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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是中国瓷器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集合一流能工巧匠与艺术家们所共同制作的官窑，其成就更是令人赞叹。由于制瓷技术的演进与各朝皇帝的爱好，各种前代所未见到的瓷器被成功地烧制出来，譬如洪武釉里红、永乐白瓷、宣德青花、成化斗彩、弘治娇黄、万历五彩等等。较之民窑，官窑的制作不但精细优雅，而且宫廷用品有其定制常规，不论纹饰、型器、款识都有脉络可寻，所以本书就现在公认的传世品或出土实物，佐以文献资料，从官窑的制度、材料、制作、纹饰、款识等各个角度，来作一个客观的分析与统计。
本书除了从文献的角度进行探索之外，更提供了明代官窑鉴真辨假的入门知识及实务技巧，希望对于后继者的研究有所助益。

内容简介

明代是我国正式没置官窑的开端，随着明代历朝皇帝的好尚与工艺技术的演进，明代官窑显现出多种不同的造形和款式。较之民窑，官窑的制作不但精细优雅，而且因宫廷用品有其定制常规，所以不论纹怖、器形、款识都有脉络可循。《明代官窑鉴定》就目前已被公认的传世品或出土文物，佐以文献资料，从明代宫窑的制度、材料、制作、纹饰、款识等各个角度作了一个客观的分析与统计。

作者简介

曾肃良，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 著有《透视艺术市场》、《当代书画市场》、《古文物探索》、《传统与创新》、《当代艺术广角镜》、《山水画技法》、《山水画技法解析》、《艺术战争》、《冥想手札》、《艺术概论》等多部专著。

内页插图

目录

新版序
自序
明代的官窑制度／001
前言／001
明代官窑的发展与制度／002
明代官窑设置的年代／006
正统、景泰、天顺无官瓷之探讨／007
材料与制作的研究／012
明代官窑胎土的研究／012
明代的制瓷用土／012
明代官窑各时期的胎十特征／014
明代官窑色彩的研究／016
前言／016
明早期：洪武、永乐、宣德时期／016
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时期／022
明晚期：嘉靖、隆庆、万历时期／026
明代官窑的器形和底足／028
洪武时期／029
永乐时期／030
宣德时期／040
成化、弘治时期／052
正德时期／057
嘉靖时期／065
隆庆时期／066
万历时期／074
明代官窑使用的青花料／081
明代官窑纹饰的研究／089
明代官窑的花纹装饰／089
明代官窑特定纹饰的探讨／101
龙纹／101
凤纹／120
八吉祥纹、八宝纹／125
婴戏纹／133
皇室宗教好尚与官窑之关系／139
前言／139
宗教的影响／140
明代帝王的宗教信仰与瓷器装饰工艺的关系／141
洪武时期／141
永乐时期／145
仁宗时期／151
宣德时期／151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154
成化时期／155
弘治时期／157
正德时期／158
嘉靖时期到隆庆时期／158
万历时期／161
明代官窑款识的研究／164
前言／164
古代陶瓷官款源流／169
明代各时期款识／172
洪武时期的款识／172
建文时期的款识／173
永乐时期的款识／173
宣德时期的款识／176
正统年间款识／183
景泰年间款识／184
天顺年间款识／184
成化时期款识／185
弘治朝款识／188
正德朝款识／191
嘉靖时期款识／194
隆庆时期款识／197
万历时期款识／199
明末天启到崇祯时期的款识／201
明代各时期款识和釉色、器形的关系／202
宣德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2
成化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5
弘治朝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5
正德时期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7
嘉靖朝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9
隆庆时期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11
万历时期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12
结论——明代瓷器的影响／216
参考书目／222

