 馬剋斯·韋伯認為人類社會迄今共有三種權威類型,它們分彆是:傳統的權威、“剋裏斯馬”的權威和法理的權威。 “剋裏斯馬”權威是介於傳統權威和現代法理權威之間的過渡期的文化現象。
本叢書所包括的文化大師———康有為、章太炎、鬍適、魯迅、周作人、錢穆等大都是在近現代文化學術上創宗立派、開一代風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其中康有為、章太炎兩位是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政學兩界的文化大師,對後世影響甚巨。 康有為自幼期為聖賢,及長更是以“聖人”自居,不屑於詞章考據之學,而專注於義理之學,養心靜坐。 他曾於“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自謂進入瞭“得道成聖”之境。康有為融會中西,由現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齣世界“大同”之說,在其時代收到瞭一種石破天驚的破舊立新效果;他積極投身政治、倡導維新變法,並吸引眾多弟子講學論政,其中以梁啓超、陳煥章、徐勤等最為著名,他們形成“康門弟子”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門派,影響之大,自不待言。 晚年的康有為成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保守主義的代錶人物,在清末民初時代變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對象。 章太炎則以清末“有學問的革命傢”名標青史,他率先倡導民族革命,曾因“蘇報案”入獄三年,齣獄之後,革命之誌更堅,流亡日本、宣傳革命、聚眾講學,深得進步青年學子的敬仰,在他身邊聚攏瞭不少傑齣人纔,其門下弟子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成為瞭其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 章太炎的學問“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緻廣大”,在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具有一種“究元決疑”的思想傢的氣質,以《俱分進化論》《五無論》《四惑論》等名篇,對時代思潮、人生真諦等進行瞭深入的哲學思考和獨特判斷,留下瞭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産。 至於鬍適,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文學革命”的倡導者。 青年時代的鬍適就是一位頗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瞭《沁園春·誓詩》一詞,其中寫道:“文章革命何疑! 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韆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5捲5號發錶瞭《文學改良芻議》,成為瞭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初“發難的信號”。 鬍適的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立場,使他成為現代中國重“問題”不重“主義”的自由主義改良派的代錶,在他身邊也圍繞著不少的追隨者,以傅斯年、顧頡剛等最為著名。 在學術上,鬍適提齣“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針,對現代學術的發展起到瞭導引、示範作用。 至於周氏兄弟,則分彆是新文學的開山祖師和巨石重鎮。 魯迅是一位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傢、文學傢、革命傢,深得進步青年的愛戴,去世時獲得瞭中國“民族魂”的盛譽,圍繞他的魯門弟子鬍風、馮雪峰、蕭軍等人也都在現代文學畫捲上塗下瞭濃重的色彩,做齣瞭獨特的貢獻。周作人在“五四”時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學》成為新文學的綱領性文獻,但“五四”之後的周作人做齣瞭和魯迅不同的選擇,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周作人和錢玄同、瀋士遠、瀋兼士及馬裕藻發錶《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這標誌著周作人在文化立場上開始嚮主張寬容的自由主義靠攏,他其後的散文創作也開始褪掉“五四”時期的“浮躁淩厲之氣”,走嚮平和衝淡,苦澀閑適。 在他身邊,圍繞著俞平伯、廢名等著名作傢,形成瞭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帶有閑適、衝淡、唯美色彩的文學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視的審美價值和意義。周作人又是中國民俗學、古希臘文學、明清文學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繼承並發展其民俗學研究的弟子有江紹原,繼承其明清文學研究的則有瀋啓無等。 另一位國學大師錢穆也是現代文化史上極具代錶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紀是中國文化上急劇“西進東退”的時代,但他逆時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一生為故國招魂”,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延續做齣瞭重要貢獻。 他在抗戰時期撰寫的《國史大綱》,開篇即言“國人必對國史具有一種溫情和敬意”,對其時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進行瞭正麵的交鋒和批駁。 他一生思考的中心問題是中國文化是否在現代還能占據一席之地的重大時代問題,他以其一生傑齣的學術成就被尊為學界的“一代宗師”,也有學者稱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他的弟子餘英時、嚴耕望等也都成為在學術文化領域聲名顯赫的學者。
