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发展》立足国际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在理论与历史的逻辑上,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统一起来考察,进而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动因。全书分三大部分,一二两章是理论与战略总论。第三到第七章,按国际发展的统一逻辑,分别从外贸、外资、人力资本、技术引进和管理制度五个方面,从实证角度分析中国30年来如何在中外国际互动中获得相对发展。第八第九两章,是展望和总结,对全书探讨的主要议题和中国的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总结。
作者简介
陆德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后发展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政策和企业战略等。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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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现代世界体系解析
1.1 导论:从国际发展视野看“中国奇迹”
1.2 现代世界体系特征
1.3 现代世界新体系市场结构的变迁
1.4 后发展的“机会窗口”
2 中国发展的开放战略
2.1 打开机会窗口:邓小平的开放思想
2.2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与深圳发展案例
2.3 上海浦东新区、沿江沿边开放与中西部内陆开发
2.4 加入WTO以来的全面开放
2.5 开放过程中中外竞合博弈的相对得益
2.6 “人世”案例分析:15年的动态共赢博弈
3 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互动发展
3.1 中国外贸体制与政策的改革开放
3.2 出口贸易发展
3.3 进口贸易增长
3.4 中外贸易竞合博弈的相对得益
3.5 “珠三角”、“长三角”案例分析
4 国际投资中的相对互动发展
4.1 中国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4.2 外商直接投资
4.3 对外直接投资
4.4 中外投资竞合博弈的相对得益
4.5 东莞、昆山和大连案例
5 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
5.1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5.2 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及其跨国流动
5.3 科学、知识资本积累及其国际交流
5.4 在国际加工贸易中“边干边学”
5.5 中外人力资本竞合流动的相对得益
6 技术进步的国际转移
6.1 技 术进步的两种发生机制
6.2 中国的技术引进与学习
6.3 若干代表性行业的技术进步
6.4 中外技术竞合转移的相对得益
7 管理学习与开放式制度演化
7.1 企业管理经验的学习
7.2 政府管理政策的学习
7.3 管理制度的学习及其演化创新
7.4 中外管理制度竞合博弈的相对得益
8 未来发展的挑战
8.1 世界产品市场的挑战
8.2 世界能源资源市场的挑战
8.3 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
8.4 全球金融市场的挑战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2 中国发展的开放战略
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而改革与开放又是互动的。本章从总体上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开放战略,旨在展示: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中国是如何由点到线、由线及面、一步步渐进开放的。其中,加入WTO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完全融人现代世界体系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的开放过程中,中外双方各得“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获得了相对共同的发展。
2.1 打开机会窗口:邓小平的开放思想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2.1.1 中国近代以来的封闭与落后
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经说:由于开放,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也正因为开放,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从秦、汉到唐、宋、元历代经久不衰。
然而,到了近代,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原因是:封建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较稳定,对外来商品有较强的抵制作用,这是闭关锁国的经济根源;而防止中外反华势力的联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是清朝统治的安全需要。闭关锁国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手段,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时,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更多的是使中国逐渐地落后于世界。
闭关锁国的弊端,一是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限制了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二是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大国,盲目排外,保守愚昧。乾隆就曾给英王致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必与外夷互通有无,只不过因为“天朝”所产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是西洋各国所必需的,所以“加恩体恤”。三是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四是隔断了中外科技的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人我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五是科技的落后导致军事力量的薄弱,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邓小平曾总结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2.1.2 先解放思想、开放观念: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案例
30年前,国门洞开,被认为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首先来到了中国,但却一波三折,艰难曲折(房煜,2008)。
开放前夜的1976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安。那时,佟志广(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人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来到驻美联络处,向他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罐装厂。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实际形势,佟志广认为不合时宜。因为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美国的可口可乐,并且它又总和美国大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其形象并不是一瓶饮料那么简单,而带有某种政治色彩。当时的中国还不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一人们认为代表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政治局势渐渐稳定,邓小平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可口可乐总裁访京,实际是来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性。当时已经回京进人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佟志广再次与他见面。可口可乐总裁针对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可能出现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来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因为可口可乐已有80年的历史,这代美国人的父辈、祖辈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欧美人已经习惯了它。至于美国兵的联想,可口可乐总裁觉得可口可乐是生产者,美国兵是消费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系。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的工厂,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可口可乐的工厂,那里的年轻人也喜欢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可口可乐就会到哪儿,因为“我们是商人”。并且可口可乐饮料里面那种被中国人称为“药味”的味道就是中国的味道,是中国桂油的味道。
经过不断请示和反复谈判,1978年12月13日,中粮与可口可乐达成了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可口可乐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装罐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为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
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1948年,那里的工厂甚至成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工厂,1949年可口可乐退出了中国市场。重回中国,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上海设厂。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等声音向上海市政府压来。不得已,只得将装瓶厂厂址设在中粮总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的厂房里,只有一间厂房提供给可口可乐。
当时双方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用30万美元购买浓缩液,其他生产线全是可口可乐免费提供的。可口可乐最后花了100万美元建厂。佟志广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是引进外资的开端。但是,当时是以完完全全内资企业的形式运作的。真正引进外资还不敢想。”
事情一开始是比较顺利的,但后来很快传出了不同的声音。为此,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几点理由:可口可乐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可口可乐用了我们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我们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液,但我们的利润比这30万美元多出2—3倍;我们对其设厂是有控制的。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982年年初,在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设厂协议前,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出现紧急情况之后,当时的国家外经贸部部长请示国务院领导,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广州的工厂最终于1983年投产。有了前两个厂的基础,在上海建第三个厂就比较顺利了。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北京各大报纸对此反应强烈,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中央领导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销售可口可乐。时任中粮糖酒杂品处处长陈光写信给中央领导。信的主要内容是: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销售的可口可乐通过旅游饭店,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丰富了市场供应,同时工厂也获得了可观利润。最后,可口可乐终于获得了内销权利。
2.1.3 让一部分地区先开放、先发展、先富起来
1979年5月,邓小平首次明确阐述了“开放”。他认为,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984年他又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要发展、搞建设,必须开放。但是,怎么开放呢?如果一夜之间把国门全部打开,行吗?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有非平衡发展理念,想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要先发展,必须先开放。于是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成为开放之首选。
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首先,在东南沿海搞对外开放试验,利用广东和福建毗邻我国香港和台湾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华侨众多的优势,设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其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放14个沿海城市,在三个“三角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然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和开放长江沿江城市,同时开放沿边城市和内地省会城市,并由点到线,由线及面,一直漫延到中西部和全国各地。
从南到北、先东后西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先富”带“后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2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与深圳发展案例
2.2.1 开放第一炮:蛇口工业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其价值就在于对国人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整个国家就从这句口号的诞生地——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刘建强,2008;陈禹山、陈少京,2008)。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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