精彩书摘

根据明史及《江西大志》的记载，英宗在宣德十年即位之后，为了表示对宣宗的哀悼，曾经依循明代皇室惯例，“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器厂亦曾停烧。”一直要到正统三年，才又行恢复。而我们从文献上得知在宣德八年时，曾由“尚膳监奏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官一员，开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注22），这么庞大的数目，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宣德皇帝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后，即已驾崩，英宗皇帝以九岁的稚龄即帝位，为了服孝的传统，照例罢烧御窑、减免征役等事宜，差不多三年之后，才又恢复生产，所以这些在宣德八年才决定烧制的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的官窑器，很可能只烧制了一部分，便停了下来，直到孝期过了才复窑，把剩下的件数烧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将有宣德款的明代官窑器，从外观风格上分成两大类：一类器形威猛，用笔豪放，色泽浓艳的；一类是器形工整轻巧，用笔雅致，且花纹紧密，仅在用笔重复处才显出浓重的青色，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为宣德时期之宣德窑，而后者，则为正统初期的宣德窑（注23）。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官窑作品，无一件传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史料人手，大略谈谈“土木堡之变”、“景帝以监国继统”及“夺门之变”这三件大事。
英宗即帝位时，年仅九岁，国家方针大计，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尚能维持国家正常的运作。而张氏一死，自小照顾英宗的太监王振便专横起来，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屈腰或下跪的极少。正统十三年，也先向明廷进贡马匹，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的很少，激怒了也先，而大举入寇中原，王振力主亲征，英宗那时年方二十三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甚且不曾出过京师的城门。王振更不用谈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京师出发，未曾遇到敌人，粮食已经吃完，再加上遇上风暴，士气颓丧，终于在距居庸关三十公里处的土木堡战败，英宗被俘。消息传回宫中，监国朱祁钰顺势坐上皇位，就再也不想把皇帝头衔还给英宗。也先将英宗送还之后，他更将英宗软禁起来。此时的景帝很可能将有英宗年号的事物，大举毁去，意图埋没史迹，以维持己身的帝位。就像“靖难之变”一样，永乐帝大毁建文遗物，甚且一把火烧了南京宫殿，即可能造成了目前正统器物的一片空白，但是事与愿违，所册立的太子见济因病早逝，而数年之后，景帝也病了，朝中便在国中无主之下，放出英宗，复辟再即帝位，改元“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之后，大肆报复景帝旧臣，又大毁景泰年号器物，以报前仇，致使正统与景泰两朝二十二年间，竞无一件官瓷传世（注24），所以英宗复辟的天顺元年，由于急需补足有关器用，所以在“天顺元年委中官烧造”（注25）。
另外，依据《浮梁县志》卷八的记载，景德镇在正统至天顺年间，共发生过三次较大的饥荒。即在正统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顺二年，而在景泰三年的饥荒是最严重的一次，很可能迫使瓷业暂时停歇，所以在景泰五年五月“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注26）。而另一方面，在元代已传人我国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原名大食窑），经明初的积极发展，景泰年间，已经相当纯熟，加上景泰帝的喜爱，大量昂贵的色料很可能被挪用来烧制此种所谓“景泰蓝”的器物，而造成色料的匮乏和瓷器生产的冷落。而天顺二年的饥荒，更使得经济拮据，民生凋敝，一再减烧或停烧，在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它的影响，《明英宗实录》：“（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又《明史》卷八十二记载：“天顺八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由于此时期官窑制作的烧烧停停，断断续续，可以说是造成了此一时期器物少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此三朝的器物，目前见到的多是民窑制品，我们只能从这些民窑器看出大略当时的烧瓷风格。大体上说，正统时期的风格，比较接近于宣德晚期，而天顺时期则接近于成化时期，依据文献记载来推断，天顺时期应当是这三朝官窑烧造得数量较多的时代，其时代特点也较为容易辨别，至于所谓正统官窑器，依据江西省景德镇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认为，在永乐、宣德御器厂遗存的同一地层中，挖掘出一批无款青花器，很有可能即是属于正统时期，详细的情形，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前言/序言

　　对于艺术史的兴趣，源自于大学时代，本人于1980到1984年四年间，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学习美术创作的同时，也逐渐对艺术史论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1987年进入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班就读，开始了本人对艺术史论的探索，尤其是对古代陶瓷史的钻研。犹记得在我接触陶瓷史资料之时，正值江西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考古与修复工作紧密地进行之中，许多新的实物证据与文献资料，陆陆续续被考古专家与艺术史学者发现，许多新的见解在艺术史界被热烈地讨论着，当时身为研究生的我，为了增加对考古文物实际的理解，曾经在1989年亲赴景德镇，进行深入的考察。
　　多年来，数以万计在景德镇考古所出士的物件，在文物专家们细心与辛勤的修复之下，一一展现出原来的样貌，部分修复品在1996年曾经到台北鸿禧美术馆展览，本人在仔细参观之余，也对许多物件进行了资料拍摄的工作，此一展览对于学术界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时隔二十年，通过学术界的多方研究，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2001年9月，本人结束了在英国近四年的进修返回台湾，便积极地以新的资料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之中，在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向前又迈进了一步。2002年，《明代官窑鉴定》由台北三艺图书公司以繁体字版出版、发行之后，深获海内外好评，也收到许多读者来函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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