古人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們在選擇老師、朋友時,會本能地傾嚮於選擇那些和自己誌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師生關係也是如此。 特彆是私學傳統中在師生雙嚮選擇下形成的師生關係,更是一種情同父子的關係,選擇什麼人為師,也就意味著對為師者的誌嚮、人格、學問的整體性的尊崇和認同,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學生對老師有一種孺慕之情,而為師者對學生擔負的是與父母一樣甚至大於父母的責任,所以這種私學傳統中的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成為一種猶如傢族血緣關係一樣的文化群落。 每個師徒群體自有其特質,成員的目標也基本相同,價值觀比較相近,在思想行為上也錶現齣較強的一緻性,成員對群體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這種師徒群體的存在除有利於他們勠力同心、共同擔負起時代賦予他們的重大使命之外,還具有滿足其群體成員的多種需要的功能,如使群體成員滿足親和與認同的需要,滿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並在此基礎上産生自信心和力量感。 學生為自己所屬的師徒群體感到自豪,為師者對於學生也是關懷備至、提攜扶持,不遺餘力。 像鬍適的弟子羅爾綱專門寫瞭一本書《師門辱教記》,十分動情地迴憶瞭在鬍適門下五年得到的言傳身教。 鬍適對弟子的這本小書也十分看重,曾說此書帶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的 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大。 直到1958年,鬍適在颱灣任“中研院”院長時還自費印行瞭這個小冊子,分贈親朋。 再如蕭軍直到晚年還驕傲地嚮世人宣稱:“我是魯迅的學生!”當彆人問他20世紀30年代文壇宗派有哪些時,他的迴答是:“彆人有沒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說,但是我蕭軍有宗派———‘魯宗魯派’!”①由此可見師生關係對於一個人的整個人生可能産生的深刻影響。 這種知識群體中的師生關係一般情況下是親密、融洽的,但師生之間也會齣現齟齬,像梁啓超與康有為在“張勛復闢”立場上截然對立、公開辯難,梁啓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師乃“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這使得一嚮剛愎自用的康有為大為光火,罵梁啓超為“梁賊啓超”,並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並作詩曰:“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 逢濛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當然,兩人多年的師生關係、患難之情並不會就此割捨,事過境遷後,仍會重修舊好,做學生的還是要嚮老師錶示歉意和依順。 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為不滿於老師章太炎贊成“討赤”,寫瞭《“謝本師”》一文,錶示不再認章太炎先生為師。 這雖然從師生感情上來看不無遺憾之處,但也可從中看到現代個人獨立意識對於傳統單嚮服從性的師生關係的突破。 與此相應的是為師者將學生革齣師門的事也時有發生,像魯迅之於高長虹、周作人之於瀋啓無等,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但這種現象本身也提示我們現代文壇上的作傢多是以群體而非個體的方式參與文學活動的,發錶作品的報紙、雜誌多帶有同人的性質,社會文化資源也多控製在名傢之手。 所以被革齣師門的瀋啓無等於被驅逐齣瞭文教界,一時間隻能靠變賣東西為生;高長虹則因為受瞭魯迅的迎頭痛擊,長期被視為文壇異類,聲名狼藉。 總之,以這種自然形成的知識群體為單位,從文化社會學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現代文學、文化的生産機製和文化生態,對我們深入瞭解近現代文學、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雅明曾經說過,“所有文明的文獻都同時就是野蠻的文獻”①,也就是強調文明與野蠻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時代”為標準,時間並不能將“野蠻”阻斷於過去而在未來造齣一個至善無惡的“美麗新世界”。 章太炎早在清末就發錶瞭他的《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 ……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 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①故而至善無惡之境無從達緻。 曆史樂觀主義的虛妄在於其以對曆史進步主義的信仰放過瞭對內在於人性深處的“惡”的警覺;以“新舊之彆”“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取代瞭“文明與野蠻”“善與惡”的價值判斷。 曆史樂觀主義所持有的綫性不可逆的時間觀及源於進化論的人性可臻無限進步論的信念構成瞭現代性的核心,也成為瞭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主導敘事。 對這種現代主導敘事的重新審視和反省也是我們今天更為深入地思考現代性問題的必要環節。 我們力圖走齣那種特定的、單一的、目的性過強的、缺乏距離感的“第一人稱敘事”,以一種更為客觀、多元、審慎的態度來重審、講述中國的“現代百年”,以加深對曆史的認識以及對現實和未來的理解。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學術的進步依賴於一個可以商榷、辯難、交流對話的公共空間,因此“科學”意義上的真理不在於將某種特定時期的特定結論固化為絕對真理,而錶現為不斷地證僞與驗錯的過程,在假設與求證、質疑與抗辯中逐漸切近真實,將認識引嚮深入。 從“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入手研究近現代知識群體的形成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叢書的寫作隻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更為堅實的佳作尚有望於未來。
耿傳明
2010年7月5日於天津
魯迅與魯門弟子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